1921年1月1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工人文化学校——位于北京南郊长辛店镇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长 辛店机车车辆厂工人夜校，后来北京大学有一批进步师生（以邓中夏为代表）来这里扎根做教员，成立了正式的劳动补习学校，并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下，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集会。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宣布成立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人们第一次手举写满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举行五一游行。本文讲述了长辛店劳 动补习学校成立始末，有一定的文学加工成分，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的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人工作。
下乡的学生
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正是各大学放春假的时候，太阳快要西斜了，从北京开来的一列火车到达了长辛店车站。史文彬、陶善琮等原来长辛店救国十人团 的几个积极分子都在站台上翘着头望着。火车“嘘……”的一声吐出最后一口粗气，慢慢停稳，他们看见了从车门口露出的一个青年人的脸，连忙迎上去，抢着去接 他手里的旗子。被迎接的人们陆续都下来了。一共十来个人。为首的一个，个儿高高的，脸庞清瘦，双眉浓重，这就使原是温和的面容显得有些严峻。他穿一件蓝布 大褂，戴顶荷叶帽。后面跟的一个，手里拿杆旗子，走出站台便把旗子展开。旗子楚白布的，上面端端证正写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十一个字。
为首的高瘦靑年一面走着，一面手指着车站西边高高的老烟筒问：“老史!那不就是你们工厂吗?好不好进去?”他说的一口湘南话，语音却满清楚。这就是邓中夏(当时名邓康)。
史文彬说：“邓先生!您不是来过吗?”
邓中夏说：“那时候是走马看花，没有进过厂啊。”
武明科他们这几个人却抢着说：“厂里到处是油泥，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
邓中夏笑了笑，看看他们，又问史文彬：“你们各位，有哪几位是工人?”
大伙儿一边走着，一边部介绍了介绍。前几个月办救国十人团的时候，邓中夏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和长辛店这几个人联系过，却不很熟识。这时候才算弄清了：史文彬、陶善琮、陈励茂是工人，吴宗祥、武明科是学生，还有邓长荣、王金波等是工头。
谈了几句，到了大街上，讲演闭就把旗子一插，他们还带了一个留声杌，从街上商店里借来一个凳子，把留声机一摇动，就唱起戏来。这里咿咿哇哇地一唱，马上就招来了一大群小孩子和妇女，围着来听。开了两张唱片，讲演团团员们就开口了：
“同胞们!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今天是来讲演的。头一个题目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
史文彬和陶善琮他们这些人也就站在人群里听。讲了一会儿，看热闹的妇女和孩子慢慢都走了，工厂下班的工人走过这里。这二年他们是听惯了讲演的， 有些人就站下来听。讲演团员一个讲完了另一个讲，讲了四五个人。邓中夏自己也讲了。正讲着，有两个老头路过，站住瞧了瞧，一个说：“又是学生讲演啊?”另 一个说：“是啊。原先学生都是小孩，不知怎么这会儿出来讲演的学生尽是长胡子的。”那一个说：“这你还不晓得?这都是大学生，一出学堂门就都要做官的。” 这句话却被旁边站的史文彬听见了，他一皱眉说：“不知道的别混扯，你见过哪个做官的出一身汗，闹一身土，跑到这乡下地面来跟咱讲话?”倒把老头堵得怪不好 意思，也就站下来听。
他们讲了将近两个钟头。有些最热心的听众就一直站着听到末了。等讲完了，连讲的人和听的人腿都站酸了。讲完以后卷起旗子到艺员养成所去休息，谈 以后互相联系的办法。邓中夏特别提出来：“以后一定常常来讲，就希望有个固定的房子，哪怕是没有桌凳的空屋都可以，那样，使听讲的人也可以固定下来，效果 更好些，”武明科一听就连声抢着说：“行!”又说这样我们这里就不愁没有人了!我们这里就没几个有文化有知识能办事的人，要不然，我毕了业该留法的，大家 怎就都不放我走呢。说：‘你走了，救国工作靠谁呀!’现在有你们，就好了。”两个工头也随声附和。邓中夏又看了他们一眼。史文彬却恳切地说：“来吧!再来 了，我准带您到工厂去。”后来，算是说妥了：由长辛店这边想办法找固定地方，幷且确定了一定的人联系这件事情。
一九二〇年秋天一个晚上，邓中夏和史文彬一起在长辛店到芦沟挢的大路上蹓跶着。这时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讲演团隔一个星期来一次，他 们也讲女人不要裹脚，也讲反对不平等条约，已经来过好多趟，人也慢慢熟了。除了讲演以外，邓中夏常常和朱务善、杨人杞两个同志一块几到长辛店来，找长辛店 的积极分子谈话。他们把长辛店的几个积极分子分析了一下：几个工头对没名没利的事情根本不热心;武明科那些，看来靠不大住;无论按阶级成分，按觉悟程度， 按为人的诚恳忠实说，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所以他们就常常找史文彬了。
邓中夏问了这两年工人爱国活动的情形，史文彬就把怎么成立救国十人团、怎么抵制日货、游行、讲演……从头到尾都讲了一遍。邓中夏问：“后来怎样啊?”
“后来……”史文彬皱了眉：“后来武明科他们说，要用文化救国，只要普及教育就能把国家救了。又说各界救国会一开会一大屋子人，吃饭人不少，用处可不多，要办点实事才行，所以我们就凑钱办了个夜班通俗学校。”
“这学校又怎么样呢?”
“学校就由我们几个认识字的工友教课，来上课的工友也不多，越办越不起劲，又没了钱，现在他们正打算把它关门。”“这么样办‘实事’，也没有救了国啊!”邓中夏笑着说了一句，便把话头转过去，细问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情形。
一提这个，史文彬就自然地越说越起劲了。他说了什么叫做“锅伙”，什么叫做长牌和短牌，又说了“三节两寿”怎榉送蒲包随份子，挨了刷怎祥上门求 情，工头怎样克扣工人，还说了老工人怎样临死下决心不叫孩子上工，结果没饭吃还是得上工;而在上层呢，中国嵇査钮孝贤是中国处长沈承俊的女婿，外国厂务总 管麻商是外国厂长祚曼的丈人。这真像老工人说的，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工人生来穷手艺，累折了腰板还受穷。”
邓中夏凝神听着，脸色十分严肃。然后他问：“老史，工厂里我已经看了一下，你再带我到锅伙里去看看，行吧?”
史文彬说，当然行。”停了一停他忽然问：“可是您为什么老要看这些呢?以前来讲演的大学生，从来没提过要看这个。”邓中夏笑着说：“大概我和别人有点不同吧。他们不看，我却一定要看!”
史文彬领着他到工厂里去，那时候工厂的门禁不严，外人进去没人管。史文彬领着他去看了机车大修，正六月天，看了铸工场那烤得人站不住的大火炉， 又看了双手抡着大锤的锻工。他还问这些机器和工具的名字，史文彬就指着吿诉他，什么是钳子，什么是车床，小工具是干什么用的。他都仔细地记下来。又到锅伙 和工人家里去访问工人。一到屋期天，别的大学生去逛市场、看戏，他们这几个青年一大早就坐着火车到长辛店来找工人朋友了，这仿佛就是他们的假日旅行。
到一九二〇年冬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长辛店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据点。他们硏究了一下，原来那个夜班通俗学校是个可以利用的基础。打算就着 那个基础来办一个工人的补习学校。他们也考虑到，原来那个通俗学校里有几个工头，将来不能合作。可是，目前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在长辛店有点儿地 位，利用他们出头，学校倒还此较容易办起来。
把要办学校这个意思跟夜班通俗学校的人一谈，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史文彬说这两年干了一阵，就怕是瞎干，早就盼望着你们在这几长住着，我们往下干 也放心了。”陶善琮是个热心“文化救国”的，他也很愿意干。武明科高兴地逢人便说：“这正是我们早就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他一听办学校，就自己跑进城去 到处找教员，找到一些正在北京翊教寺办“平民学校”和“平民织布厂”的无政府主义者门上。工头邓长荣一听说这回办学校要在报上登广吿，算他是个发起人，名 字要登报，也很高兴，答应去往官府呈报，还去找在长辛店最有势力的火车房大总管郭长泰，请他赞助。
呈文递上去了。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捐了一点钱来，做开办费。房子是工人刘彬去租的，在长辛店大街中间当铺口胡同口上，三间平瓦房， 两明一暗。外面两间通连一大间，算课堂;里面一小间有个土炕，就算教员宿舍。凭那点儿开办费置桌椅板凳还不够，史文彬、陶善琮他们商量了商量，就出去找工 友们捐。有个火车房的司机叫黄义，手头宽裕点，他出了一个桌子和好几条长板凳。几个工人积极分子也都拿了些缺腿儿板凳来，现成的木匠，修了修，就算都齐备 了。
开辟
学校马上要开学，共产主义小组的人们来得更勤了。
邓中夏和杨人杞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起来到长辛店，学校里已经有了桌凳，工人们已经从家里弄了油瓶和油灯来，点上了灯，炕里也生了点火。共产主 义小组常来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铺盖搁在里屋炕上，谁来了谁睡。正忙着开学准备工作呢，邓中复出去了，只剩杨人杞一个人就着摇摇晃晃的油灯坐在板桌旁边，桌上 堆了不少各色各样的“平民识字课本”、“国语课本”以及谈平民教育理论的书。他一面翻阅着，一面考虑。油灯十分暗淡，他渐渐觉得疲倦了，眼皮儿直打架，却 老不见邓中夏回来。
一直等到十一点多;邓中夏才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了。一进门，解去了绒帽和圆巾，拂落了棉袍上的雪花，用口呵着冻红的取手，神色却十分兴奋，动作也轻捷，仿佛还可以再出去跑几趟似的。杨人杞问：“你又到工人家里去了?”
他笑着点头，说：“就是。”
杨人杞指着桌上的一堆说：“快开学了啊。”
邓中夏一面脱衣服爬上炕去，一面说：“我这正是为开学作准备啊。”他上炕躺下，头一着枕，不久，杨人杞就听见他平匀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他们俩很早起来，杨人杞一面整理被盖，一面说：“南方人睡这土炕总是睡不惯，硬得很，我一夜又没大睡好。”
邓中夏顺口说：“北方人都是睡这个。”
杨人杞又说;“在学校里不觉得，到了这里，就感觉北方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格外痛苦。就像那窝窝头，我家里虽然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这个却从来没有吃过，吃下去，喉咙里实在有些不太舒服。”
邓中夏笑着说：“我一顿却能吃三个哩。”
杨人杞也笑了，他说：“也怪。你也是南方人，倒是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
邓中夏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了，他说：“因为啊，……因为我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要去干革命，什么榉的艰难困苦都还在前头等着，现在的这点儿，不过是开端的开端罢了。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这热窝头真是很好的饭食了。”
“你说得对。”杨人杞点点头，脸色也变严肃了。
邓中夏又接着说：“我到好多工人家里着过，有整齐的炕和篾席睡，有干净的玉米面窝头吃，能过这样好生活的工人，并不算多啊!”他说着，轻轻叹息了一声，语音沉重起来。
不大一会儿，朱务善也来了。北大的几个青年都赶来了。外间屋没有火，他们都挤在里间小屋的土炕上，喝着白开水，谈论着未来的美景，和这些时工作 的威触，越谈越起劲。朱务善说：“我觉得工人们真是诚恳忠实，一见面就令人向往。”又有一个说：“一到工人中间，就觉得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少。”
“但是将来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多。”邓中夏的语音是坚定的。
他们谈到了将来的工作，又谈到了课程的内容。
共产主义小组要创办这个学校，当然是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既是办补习学校，文化课是不能缺少的。大伙儿决定：设一课“常识”把他们要向工人 傅播的思想都放在这课里讲。另外还设国文、数学两课。邓中夏说：“教工人识字读书还是重要的。文化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仙丹，但是它是个必要的工具。不识字 没有工具，对接受新思想是一个大阻碍，文化课还应该郑重地安排。”
大家就商量用什么识字课本。有一个北大学生说：“吴稚晖才编的有一个平民常用二千字的课本，就采用这个，也还方便。”大家也觉得那个本子字儿似乎也还齐全。
邓中夏却摇头，他说：“不!我们不用他的。”他也不同意采用共和国国文课本，主张自己另编。他说：“应该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 都编在这课本里。要叫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样写、锉刀是哪两个字。课本可以这样编：作工、干活、钳、锤、锉、锯……都用什么工具，我也不太清 楚，反正应当学这些才好。”
就这么着，按邓中夏的主张通过了。指定人编了课本。
接着又宣布了派来两个长驻教员，都是北大学生。一个叫贾祝年，一个叫王铮。别的人，也随时来讲课。学校的招生简章决定发表在上海“劳动周刊”上，还发表一篇文章介绍这个学校的创办经过，同时把简章贴到长辛店的街头巷尾，由史文彬他们去动员学生。
在学校里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了。学校里除了几条旧木板凳以外，没有别的设备，讲台是用土坯垒的。门口没有木牌，就用一张白 纸写着“劳働补习学校”六个大字。按那时革命人物的习尚，把劳动的动字写作“働”，这是一个日本字。——那时候，许多革命书籍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革命 思潮正通过日本传来。
学校里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有将近二十个工人来读书。史文彬、杨宝昆、王俊、陈励茂……都是最早的学生。教员除了长驻的两个以外，邓 中夏每星期来讲两次，杨人杞也是每星期来，后来又派了长驻教员吴容沧，还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团结在小组外围的一群革命青年，大家都经常来讲课。 象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陈为人……这一批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员，也是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这时差不多都到长辛店来过。他们大家轮流来 教“常识”课。李大钊这时也曾亲自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来视察。来过的教员真不少，要说数目，差不多和学生一般多。
课本虽然编了出来，却没有条件印刷。一开始，就由教员用粉笔把课文写在黑板上，学生们照样儿抄下来。过了些日子才有了油印的课本。
晚上八点来钟，学生们来了。土坯讲台上一张板桌，桌上点起一盏煤油灯，那点光亮刚够让学生看见黑板，教员拿起了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作工、劳 动”四个大字，这就是一课书。他.先教学生把四个字认识了，又讲了字义，接着，就发挥起来。他说做工最光荣，劳动最伟大，这就叫“劳工神圣”。
一个工人说：“穷工人有什么伟大的?伟大还受穷?”
教员等他说完，用询问的眼光看看大伙，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想想，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咱们工人不盖房，谁也没地方住。工人不织布，谁也没衣裳穿。世界上哪个人离开工人也不能活。难道作工不伟大吗?”
工人们都点点头。
教员又问：“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受穷吗?”
一个工人随口答了一句：“人家都说是命苦呗!”
教员就又讲起来了。他说明工人受苦是因为受了有钱人的剥削。譬如，我们住的是锅伙，我们盖的楼房却被有钱人住了;我们穿的是面口袋，我们织的绸缎却被有钱人穿了，……享福的，子子孙孙老享福，受罪的，世世代代老受罪。这不因为别的，都因为有“剥削”。
识字课本里念到“铁路”，教员就讲：“咱们现在服务的这条铁路，就好此一条大蟒。各国都拿着刀来了，都要割它的肉。我们国内拿事的大人物们，就 专指着铁路向各国借款过曰子。这儿借、那儿借，中国的铁路和出矿产的地方都要归人家了，我们大伙就都完了。”他又打个比喻：“这就好比一家子，当家的不干 正事，把产业都给别入顶了账，家里就要归别人管了，家里人不是就要受痛苦了吗?这个就叫‘帝国主义的侵略’。”
工人听了，都觉得说得很对。他们也在课堂里发言。这个说：“就拿咱们厂的法国厂长祚曼说吧!这个家伙本来是个屁事不懂的窝囊废，可是他挣的钱顶上咱们五十个工人。”那个说：“罚人的能耐可大，两个黄眼珠一瞪，就罚一块，一还嘴还加倍。”
工人们都把帝国主义走狗欺压自己的事情一件件倾吐出来。
教员等大伙说完，又说道：“咱们受穷受苦，这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来想想，应该怎么办?”
他这么一问，把大伙问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来。只见教员站起来，由桌子上拿起一张白纸，两手将这张白纸扯平，让靠近他坐着的一个工 人用手指往纸上戳，一戳纸就破了。教员又拿起来三张纸，还让他戳，一戳又破了。最后，拿起来一大叠纸，这个工人连戳了几下，手指头都痛了，可这回一张也没 有戳破。大伙莫明其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教员将纸放在桌子上，对大伙说：“一张纸一戳就破，可是一叠纸用拳头打都打不破，我们工人也是一样，五人团结赛 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枪炮也没有办法……”工人们睁大两眼听着，眼睛都亮了。他喘了口气儿，又接着问：“你们常到芦沟桥去 玩，知道：桥墩是什么作的吗?”
“是砂子、石子加洋灰呀!”
“对，砂子和石子，本来是散的东西，经不住风吹水冲，可是要和洋灰掺知一块呢，还是那沙子和石子，它就能经得住上千吨的桥梁，永定河再大，水流得再急，也冲不动它了……”
“先生说得对，咱们穷哥儿们所以受压迫，就是因为不团结，从今以后，只要大伙心齐，结结实实的抱成团儿，什么事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 了。”教员的话正触着了史文彬自己心里早在想的问题，他早领会了这意思，抢着发表自己的见解。工人们都点头信服，有的还髙兴得鼓起掌来。
每一个教员都讲这祥的故事，孙臻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吴容沧讲的一个打虎的故事。他说：“老虎在山上称王，张牙舞爪断道吃人，谁也不敢惹它。有一 次，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联合起来，一下子把它擒住了，老虎再凶也架不住人多……”他们讲得特别多的是外国老寓言里边那个老头儿临死叫孩子们折木棒的故 事。有时候他们把木棒改成白纸，有时候又改成束秸秆儿，反复地讲，为了把“要团结”这个主要的意思牢牢地扎在工人的心底。
真是蜡不点不明，灯不拨不亮，这些简单的革命道理，像一阵卷风，渐渐把工人们心中的乌云吹散了。常识课从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一直讲到政治 上，讲到什么是政党。先讲资产阶级的政党，后来讲工人阶级的政党，讲到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有政党，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理论，讲到为什么要 承认苏联，讲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讲课内容慢慢的深入和系统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者”、“共产党”……也都在这个学校 里出现了。不论是北京来的教员还是长驻的教员，下了课以后，都一个劲往工人家里跑，进一步深谈工人阶级要取得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道理。他们把一些革命的 理论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带给几个最积极的工人看，这些书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早的翻译版本。“共产党宣言”的 封面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马克思像，下边还有四个字，马格斯像”。说实在话，这些理论书，当时工人们还不怎么读得懂。巧是当他们知道这就是共产党的书以后，都 当宝贝似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到秋天，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史文彬、杨宝昆、王俊等就都参加了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
年轻的教员们抛掉大学的学业，来挤着住在这间小房里，连点灯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现借来的。一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饭，还省下几块钱来 买茶叶糖果，好招待工人来学校里座谈。他们这份儿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动了。谁也不再把教员们当成一般穿长褂儿的先生看待，常有工人请吴容沧、老贾……上自 己家去吃饭、喝酒。先生也不再讲客气，不再分彼此。吴容沧常在工人家里和工人一起就着咸菜喝老酒，一喝就喝上几两。
到四五月间，学校里已经有四十来个学生了。一到星期天，好些不上学的工人也跟着学生们到学校里来玩。后来教员们从城里弄到一架破风琴，好几个教员都会编歌词，吴容沧还会作曲。他就坐在院里弹着风琴，把自己编的歌儿唱给大伙听：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工人大家跟着学唱。每到星期天，悠扬的琴声和这新鲜有力的歌声就从当铺口学校里传出来，压倒了大街上宝局子里赌钱的人们的吆喝。一院子唱唱闹闹满热闹。这学校真是个有意思的好地方，去的人越来越多了。
中国工人第一次“五一”大会
到四月间，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已经四个月了，邓中夏同志研究了情况，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考虑进一步的组织了，就打算在 这年五月一日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大会，来一次扩大宣传，同时也就着个大会把工会成立起来。他特地由北京来到长辛店召集教员和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开会研究这事 儿。一九二〇年长辛店是庆祝过五一节的，可是那一次参加的人很少，一般工人还是不大知道“五一”是怎么回事，这一次就不同了。邓中夏同志先把为什么庆祝 “五一”向大家作了解释。这几个工人在劳动补习学校里早就知道了要办工会，一听说工会这就要成立，心里乐开了花，都举双手表示赞成。开会前十来天，大家就 忙着准备起来。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在上课时间，就向大伙讲五一节的来历，叫大伙团结自己的伙伴，到“五一”这天去参加庆祝大会。
史文彬在厂里，开口要作宣传，他刚说了一句：“哥们!邓先生说：再过几天就是五一节了……”一个楞磕磕的小伙子就抢过去：“唉呀!这有什么说头!过年过节是有福的人的事。咱们一年三节就喘不过气来了，还经得住又添个什么节?”
“是啊!怎么又添了个节，这又是什么花招?”其余的工人都附和着问史文彬。
史文彬笑了笑说：“这个节气啊，可不一样，这是咱们工人自己的节气。”
“自已的节气?真稀罕，祖宗三代压根也没听说过咱们这帮受罪的穷哥们自己还有什么节气。”
史文彬给大伙讲五一节是怎么回事。有的工人听了就说：“天下还真有专门给咱们穷哥儿们办事的。既然是为咱们过的节，那咱们为什么不去过过呀。”
没几天，“五一”要开大会过节的消息就在厂子里嚷嚷开了。劳动补习学校里真像个过节的样子，北京大学一些学生也来帮忙。在学校读书的工人们在练 习唱自编的五一纪念歌，还赶排了两个戏，也是北大学生自己创作的。还有人用刀子把整令的红绿纸咯吱咯吱的裁成方块块，赶做了好几百面小旗。
史文彬等几个人，东家找杆子，西家借木板，在娘娘宫里搭了一个大席棚。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回到学校去也把长辛店要开这个会的事情传开了。由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找北京大学印刷所代印了好几十种简明通俗的“五一”传单。
“五一”大清早，工人们换上干净的衣裳，成群结队的到娘娘官来了，还不到八点钟，娘娘宫里就挤满了上千号人。大伙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显得比往日高兴亲热。一会儿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和北京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到齐了。
经过事先的宣传，北京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知道了长辛店工人要开这么一个庆祝五一节的大会，这可是一件新鲜事情，所以好多人都闻风而来。有市内别的厂的工人，还有从天津、保定来的工人。
另外，北京大学里本来有各种思想各种派别的人，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崇拜巴枯宁的，有国民党的，一听说有这么一个大会，他们也都借这个机会来活动活动。“晨报”和“京报”的记者也到会采访。
八点半钟，摇铃开会了，陶善琮首先上台讲了几句。紧接着，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们就排成整齐的队伍，精神换发地走上台去，唱起五一纪念歌来。这歌词是：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拚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富贵贫贱，贵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台上的工人挺着胸脯放声高唱，歌声好像五月里大海的涛声，眼晴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台下的工人睁大眼看着他们。自己的伙友们这样的姿态和声音，是 大伙儿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乍一听到，不由得心里都震动起来。歌声一落，台下顿时爆发了摇山倒海似的掌声和欢呼声。大会执行主席报告开会宗旨，说明了五月 一日是世界劳苦工人团结的节日。后来，就由大会的几个筹备人推了一个姓马的工友上台去报告发起组织工会的缘起。他响亮地说：“现在军阀成年打仗，工人生活 太苦，我们组织工会就是专为团结起来跟压迫我们的军阀、总管、工头们奋斗的!”
天津、保定来的几个工人都上台去讲了话，北京大学来的学生、在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全都争着上台。史文彬也讲了。他们这些人讲了反抗强权，讲 了世界各国都有工会，讲了工人应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一小时教育……差不多把他们所知道的各样新思想都在这儿倒了出来。讲话的人越来越多，越讲劲越 大。到会的工人，有许多本来只以为今天是来过节，到这儿听到了这些想也没想到过的议论，和这些仿佛海外奇谈的事情，都觉得新鲜极了。先后差不多有二十个人 上台讲演，每一个讲演的人都受到鼓掌欢迎，工人听得一点也不觉厌倦，有的人还高声叫好。
工头邓长荣也来了。他本来也算是劳动补习学校的发起人，家门口还挂着一块“英才教育”的匾，是张国焘找人给他写的。可是，他这人名声是要的，事 儿却不管，所以他也闹不大清楚劳动补习学校这些时候在干些什么。这一天他兴兴头头地也跑来开会，一听这些外边来的人和劳动补习学校的人说的这套，虽然不能 完全听懂，可也听出来这是要反对压迫、反对上司的意思，包括反对工头在内。这可真是他想不到的，当时就气得再也听不下去，拉着他的两个同伴走开了。
大会兴高采烈地通过了成立工会，邀请同志参加工会，和举行示威游行三项决议。一千多号工人像是冲破堤坝的洪水马上整队出发，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把昨天晚上糊好的小旗发给参加游行的工人们，小旗上写着：
“工会成立了!”
“工会是最好的法子!”
“平等!”
“最合理的事情是每人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一小时!”
“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
“我们的仇敌是不劳而食的人!”
工人们接过小旗唰唰的挥舞着，整整齐齐的走出娘娘宫，大伙的头抬起来了，胸脯挺得格外高，步子也迈得结实有力。这个古老小镇的街道两边、尾顶 上、墙头上，全黑压压的挤满了观看游行的人，连附近种地的农民，也都扛着锄头跑来看稀罕。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们，一路上带领着大伙扯开嗓门高呼着口号：
“劳动万岁!”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休息!”
“一小时教育!”
“五一节万岁!”
一面喊着口号，一面还精神抖擞的唱着歌儿，游行队伍拿到了事先准备好的“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几十种小册子和传单标语，把这些宣传品都散发给观众。大街上口号声、
唱歌声，和挤得风雨不透的观众们的欢腾叫嚷，像一阵互大的风暴，震动了这古老的长辛店，连当时的“晨报”也这样写道：“一时叫号声唱歌声杂出， 几乎把火车汽筒的声音都压住了。”游行队伍经长辛店前街到后街，最后又由后街回到前街娘娘宫内，三次高呼“劳工万岁!”工人们才慢慢的散去。
这天晚上，娘娘宫内张灯结彩，工人自己演出了话剧和相声。大伙吃完了晚饭，又都到这儿来看戏，工人的家属和小孩也都来了。这真是在过节了。邓中夏同志看完戏以后，就住在长辛店。
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纪念五一节的第一次大会，第一次五一游行，并且在纪念大会上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在这以前，中国的现代化产业工会，只有三个。而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统一建成党)领导下成立的工会，长辛店工会要算是最早的一个了。
虽然这个工会当时还没有什么完备的组织，可是，这一面红旗是从此打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