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确认自己的战争罪责究竟难在何处？打印页面

为什么战后日本能够不承认战争罪行?究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清算和斗争得不彻底。二战结束时，美国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主导其进行社会改造，但出于私利考量，并未彻底清算日本的罪行，留下了后患。

　　战争责任观是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在战后对这场战争责任的认识和态度。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东京审判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企图抹杀日本战争罪责的言行都是徒劳的。

　　然而，战后日本现存政治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历届政府，虽然对这场战争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精神力量——军国主义思想的残余，却没有因国家战败而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

　　日本靖国神社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3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公开否认东京审判正义性的日本政界要员大有人在，屡见不绝，日本极右势力日趋活跃。

　　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战争责任观。日本朝野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对这场战争虽然怀有“参加了糟糕的战争”的模糊“后悔感”，但并未明确认识到战争的侵略属性和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相反，却以“不得已”“没办法”的思维逻辑去理解这场战争。因此，有必要从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发展轨迹，对日本战后的战争责任观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

歌颂天皇-宫廷集团的战争责任观

　　日本天皇-宫廷集团在这场战争中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是战后日本朝野在战争责任观问题上认识最为模糊，同时又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战前的日本遵奉“皇国史观”，即日本由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国民永远效忠天皇。这种历史观在日本根深蒂固，甚至在日本战败后，天皇制依然保留下来，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在日本国内是难以根除的。

　　日本在战后重建中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评价天皇?于1926年继位的裕仁天皇，是这场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但在战后依然成为日本的最高元首。“皇国史观”严重的日本人认为，天皇并没有什么变化：天皇在战前和战后都是恪守和平、反对战争的。于是，日本出现了一种为天皇-宫廷集团辩护，否认天皇战争责任的观念。

　　战后，日本出版了许多相关书籍：儿岛襄的《天皇》、小堀桂一郎的《宰相铃木贯太郎》、胜田龙夫的《重臣们的昭和史》、河原敏明的《天皇裕仁昭和史》、秦裕彦的《裕仁天皇的五大决断》、半藤一利的《圣断——天皇与铃木贯太郎》、杉森久英的《近卫文》等，均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应由旧军部主战派承担，而天皇则是一贯站在和平主义、立宪主义立场上的。

　　1988年4月29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裕仁天皇在位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称：“在并非出于陛下本意而爆发的上次大战中，由于陛下不忍给国民带来更多痛苦，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断。”

　　另外，中曾根还认为，战前的日本“处于立宪君主制之下……大体上实行了虽君临而不统治的原则”，所以“天皇完全是个和平主义者，为了避免战争做出了全面的努力。把日本推入战争的是军部的好战、开战派一伙人”。日本文艺、舆论界更是宣扬天皇的“和平主义者”形象。例如，《日本最长的一天》《军阀》等影片把天皇塑造成一个全心全意祈求国民幸福与世界和平，令人感激涕零的圣君，一个始终如一的和平主义者。

　　这种战争责任观片面强调天皇-宫廷集团与旧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的对立，否认其政策的一致性，并把前者视为旧军部推行侵略国策的一贯抵抗者。诚然，天皇-宫廷集团曾拥护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立场。根据当时日本的政体，天皇虽然不直接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但如若不经过其批准，日本任何政策都不具有法律效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国策都是在天皇批准后执行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韦伯爵士在东京审判时就指出：“天皇的权力，在他结束战争时毫无疑问地得到了证明。和结束战争一样，他在战争开始时发挥的显著作用，检察方面已经找出了不可否定的证据……进行战争需要天皇的批准。如果他不希望战争的话，他可以不作批准，说他也许会被暗杀不是问题的答案。这种危险是即使有危险也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的一切统治者都面临着的。任何一个统治者，在开始侵略战争这一犯罪上，不能因为不那样做生命会有危险，就认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应当得到宽赦。”可见，天皇-宫廷集团绝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辩解史观

　　日本重整军备后，赤裸裸为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开始甚嚣尘上。1948年初，为了对付东亚、东南亚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国改变了过去的对日占领政策，决定尽快把日本重建为远东的桥头堡，把日本垄断资本重建为美国的远东兵工厂。于是，日本对旧军人的清洗令全部解除，过去的军国主义分子纷纷出笼，又耀武扬威横行起来。

　　在此背景下，日本理论界出现了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反动战争责任观。其核心实质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战争的责任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事情，企图通过强调遭受侵略国家的责任，来否定日本的侵略罪责。

　　以日本影片《战争和人》为例。影片中日本侵华战争似乎是由中国引起的：“济南惨案”是“日中两军在济南发生冲突”;“九一八事变”是因为日本人在满洲受到非法和无理迫害，导致日本不得不出兵保护侨民在华利益;“七七事变”是“由于前天晚上正在演习的日本军队遭到中国军队的非法攻击……”，日本军队才因此反击。一系列谎言无疑是在给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借口。

　　更有甚者，极力美化日本的战争观。1934年的《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写道：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皇国所有的使命、皇军应负的重责，在驾驭这种野心与霸道，并使之驯服，终于化为柔和忍辱的大和魂，与坦坦荡荡的皇道合为一体。而能使战争引导到这种境地，这就是国防的使命”。

　　在日本人眼中，在华扶持汪伪政府也成了为世界和平作贡献的“好事”!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伪满、汪伪政权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中写道：“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原来的特质，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并以此为核心，对整个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而在日本天皇于1942年12月8日发布的《宣战诏书》中，军国主义侵略成了与各国“敦睦邦交”，反法西斯战争成了“扰乱和平”，挑起太平洋战争成了“自存自卫”。日本侵略缅甸、菲律宾并成立傀儡政府都成了“民族独立”，是“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并对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贡献”。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日本似乎是出于“自卫”和被迫才发动侵略战争的。

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

　　自明治维新以来，旧日本海军就一直同旧日本陆军存在矛盾，但矛盾只限于各自武装力量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战指导上，并不影响他们充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外侵略的工具。

　　但是，战后日本理论界却出现了另一种战争责任观：强调旧日本海军与陆军的矛盾，企图美化海军，推脱责任。主要代表作品有：宫野澄的《最后的海军上将——井上成美》、生出寿的《反战大将——井上成美》、阿以弘之的《井上成美》、市冈扬一郎的《短视的研究——推动日本前进的海军精英》、中川靖造的《海军技术研究所——电子学王国的先驱者》等。

　　在这些作者的笔下，旧日本海军将领俨然成为和平主义的使者和日本科技事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而被描绘为“反战大将”的海军上将井上成美，从1937年7月到1943年7月在指挥对中国的战略轰炸中，夺去了33万多名中国人的生命，超过43.2万名中国人被炸伤。

错误战争责任观影响下的日本社会暗流

　　错误的战争责任观令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在日本再度活跃。二战后已有多位日本首相以公职或私人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2015年8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参拜靖国神社，而在8月15日，安倍晋三通过其特别助理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到1987年10月1日，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3%，其直接后果是，占大多数人口的“纯战后派”对侵略战争缺乏亲身感受，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令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的欲望。甚至有人认为“这场战争已失去了时效，如果日本人总是拘泥于战争责任，这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亚洲来说也没有好处”。

　　战后日本在军事上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加强海上自卫队建设，大有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做出了战后以来内政外交的两个重大突破性行动：一是出巨资支持多国部队的海湾战争;二是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决定向海外派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观点认为，该法案为日本向海外派兵开辟了道路，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一个转折点，违反了日本和平宪法。

　　21世纪以来，日本继续加快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想极力摆脱战败国的束缚，右翼势力暗流涌动，否认、歪曲、美化其侵略历史，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战犯“招魂”，国内弥漫着一股要与中国一争短长的军国主义躁动情绪。

日本不承认战争责任的主要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审判和清算，而美国没有把日本天皇送上审判台，客观上等于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这是日本至今未能进行战争反省的最主要原因。即使是战后走和平主义路线的吉田茂首相，在其所著的《日本史》中也没有表现出彻底的反省精神，不但为天皇辩护，而且声称战后“日本失去了68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将近战前领土的一半”，全然没有反省日本武力扩张的罪责。

　　第二，美国对日本实行所谓“间接统治”的占领政策，保留了大批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冷战时期，美国改变了曾一度推行的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防止敌对势力东山再起的对日方针，转而“化旧敌为盟友”。大批对战争负有罪责的人未被解除清洗，有些人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一重大转变使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被搁置起来，战争的“责任”问题被“历史地”封存起来。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更是起到了某种“解封”的作用，使那些被长期封存的错误和反动的认识如同毒雾似地冒了出来。

　　第三，由于朝鲜战争的需要，美国改变了禁止日本生产兵器的规定，要求日本恢复生产兵器，向朝鲜战场提供汽车、炮弹等特需物资。于是日本经济就出现了“特需景气”。据统计，1952年末，特需兵器出口额仅有700万日元，但到1954年却猛增至151亿1100万日元，几乎都是枪炮、子弹类等武器。

　　第四，美国屡次要求日本为同盟关系作贡献，纵容日本松绑。实际上美国非常清楚日本的底数，但美国更应该想明白，如果放狗咬人则很可能被狗反咬一口。因此，美国应当切实对日本负起责任。

日本应树立什么样的战争责任观

　　二战后，日本政府在侵略历史问题上一直奉行强盗逻辑，大行“日本式诡辩”，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翻案的活动尤为嚣张，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之为“日清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一场驱逐满清“蛮夷”的正义之战;将侵华战争包装成为民族生存进行的“圣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将掠夺财富的无耻强盗行径美化为帮助中国走出荒蛮、走向文明的“大义之举”;只字不提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的恶行，却捏造事实竭力表现“皇军”的“亲善”。

　　近期，日本当局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慰安妇是国家制度、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力图突破和平宪法和二战后的国际格局。

　　日本在历史、领土和安全等问题上屡屡刺激、挑衅亚洲邻国，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重整军备、扩军备战，大有复活军国主义之势。自安倍执政以来，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对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是否会走上军国主义老路都感到忧心忡忡。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提出日本战争责任观问题，不仅仅是对这场战争的狭义“反思”，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战争责任作为“今天”的问题，即赋予战争责任以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强调战争责任不容推卸，战争历史不容篡改，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发动战争的国家与人民简单地背上父辈们的侵略罪行包袱，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刻剖析上一代人发动战争的历史根源，切实总结战争教训，从根本上清除一切不利于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思潮，为人类进步、繁荣事业做出一个战败国应作的贡献。

　　正如1951年5月22日周恩来所说：“对日和约的最主要目标……应该是使日本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并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保证日本不会再度成为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侵略国家。”这才是正确的战争责任观的逻辑起点与最终目的。

　　然而，恰恰是日本的言行未能使曾饱受战争伤害的国家安心和放心。尽管这些现象好像是支流和暗流，但是其罪恶影响却不容低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只有十几个党员的德国工人党，当时有谁能想到，正是这个党在20年后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灾难最深重的世界大战呢?由此可见，树立什么样的战争责任观，对世界和平关系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日本的战争责任观问题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日本安倍政府总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过去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集团掩盖侵略罪行，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开脱历史责任，以此逃避本应承担的正视历史的道义，摆脱国际社会对强征慰安妇、劳工等历史问题的追究。今天的日本如果不真心反省、忏悔、谢罪，任由右翼势力胡闹，又有谁能保证日本不会重蹈覆辙呢?

　　从日本的民族特点和战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战争观来看，日本树立正确战争责任观的难度很大，这就需要世界和平力量长期不懈地努力，对种种歪曲、篡改甚至否定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所负战争责任的言行，表明立场，警惕日本重建军事大国的行动。这是一切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