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1日合并三篇旧博文重写

前言：本文为什么要重写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得“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共产党抗日武装最高荣誉是获得英模称号。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然而，这些年来对抗战的史学研究、媒体报道、影视宣传中的历史观问题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无度美化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将领，无故掩盖广大国民党士兵所遭受的残酷虐待，无端淡化代表广大敌后抗战军民的草根英雄。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已经泛滥成灾：在共产党执政之下，揭露国民党军队残酷压迫士兵的作品要被主流媒体屡屡封杀，贬损“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战草根英雄的作品及其谬论却能经“名人”“名刊”广为传播，甚至爱国学者郭松民、梅新育痛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竟要被“人民法院”传唤去接受起诉……

为了反击在抗战史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笔者将8年前的三篇博文合并重新撰写如下：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赴台湾参加“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纪念抗战60周年活动，其间，有幸获得第六任会长（第三任会长蒋纬国）谢元熙中将亲笔签名赠送的一本“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编印的《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我借阅拜读后，感触良多，其中之一，就是国共两党抗战英雄之比较。

一、国民党抗战最高荣誉获得者多为文武高官

据《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所刊载的荣鉴光教授《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国光勋章”为“国家至高荣誉”，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505号》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勋奖条例》时制定，“颁授捍御外辱、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之军人”。“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系于民国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由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颁行。该条例第四条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于攘御外辱，保卫国家时，立有特殊战功者，得给予之。”

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获国民党政府授予国光勋章的蒋介石

然而，《陆海空军勋奖条例》关于“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的规定，并未落实。

在荣鉴光教授《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中，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授予170人“青天白日勋章”，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受勋者4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

在其他9人中，已知属于非军队系统高级官员的有5人，即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蒋宋美龄，国民政府的部长和次长共3人，省主席1人；属于军队系统但军衔不详，在本文中暂按将级军官统计有粤汉铁路车站司令张定世（粤汉铁路车站司令直属铁道运输司令部）；在《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上职务不详，却能查到其职务和军衔为营、团职校官的有2人，即松山战役期间，远征军第8军103师309团3营营长黄人伟，第8军荣誉第1师3团团长赵发笔；职务和军衔不详的只有1人，即序号为“063”的东北军黄心培。（见附表）

综上所述可见，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授予 “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

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占比83.72%

校官22人，占比12.79%

尉官3人，占比1.74%

军士2人，占比1.16%

士兵0人

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

虽然，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虽然，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者以士兵居多，虽然，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明确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但代表“国家至高荣誉”的“国光勋章”及其次的“青天白日勋章”却96.51%都授予将校以上的文武官员了，其中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地方官员又占了83.72%。“国家至高荣誉”获得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与阵亡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呈反向金字塔状。面对这样一个战争背谬，人们不能不探究其深层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在中国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

“强国论坛”上的一位署名“傲雪的红梅”的网友，在其《想起电影〈三毛从军记〉》的帖子中，回放了张乐平先生和电影编剧兼导演张建亚先生源于生活而创作的经典形象：

三毛端掉了鬼子的炮兵阵地，立了功，师长也因此立了功，师长获得了勋章，三毛获得了锦旗，师长要和三毛合影，师长胸配勋章，三毛双手端着锦旗。

记者让三毛把旗举高点，三毛举过胸脯，不行，举过脖子，还不行，直到举过头顶。好，行了，喀嚓！照片见报，师长全副戎装身配勋章神气活现地站着，身旁有一面“抗日英雄”的锦旗，三毛呢？只剩下飘在锦旗顶部的三根头发毛。

蒋委员长的电影画外音：要用千万个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英雄史，基本上就是这样被知识精英书写成就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三毛从军记》中依仗其话语霸权剥夺“草根”英雄荣誉并专为权贵“打粉”的“记者”继承人，又收复了曾经被逐出一块块“英雄史观”的舆论阵地。

二、共产党抗战最高荣誉获得者的民本特色

与国民党军队授勋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虽然在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授予我军一大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指战员以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但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我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授予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具有记功性质的最高荣誉，是授予英模称号。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记载，我军（含我党领导的武工队和脱产的地方武装）抗战期间共授予183人英模称号，除营职2人、团职2人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与国民党抗战象征最高荣誉的勋章多授予高级将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树立代表最高荣誉并广为宣传的抗战英雄模范有着鲜明的民本主义特色：

特色之一，是我军抗战英模以基层指战员为主。在抗战期间我军授予的183名英模中，有150名是我军正规部队的指战员，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营职干部2人，团以上领导干部只有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王宗槐和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2人。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马立训，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在基层连队，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任常伦连”；在基层指挥员中，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等等。

由此，昭示了国共两军依靠阶级基础的根本不同。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葛振林

特色之二，是大量表彰民兵和普通群众中的抗战英模。除了上述150名正规部队的指战员被授予英模称号外，还授予30名民兵和3名普通群众以英模称号，这两项合计为33人，占抗战英模总人数的18%。这其中的民兵英雄有山东海阳县 “地雷大王”于化虎，“太行地雷大王”王来法，河北曲阳县“太行勇士”李殿冰，怀来县“夺枪英雄”师胜生，“首创赤身战术的民兵杀敌英雄”李金和及李新云，女民兵“神枪手”冯凤英；还有普通农民群众中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冀中子弟兵母亲”聂大省，等等。

仅此一条，就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特色之三，是抗战英模事迹类型覆盖面宽。不仅包括战场上的“侦察英雄”、“孤胆英雄”、“刺杀英雄”、“杀敌英雄”、“爆破英雄”、“爆炸模范”、“地雷大王”、“登城英雄”、“救护英雄”、“单臂英雄”、“单手战斗英雄”等，还包括反映我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中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以及“模范共产党员”、“模范指导员”、“爱兵模范”、“模范学员”、“文化学习模范”、“青年英雄”、“劳动英雄”、“造纸英雄”、“生产模范”、“群众工作模范”、“模范医务工作者”、“战邮模范”、负伤致残回乡生产的“荣军旗帜”，等等。

这一切，不是人民军队是无法具有的。

特色之四，是“草根”英模“草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其中包括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和“战评”制度，而“战评”制度的内容之一，就是组织广大指战员评选战斗功臣，并在功臣中进一步评选“英雄模范”。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次强调：“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其他一切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特色之五，是“草根”英模占领舆论阵地。在毛泽东旗帜指引下，旧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英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草根”英模形象开天辟地占据了文学、文艺舞台。在那个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年代，普通战士“狼牙山五壮士”、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等“草根”英模，纷纷进入学校课本，致使他们的名气远远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还有根据真实人物真实事迹改编的影剧《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节振国》《八女投江》等，更是让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深入民心。

有资料披露，解放初期中共中央曾有规定，宣传英雄人物原则上限制在连以下指战员。不论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

特色之六，是中国共产党对“草根”英模备加关爱与精心培养。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冀东军区所属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据《节振国传奇》作者、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回忆，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当年赴延安时，曾经向毛泽东主席专门汇报过节振国的事迹。毛泽东当即指示：“像这么好的工人游击队长，应该好好保护。冀东地区抗日斗争很残酷，不要让他牺牲了。”遗憾的是，节振国此时刚刚牺牲，只不过日本鬼子和汉奸不敢相信，还在继续搜寻令他们胆寒的“白脸狼”。

冀东抗日英雄节振国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中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我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我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有人考察过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历史上的立功条例，结果发现，对领导干部立功的约束条件，越往后，越严格。

三、两种英雄观和两条抗战路线的昭示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的做法，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这，也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公知”最不愿正视的基本史实。

解读国民党军队抗战英雄精英主义特色的缘由，我们不妨借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所引用的史料：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1941年重庆的国军新丁

国民党士兵

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更是愤慨：“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面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腐败行经，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不难想象，在国民党军队，当维持士兵生命的食品都要肆无忌惮地盘剥，代表国家“最高”和“次高”荣誉的勋章，又如何能拱手相送？

10年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某报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刊登了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针对流沙河的谬论，我曾专门撰写了《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予以批驳，用大量国民党当局及军政要员、美国记者和美国国务院的公开史料，展示了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残酷虐待士兵种种劣迹，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

——国民党政府公布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注：抗战八年实征壮丁可能不止1405万人，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1942年9月5日日记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抗战前5年实征壮丁年均200多万人，抗战最后三年实征壮丁年均才100多万人，这不合情理，因为大量基层的史实表明，抗战最后两三年征兵数量大幅度增加），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在视察役政情况后向蒋介石报告：“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某“统兵大员”（可能是陈诚）认为，合格入伍者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在一千万左右。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著书记载：“在许多区域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国民党的壮丁营如同纳粹集中营。

——白修德甚至断定：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壮丁！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著书强调：被国民党政府“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展示国民党“精英主义”英雄观与中国共产党“民本主义”英雄观的立场分野，联想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残酷虐待士兵的种种惨剧，不能不使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朱德同志1945年4月25日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条抗战路线区别的经典结论：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不难看出，两种英雄观代表了两条抗战路线，其背后的政治立场分野是鲜明的。否定这一点，不管其主观意图怎样，客观效果则是粉饰残酷的阶级压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在《包身工》课文被删除的同时类似“窑奴”事件又不断出现的今天，坚守民本主义英雄观的史学阵地和舆论阵地，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和谐社会，意义深远，且任重道远。

抗战期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军衔统计表

主表依据：荣鉴光《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2015年7月30日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