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共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打印页面

78年前的七七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在今日（7月7日）的《人民日报》中刊发《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一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结束于70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火燃及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共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被卷入其中。这场战争是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给人类带来的一场劫难，是世界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文明与野蛮力量之间的一场大决斗。环顾这场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20世纪30年代，亚欧两大战争策源地先后形成，日本、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先后在亚欧点燃世界大战战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为维护和平正义、拯救人类文明而战的世界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抗日的号召。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随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10多个文件，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号召民众起来抗日，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日本侵略、收复领土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在党的号召和推动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早9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中共中央号召党团员深入到东北农村组织和动员群众，组建游击队抗日，1933年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东北抗联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成为东北抗日的主力。东北抗联转战白山黑水，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艰难地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首役之功。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在积极倡导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维护国际和平的主张。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明确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我们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重申：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通过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世界联盟的主张传递给全世界。

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8年2月，为声援在英国召开的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反侵略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1939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提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1941年7月，周恩来撰文指出：“我们抗战四年，久已成了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如果敌人一旦北进或南进，我们更应努力牵制敌人，使其陷于两面乃至多面作战的困难，以尽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员之一的责任，那才不愧为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才真能以中苏英美为中心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

反抗消灭法西斯、维护人类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世界和平正义力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法西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居窑洞，观天下之变、谋时代大势、指未来之路，在中国和世界上大力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那些最初隔岸观火、绥靖中立、祸水外引而最终被战火烧身者相比，则显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胸襟宽广的大局观。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对中国抗战发挥重要作用，也对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和基础。1936年7月，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博大胸襟，捐弃前嫌，放下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最终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汇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共同奋斗。1938年初，毛泽东在给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题词说：“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包括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代表参加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向中、日、苏、美、英发布告人民书。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而开展的一次重要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阶段，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也大大加快。中国共产党认为，正确处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以前者促成后者，是争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1941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指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朱德任书记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研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军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延伸，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倡导者，而且是重要推动者。以局部推动全局，从中国着眼世界，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和升华。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能否取得这场亘古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奇观。中国共产党一面艰难地坚持抗战，一面大力配合、策应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在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科学预见：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系统阐明抗战时期党的基本方略，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抗战的军事战略是“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撰写了指导抗战的军事理论文章《论持久战》，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科学预测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阐明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迎来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队作战和民兵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军事理论武器，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赞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当年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日本军事评论家久住忠男承认：“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军事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着重向敌后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开辟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独立的广大敌后战场，形成与正面战场夹击日军的战略格局，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当时正面战场大规模作战行动减少，而八路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动百团大战等一系列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坚定了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信心。同时，侵华日军则集中兵力打击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间，敌后抗战遭遇空前的困难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无所畏惧，英勇抗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艰苦地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1943年秋以后，敌后战场逐步扭转战局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上半年进入全面反攻，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战绩辉煌，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同时，党的自身力量也获得空前壮大与发展，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25亿。敌后抗日武装共伤亡61万多人。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感叹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纵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战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决定性作用。早在东北局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和朝鲜抗日志士一起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武装，携手并肩，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组织和发动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支持和帮助日本反法西斯战士成立“觉醒联盟”等反战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中共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时报》的影响，英、法、德等国家的下层华侨与当地爱好和平正义人士一道，直接或间接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各地号召或组织华侨及当地民众，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中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日斗争。由中共华侨党员组织领导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四八支队”，以八路军新四军名字缩写而成），在菲律宾沦陷期间始终坚持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美国军队反攻菲律宾作战；受中共影响的华侨青年纷纷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坚持抗日斗争，为当地抗日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立下功勋。在美洲，一些受中共影响的华侨青年积极参加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及洗衣馆业联合会，开展各种抗日援华活动；由中共华侨党员唐明照等主办的《美洲华侨日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号角。受此等影响，有13000多名华侨青年参加美军，征战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情报战线的反法西斯斗争。1941年苏德战争前夕，中共中央把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阎宝航关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通报给苏联，为苏联提早进入战备争取了宝贵时间。1944年夏，中共中央又将阎宝航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部署的详细情况报告转给苏联，为苏军消灭这支精锐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策应与配合。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得到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组织和人民的关注、同情和支持。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等外国医护人员和记者深入中国敌后战场，到最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作战地区采访，写出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通讯报道。

全国性抗战伊始，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提出：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的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党内指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另外，在大后方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友人，积极开展抗日外交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的认可和重视。1944年6月起，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进行访问。1944年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又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长驻延安近3年之久，其成员还专门考察了晋绥、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绝不是惧外媚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多次会谈，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沟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参与发起创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夕，为了使中国代表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广大解放区的民意，中国共产党多次明确提出要派代表参加会议。经过中共的努力和争取，以及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得放弃单方面包办、垄断中国代表团的企图。1945年4月至6月，中共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召开期间，董必武不仅参加第三委员会关于成立安理会提案等问题的讨论，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庄重地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会议结束以后，董必武又前往纽约，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做了大量工作，如出版散发英文版的《中国解放区实录》，介绍中共的抗日战绩和解放区建设发展的成就等。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带有普遍性的战后国际问题和与中国相关的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鲜明主张和要求。1942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应当成为人民的胜利，各国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应当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1943年1月中美、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签订后，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决定，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也指出：真正的平等的地位，“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同年11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又指出：一国之内不同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在国际国内民主机构中所享受的权利，应视这个力量对反法西斯所作的贡献而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除中国自身问题外，《论联合政府》还积极呼吁帮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民主制度，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以及希望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参与联合国的成立，一起推动制定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联合国宪章的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国际新秩序也开始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以联合国的成立为起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机制开始形成，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世界进步力量不断壮大，旧时代列强争霸的国际体系和世界殖民主义的基础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动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殖民地、附属国的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逐渐兴起，并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历史昭示未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保卫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不论是在当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进步与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今天，面对新的时代潮流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领导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