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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铁流:一本《共产党宣言》与农民兄弟的传奇

作者:铁流 来源: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的的中国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开印时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这本小册子后来流传到鲁北平原上的农民手里, 被农民兄弟奉为《圣经》,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上的农民革命斗争,演绎了一段鲜为人知革命传奇故事。1975年1月,病重的周总理曾经派人多次寻找这本《共 产党宣言》,周恩来去世一年后,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它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 级革命文物。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讲述了这段被革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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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的春天,我们再次来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阳春时节,这里桃红柳绿,草长莺飞。九十年前的1924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天,刘集村秘密成立共产党支部,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战争年代,刘集村是远近扬名的堡垒村,被誉为“小莫斯科”。

  一棵大槐树青翠欲滴,飘着醉人花香,掩映着党支部的旧址。农家小院里,石榴树绿影婆娑,仿佛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透过紧闭的门窗,我们似乎看到,摇曳的油灯下,一群农民兄弟正在低声热烈地讨论着,炕桌上摆着一本印错了书名的小册子——《共党产宣言》。

  鲁北农民与《共产党宣言》的那段传奇故事,已经堙没在了历史深处,今天重新打捞起来,或许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些许的思考和启示。

  1920年 2月的北京,寒风格外凛冽。在北京已无法立足的陈独秀,被迫离开这危机四伏的险地。

  天还没亮,李大钊化装成账房先生,乘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城。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英文小册子,郑重交给陈独秀: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您把它 藏好,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这是第一本入门之书,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

  陈独秀轻声念出书名:《共产党宣言》,太好了!

  离京后的陈独秀,为日后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0年3月底,蒋炜国生父戴季陶委托《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找一个高手,把他从日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翻译过来,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邵力子说: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戴季陶眼睛一亮。此时,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师风潮”刚刚结束,作为这次事件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望道已成为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由于深知翻译难度极大,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戴季陶只是提出请他“试译”。

  听说戴季陶要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大喜过望,也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道捎上,供陈望道参考——三十四年后的 1954年10月,陈望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周恩来特意问他,《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

  陈望道带着重托,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杭州“犯过事”,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如果话传出去,人家随时会上门来盘查他,他没得安宁不说,翻译《共产党宣言》也不安全。

  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

  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相中了自家屋旁的柴屋。

  当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事,不能让人家晓得,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大家长个心眼。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一家人有些紧张,一个个使劲点着头。

  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因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译者从未遇到过, 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有的译者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将“社会主义”译成“安民新学”。

  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又力推白话文,再加上他精通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也算是胸有成竹。

  即便如此,细细诵读多遍后,陈望道仍感到十分棘手,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试译”的原因了。

  “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让他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划,划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一些词语,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逐渐准确、通达、雅致起来。

  整整一个月,陈望道足不出户。到四月底,终于大功告成。陈望道钻出柴屋,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没想到,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竟一阵头晕目眩,幸亏扶着墙,才没摔跟斗。这一个月他呕心沥血,面孔也变得浮肿煞白,像是一个重病患者,走路也踉踉跄跄的。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这一年二十九岁,比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小一岁、比恩格斯大一岁。

  这是注定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幕,马克思去世三十七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 8月成立后,把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一天,陈独秀约了陈望道和李汉俊等人碰头,商议出版的事。

  李汉俊挠了挠头:现在局势已经趋于紧张,《星期评论》也被迫停刊了,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惹来麻烦。

  陈望道眉头紧锁,叹了口气:是啊,上海的华界在军阀统治下,租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哪里能容忍《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

  李汉俊接着说:还有一个难题——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

  陈独秀踱着步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了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我找他去商量。

  拿到钱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立刻张罗起来。他们在拉斐德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设了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

  这天,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

  过了一会儿,工人送来几本刚装帧好的小册子,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一边仔细端详,一边压低嗓门,兴奋地议论着。

  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哎呀,糟糕,印错了!怎么印成“共党产宣言”了?

  陈独秀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果然印着“共党产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经晚了,几百册都已经装订好。怎么办?毁掉重印?几个印刷工人慌了。

  陈独秀摇摇头:不行!我们本来就缺经费,毁掉重印太浪费了。

  李汉俊安慰道: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没关系,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陈独秀思忖片刻,果断决定:这样吧,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费赠送。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这个月再印几百册,封面改成蓝色的。

  《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写给世界工人阶级的书。马克思没有想到,它竟也影响了山东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

  1926年春节前,济南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时,把一本《共产党宣言》带回山东广饶的刘集村。这是中共山东省委负 责党内图书发行的张葆臣送给她的,书的首页右下角还盖有一方“葆臣”的朱印。从此,这本小册子便在这个偏僻的乡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五十个 春秋,与整个鲁北平原的农民兄弟连在了一起。

  一天晚上,刘考文陪着姐姐刘雨辉到了刘良才家。刘雨辉从衣袖里拿出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你一定好好看看,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

  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笑道: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这把大胡子,长得可真有样子。

  刘雨辉也笑了:他叫马格思,外国人。

  刘考文疑惑地问:咱是庄稼人,能看懂这种书?

  刘良才说:既然这书这么要紧,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也得弄懂它。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不都是边干边学吗?

  刘良才晚上得到《共产党宣言》,就掌灯读到了天亮。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怪物而结成神圣同盟。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河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

  夜已深,妻子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明天,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

  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子久是中共早期党员,春节回家小住。

  在刘子久的小屋里,两人借着煤油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级。

  刘良才读了后,对姜玉兰说:我们刘集不也这样?有地主、农民、佃户。我觉得,大胡子的很多话,细细琢磨一下,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都能在咱刘集村找到影子。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反复复地读《共产党宣言》。他决定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刘良才家。

  刘良才拿起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党支部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他把这本书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看。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更不是中国人。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安格尔斯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十里地没有?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们炕头上呢!大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

  刘良才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和你们一样,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能过上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刘良才接着说:我从刚才读的这段话里,悟出个道道——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旧社会再怎么换,也是换汤不换药,欺 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咱们穷人家,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快不慢往前走,扑通一声,还是掉进穷窟窿。说白了,就是永无出头之日! 现在这个世道不彻底改个样子,不砸碎了旧世界,再换成个新世界,咱们穷人就过不上好日子。现在出了共产党,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马大胡子在《共产党宣 言》里说到无产阶级,啥叫无产阶级?就是说啥东西也没有,穷得叮当响的穷人,咱庄稼人也是无产阶级呀!共产党是想着咱劳苦大众的,说白了,就是和咱一个鼻 孔眼出气。咱村里地主,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他们脸上挂着笑,嘴比蜜甜,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他说的话,可句句都在刀刃上!

  这大胡子肯定也种过地。我敢打赌,他肯定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要是没扶过耩子(一种播种的工具),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

  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大胡子的话,说到咱心坎上了。依我看,照大胡子的话去干,就不会错。说这话的人叫刘世厚,与刘良才同龄,平日里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好像谁也没有在意过他。

  刘良才摆摆手,大家都停止了议论。他扬扬手里的书说:世厚说得对,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一戳就破,他们势力大着呢!怎 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让他们爬不起来?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是啥?号召咱联合起来!啥叫联合?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那万国的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目 标是啥?就是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我一时也说不清,听子久说,那日子好得……好得你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咱们哪,就往前奔 着看吧!

  就这样,一帮子农民兄弟,在1926年,在平静的夜晚,认识了那个被称为“大胡子”的德国人。他的《共产党宣言》,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可见马克思主义当年在中国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为了让更多农民兄弟知道《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刘良才想了个办法:他把《共产党宣言》里的话,一段段摘出来,再一段段变成庄稼人的道理,然后组织村里的书生写成标语,派一干人马晚上张贴到周围村庄去。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许在《共产党宣言》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吧!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926年,刘集村的农民兄弟受到启发,开始组织起来斗地主,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一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鲁北平原上以刘集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却是如火如荼。1928年春天,广饶县一些地方闹起了春荒,刘良才带领吃不饱的农民掐了大地主谢清玉地里的谷穗,后又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的“砸木行”斗争。刘集村的革命带动了十里八乡乃至整个鲁北平原。

  在德国,《共产党宣言》曾被普鲁士当局作为共产党人的罪状列入《警察指南》;而在中国,蒋介石也把《共产党宣言》列为禁书之首。

  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了找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县长下令:所有带字的东西都给我没收了,全部就地烧掉!为配合任务,壮大声势,韩复榘还专门给搜索队配上了喷火枪。

  刘良才的广饶县中心县委书记身份暴露后,在广饶县难以立足。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撤销广饶县中心县委,设潍县为中心县委,由刘良才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

  这天晚上,刘良才和共产党员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捧在手里看了很久,问刘良才:这本书也要烧?

  刘良才接过《共产党宣言》,轻轻地抚摸着,良久,他坚决地说:是这个大胡子点燃了咱们刘集革命斗争的火种,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本书,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我把它交给你了。

  刘考文用力点点头:你放心吧,人在书在!

  1933年7月,刘良才在潍县不幸被捕。1933年11月19日上午,他被刑车拉到潍县的城门,这是潍县县长厉文礼为刘良才精心挑选的刑场。在城门行刑,可能是潍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城门口人来人往,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厉文礼的用意不言而喻。

  厉文礼高声宣读了判决书,罗织的罪名是刘良才到处散布《共产党宣言》,拜外国人当祖宗,欺师灭祖,妖言惑众,并多次举行武装暴动,妄图推翻国民 政府,罪不可赦。他挥着拳头叫道:《共产党宣言》就是异端邪说,就是共产共妻,伤风败俗,是党国头号禁书,是毒品,决不允许它毒害民众,祸国殃民!

  刘良才哈哈一笑,高声道:错!《共产党宣言》对劳苦大众来说,是一剂救世良药,对你们这些反动派,就是一剂毒药。毒死了旧社会,天下才太平,民众才安乐!

  一个戴眼镜的军医跑过来,在刘良才的胸口按了按,用粉笔做了一个标记,对旁边的人说:看好,这里是心脏,你们不要搞错了。县长有令,不要一下子就钉死。

  七个彪形大汉围上来,其中五人分头按住刘良才的头、手、脚,另外两人一人拿起铁钎,一人拿起大锤子。那持锤子的大汉,张口“噗”的一声向手心里 吐了口唾沫,举起锤子比划了几下,说了声“好了!”紧接着又扬起了锤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裹挟着一股阴风落了下来,重重地砸在刘良才腿上的铁钎上,铁钎 受力,好像遇上了骨头,那壮汉又抡起了锤子,铁钎一下子从腿上穿了进去。

  刘良才一声惨叫,晕了过去。围观的人,有的转过身,有的闭上了眼睛。一桶冰冷的水浇在刘良才的头上。他慢慢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吐出一口血水,血水里有几颗被他生生咬掉的牙齿。

  又一根铁钎穿进了刘良才的另一条腿。刘良才再次晕了过去。又是一桶水浇在了他身上。

  刘良才双腿被牢牢地钉在了城墙上。他醒过来,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身躯,脚下两洼血水慢慢凝固。

  刘良才强忍剧痛,横眉怒目,高声喊道:快快收起你这套吧!老子生为《共产党宣言》,死也为《共产党宣言》,就不要这样伺候我了,举起你们的魔爪,再用上点力气,早点送老子上路吧!

  这喊声,从刘良才嘴里迸发而出,掷地有声,如雷贯耳。整个世界都好似被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包裹了。

  厉文礼指着刘良才,环视四周道:大家都看到了吧?《共产党宣言》都把他毒成这样子了!马上送他到十八层地狱,去见他的马克思!

  厉文礼说罢一挥手,铁锤在空中又划了一道弧线,重重地落在刘良才胸口的铁钎上。

  铁钎刺进了刘良才的胸膛,穿过心脏,深深扎进了城墙里。刘良才猛地张开嘴,好像想极力吸一口气,可挣扎了几下,最终也没能成功。他双眼圆睁,脸上的痛苦慢慢凝固了,头终于无力地垂在了胸前。

  军医跑上前来查看了一番,最后确定刘良才已经死亡。恰是正午,冬日的阳光终于照了过来,洒在了阴暗的城墙上,让冰冷的城墙透出了一丝温暖,也洒在了刘良才渐渐失去体温的躯体上。

  1940年的一天,中共领导广饶、寿光、益都、 临淄四县的四边县政府,给刘集村刘学福家送来一块光荣匾。此匾长一米有余,宽七十多公分,上面刻有“一门三英”四个大字。刘学福的两子一孙,都是军中响当当的英雄,这块匾是对这个家庭的最高褒奖。

  然而,十年后的1950年,“一门三英”匾化成了三张烈士证明。

  刘学福膝下三子,长子刘泰山,次子刘寿山,三子刘仁山。刘泰山、刘寿山都是刘集的早期党员,跟着刘良才学过《共产党宣言》,砸过木行,也掐过谷 穗。每次兄弟俩从夜校回来,都把刘良才讲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道理说给父亲听。可以这样说,刘家人是学了《共产党宣言》起来革命的。

  刘泰山之子刘端智,二十岁时参军,之前早就定下了婚事。当兵没几个月,他因为作战勇猛,火线上成了班长。听说女婿当了官,岳父高兴之余,担心刘端智将来变成陈世美,就找亲家催婚。

  刘学福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板子(刘端智小名)也不小了,那就结吧。

  当时,刘端智就在附近一带活动,接到家里传来的口信,就向队长报告。

  队长哈哈一笑:这是好事,过几天你就回去入洞房吧!

  结婚当日,双方都准备妥当。女方的花轿已在路上,刘家门口也响起了唢呐声。

  刘端智前一日带回口信,说要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回来。一大早,街筒子里就站满了人,眼睛齐刷刷盯着村口,等着枣红马出现。

  有人来飞报,说花轿马上就到村口了。大家都急了起来。刘学福说:怎么还没听到马蹄声呢?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花轿落到了刘家门口。刘端智还是不见踪影,刘泰山就带着一帮人迎到村口。

  这时,远远看到几个人抬着口棺材走了过来。有人就喊:不要从这里走,这里有结婚的!

  那些人不听,转眼抬着棺材到了跟前。

  刘泰山急了,刚要发脾气,对方为首的开口了:老乡,刘泰山家在哪里?

  刘泰山慌了:我就是刘泰山!

  对方一脸悲戚,上前握着刘泰山的手说:刘端智同志昨天晚上牺牲,我们把他送回来了。

  喜事变成了丧事,刘家上下悲痛欲绝。

  1945年初,特务三中队改为益寿独立营三连,刘仁山担任三连副连长。不久,部队准备攻打潍县县城,刘仁山组织独立营攻城演练。战斗正酣时,空中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接着一个黑点由远至近。有的老战士说是飞机来了,新战士惊叫着说像只大蜻蜓……

  刘仁山连忙喊“卧倒”,喊得声嘶力竭,大批战士就势趴在了地上。也有的战士看着飞机愣怔在那里,有的则撒开脚丫子狂奔起来。

  刘仁山扑上去按倒几个战士,顺手拔起旁边的旗子,跑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大坟顶上,高举旗子在空中挥舞。

  敌机一下子咬住了刘仁山。几发炮弹落下来,他的一条胳膊被炸飞了,疼得在地上打滚。很快,刘仁山停止了滚动。

  刘仁山被抬回来的时候,棺材上还有血滴下来。悲痛一下子把他的妻子李月英击傻了,她紧紧搂着一岁多的儿子,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两眼也好像一下子空了。

  1941年1月,随着新中国的临近,中共中央决定从全国解放区抽调数万名干部,随大军南下,刘学福的次子刘寿山也是其中一员。刘寿山后在四川省云阳县担任组织部长,1950年3月在开会途中被特务暗杀,时年三十九岁。

  1966年深秋的一天,刘泰山母亲吃罢早饭,自言自语地说:树叶都落了,我这老婆子也该走了,该去那边看看我那几个苦命的孩子去喽!不久,老人就病倒了。

  刘泰山见母亲气息奄奄,赶忙喊来木匠打棺材。那木匠是个老行家,随意看了眼墙角边的木材说:还缺一块板子。但刘家这会儿竟拿不出一点钱来再去买木板了。

  刘泰山一时被难住,他来回踱了几步,突然想起了那块“一门三英”匾。

  这块匾一直由李月英珍藏着。听了大哥的意思,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尖声喊道:不!决不!

  刘泰山没想到弟媳反应这么强烈,不禁吓了一跳。

  过了一会儿,李月英默默地搬出了那块匾,轻轻打开裹在上面的薄布。

  匾很洁净,一尘不染,透着一种肃穆和凝重。这是一块承载了三条生命的匾啊!每一缕纹理里,都浸润着英雄的血!

  李月英用自己的衣袖擦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最后,李月英扭过身去,示意搬走。

  刘泰山搬起来放下,放下又搬起来,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方秤砣。

  五十多岁的刘泰山抱着那块匾,跪在母亲的床前:老娘啊,这是您的儿子、孙子孝敬您的,就让他们替您遮风避雨吧。说完磕了几个头。

  刘泰山的母亲好像一下子清醒了,指着匾上的字说:我的寿限是苦命的儿子和孙子给的……跟师傅说说,上面的字,留着。

  刘泰山对老木匠说:老娘说了,“一门三英”留在板上,不要推掉了。

  老木匠看到这块匾,被震撼了。他双手接过放在长凳上,鞠了个躬,一脸的凝重,然后用长锯分成两块,大的,为棺木前彩头(指前边的板子),中间刻 上一个大大的“寿”字,四面有花纹相衬;小块,为棺木后彩头(指后边的板子),其余边料做了日月(指棺材底部左右两块板子)。末了,刘泰山让在后彩头上雕 上一个“孝”字。

  “一门三英”四个字掩在了棺材里面,“一门”二字在前彩头上,“三英”则在后彩头。

  一门两代英烈,以这种方式守护着老人。

  刘老太出殡那天,刘集村的人几乎都站在了街上。棺材前那大红的“寿”字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

  人群里有个老人突然喊道:老少爷们啊,替烈士送送老人吧!人群中哭声一片。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期间,重病中的周恩来,让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来。陈望道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常委,已八十五岁高龄,比周恩来年长七岁。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周恩来身体单薄得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六十一斤),原本温暖有力的双手柔弱无力,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下。工作人员给陈望道泡了一杯茶,盖上杯盖。

  周恩来细心地帮陈望道取下杯盖,示意他喝口热茶。待陈望道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定定地望着他:首印本找到没有?

  陈望道无奈地摇摇头:没有。

  周恩来轻轻叹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它看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满足不了总理的愿望喽。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想不到,一百三十七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就在这年的春天,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来到大王镇刘集村,把革命年代的老党员召集到大队部,回忆革命故事,寻找革命文物线索。

  颜华见角落里坐着个瘦高个老人,手里握着长杆旱烟袋,边抽烟边静静地听大家说话,一直没吭声。凑过去说:大爷,你也说说呀!

  老人笑笑,也不说话。

  颜华启发大家:听说,过去刘良才开过夜校,你们当时学了些啥东西?

  一句话提醒了这些老人。战斗英雄刘百贞说,是学习大胡子。大家纷纷响应: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颜华有些不解:什么大胡子?

  坐在角落里的瘦高个老人脱口而出:《共产党宣言》!

  瘦高个老人话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对,就是那个小本本——《共产党宣言》。

  瘦高个老人脱口而出:我知道,就在我那里!

  颜华让他取来看看。他说:书店里这样的书有的是,你去买本不就行了?

  颜华说:那不一样,现在是现在的,过去是过去的。

  老人不为所动。颜华只好搬来公社刘书记。刘书记和刘百贞轮番上阵讲道理。两人说得口干舌燥,老人才闷声闷气地说:我回家再想想。

  这位老人就是刘世厚。他回到家中,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嘴里衔着长杆旱烟袋,一袋连一袋地吸着。良久,他打开了墙角边上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黑漆油过的小匣子,轻轻拉开匣子的盖,从里面捧出一个带有花纹的蓝包袱。

  刘世厚把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这就是那本《共党产宣言》。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口里喃喃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了啊……

  四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刘考文匆匆跑到刘世厚家,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了,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人狱,全家被抄。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响在刘世厚的耳边。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了1941年1月18日。

  2013年春天,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得知,这串数字是刘集人七十二年前的一场梦靥,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 里抗日队伍的生死牌。凝视着这座庄严的雕塑,七十年前的枪炮声由远及近,在我们耳边骤然响了起来,那惨烈的场面也从岁月的深处凸显出来。

  当年的儿童团员刘希增已是耄耋之年,他对我们讲述道:我和我爸爸跟着队伍跑,刚跑到观音庙口,就看到刘百贞提溜着枪跑回来了,满嘴都是血。为了 堵伤口,身上的袄都被他撕破了,他边跑边撕袄里的棉花,撕一块刚塞到嘴里,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他就再重新塞一块。鬼子走后,我听说东门那边死了很多人,就 跑去看,还一个一个地数那些尸体。正数着,有个人踹了我一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听说鬼子就是埋伏在坟地的。我又跑到坟地里看,那里的子弹皮堆成 了小山,都是机枪打下来的。

  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最后焚烧刘集的房子。一时间,刘集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这时,一幕几乎被后世忽略和遗忘的情景出现了: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撒腿往家跑,被他的妻子一把拉住: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说完甩开妻子,撒腿就向村里跑去。

  刘世厚不顾浓烟烈火,一头冲进屋,把桌子拉到墙角,随手抄起块砖头,爬到桌子上用砖头在山墙顶部一角敲打了几下,很快就露出了一个雀眼。他伸进 手去,从里面掏出了一截竹筒。这当口,房顶上的火落到了他的帽子和身上,衣服多处都烧了起来。他跑出家门,不远处一个鬼子发现了他,边打枪边追过来,子弹 呼啸着从他耳边穿过。

  刘世厚舍命抢出的,正是刘考文交给他的那本《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有时藏在雀眼里。

  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在烈士坟前,他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那本《共党产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像老伙计相聚拉呱那样开了腔:老伙计们,这本书我又带来了,你们看看吧,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每年咱们这些老伙计都再学学《共产党宣言》。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刘世厚辗转难以入眠,他坐起来复又躺下。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就这样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天上午,刘世厚提着那个蓝包袱离开家门,出了村口,来到烈士的坟前。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

  刘世厚打开包袱,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这书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 在我这里,怎么办?交给咱国家也就交给了党,让党世世代代保管着,咱们更放心,是不?四十多年了,我刘世厚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了!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颜华为了搜集革命文物,在刘集已经住了数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刘世厚的到来,看到刘世厚提着一个包袱走进来,吊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刘世厚把包袱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又轻轻地打开,那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露出了那本《共产党宣言》。

  刘世厚双手捧起这本书,低头看了很久,随后又轻轻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说道:你们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们庄稼人的大功臣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经多方考证,正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可惜,因当时信息闭塞,周总理和陈望道未能及时得知。如今,它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里。

  时至今日,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已被发现十一册,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温州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珍藏本多数是以藏书形式束之高阁,才得以保存下来,惟有刘集村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不仅扎根在最基层的农民群众当中,还由此掀起了火热的农民革命斗争,又被农民一直珍藏数十年,因而弥足珍贵。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刘良才用《共产党宣言》点燃了农民革命;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叫李培义人又用《共产党宣言》带着大王的农民兄弟,走上了富裕 之路。现在,大王镇已成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重点镇,坐拥一百余家规模企业群,有两家上市公司,四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过百亿。

  2008年11月,德国特尔里“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的主任波维尔教授来到上海,在与中国同行谈起西方涌起的“马克思热潮”时,这位 学者说: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让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乃至将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都有着启示和现实作用。

  中国的富强,令远道而来的客人波维尔教授振奋: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指导了中国的变革,同时中国人又丰富发展了这位巨人的思想。

  中国结合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创造了今天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1991年,当年曾被斯大林视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解体。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评价苏联解体时,曾引用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就会稳如泰山,而权力变成一种乐趣和享受时,那么一切都完了。

  苏联解体,自然有各种诱因,其中政权和政党脱离了人民,躺在了腐败的温床上,恐怕是前苏联大夏倾倒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在 2012年底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请我们记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谁维护执行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一路前行,风雨无阻;谁违背扭曲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深陷泥淖,寸步难行!

(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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