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回答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国有中小企业
1）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发展方向
调查研究的中心之一是国有中小企业。
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题与所有制结构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有个怎样看待国有企业，如何深化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问题。但不仅仅是这样，研究这个问题，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或者不如说是形势逼着自己上马吧，觉得自己实在有些话要说，必说、应该说。
当时上面提出“抓大放小”。抓大，是明确的；但对“放小”的“放”，人们理解就很不样了：有的认为是“放活”，有的认为是“放弃”，即只留大型国企，国有中小企业应该一律出卖放弃。
政府工作报告列举了国有企业的8种实现形式，把“卖”放在8种实现形式之首。几年之后，发现不大对头，移到后位；后来又把“放小”改为“放活”，“扶小”，都成为马后炮，晚了。
理论界有些人及一些官员到处写文章，做报告，造舆论，宣传论证放弃国有中小企业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说：
“国有企业只应进入那些非公有制经济不愿进入，无能力进入的领域”，“限制在非竞争领域和非盈利部门，其余应全部让位于非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应从一切竞争领域中退出，保留10%足够，最多不能超过20%”。“一个省可只留一二个大国企”。
“产权为首，出卖为先”。“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差的送，好的卖，实行非公有制一步即位”。“静女先嫁，卖的越快越早越主动，改革越彻底进步”。
提出：“脱胎换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要退彻底”。“国有企业改光了，卖光了，退彻底了，就是改好了，改成功了。”
提出：“不看比例看效率，不看成分看贡献，不看规模看发展，不看性质看作用”。“你办厂我就业，你发财我收税，什么形式性质都无所谓”。
有些国家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和学者还向国务院提出了国有经济从200多家行业中，退出158个行业领域的具体方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刮起一阵又一阵出卖国有企业风。
先是山东诸城市“陈卖光”带头把国有企业以“先售后股”的形式出卖，尔后台州又把国有企业逐批卖给私人。一些地区纷纷跟上。有的大张旗鼓地卖，由政府下命令限期卖；有的则采取“先做后说”，“做了再说，做了不说”的办法，用“不宣传，多批次，静悄悄”的办法卖。
我到诸城、台州、河北、内蒙等地调查以后，感到这样卖下去是不行的，感到之所以刮起这股风，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们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对国有经济存在不同的认识；在不少地方错误思想占了上风，以至于成为指导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大量出卖风的风源。认识决定方针政策做法。一些说法，做法太荒唐离谱了，人们容易分辩；有些说法做法打着改革的旗号，似乎代表着真理，令人无法置辩不敢违背。这种情况逼着有良知的人出来说话。这是我研究中小企业的原因。
为此我专门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组织几个人一起共同研究。这样做，一是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使理论研究更贴近实际；二是可以得到社会的监督。有社科基金资助一点资金，也有助于外出调查和成果出版。
2）用笔说话
我通过写文章,在会上发言及把文章结集出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1996年我写了五篇这方面的文章，1997年写了6篇，1998年，1999年继续写，写的更多，也更尖锐些。文章送到一些有影响的大报和主要刊物发表。1998年和2001年分别出二部书，2002年又将2001年写的一部书加以补充扩大，改成一部近50万字的《国有经济读本》，说这方面的事。目的只有一个：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制止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希望人们正确对待国有经济。
1996、1997年，着重点在国有中小企业，1997年以后，转向从整体上研究国有经济。
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我针对当时学术界一些影响很大的流行观点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说了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怎样看国有中小企业。
我提出，国有中小企业同国有大型企业一样，是国有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不应忽视。国有中小企业面大量广，个数占国有企业的90%，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利税占财政收入的70%，就业人数占国有企业职工的70%。它们的规模与大型企业不同，但生产关系的性质没有差别。它们的生产资料属于国有，企业是劳动者共同劳动的联合体，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分工合作，联合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关系；消灭了剥削，产品和剩余产品都归自己所有，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共同利益进行分配和使用。这是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基础，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国有中小企业的结构分布和管理体制不合理，应该调整改革，该淘汰的淘汰，该改造的改造，该兼并联合的兼并联合，但不应一概不要。如果像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把国有中小企业一律出卖放弃，转化成为私有的，占比重很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有制变了，劳动者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跟着变，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也会变，甚至可能达到政府说话无人听，政权应有职能不能得到发挥的程度，“政府究竟为谁服务也要画上一个问号。”这些话当时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这是规律，不能不说。
从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力方面看，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骨干和支柱，是国民经济的半边天，大半边天。当时全国有1万多家国有中型企业和8万多家的小型企业，分布在全国640多个城市和2000个县中，支持和引导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方向，对合理地利用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改善全国经济布局，带动农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数量较少和分布面较窄的国有大企业不能完全代替的，非公有制经济更不能取代。
相当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分布在基础设施，农用工业、公益性事业和文化技术产业领域，对国民经济和农业的长远发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的需要，起基础性作用。像电厂、水厂、化肥厂、农业机械厂、粮食加工厂、植物油加工厂等，各种所有制都有可以经营，但国有经济保持主要部分，才能保证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基础需要，保证服务质量和经济稳定。
国有中小企业中还有一部分流通企业，包括2000多个国有中型批发企业，批发量占大中型批发量的83%，职工占79%；1500多个销售额在1亿元左右的中型国有零售业，零售量占88.9%，职工占68.5%。其资金比较雄厚，设施比较健全，管理水平比较高，诚信程度高，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在联接生产与消费，沟通城市经济关系，满足生产和群众需要方面，有极大作用。这些企业大都办得很好。如果都转化为私有的，供需经营情况和城市关系马上会发生重大变化。
还应尊重企业规模发展规律。任何社会任何形态的大中小企业都存在二种规律性现象。一是大中小是相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大企业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今天的中小企业，办下去，办得好，能够成长为大企业；大企业必要时，也可以分折为若干个中小企业。今天的中小企业，过去是大企业；今天的大企业，过一段时间会变成相对的小企业。排斥和看不起小企业，大企业就没有发展的基础了。第二，大中小企业相互分工协作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社会发展是以大企业为骨干，大中小并举发展的。有些中小企业会逐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大企业的发展又需要大量中小企业分工协作为条件。它们各有优势、特长和作用，是在相互分工协作，相互补充中发展。
另外，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许多国有中小企业的规模并不是太小。1996年，全国平均每个国有中型企业拥有固定资产4000万元，每个小型企业平均拥有固定资产近500万元；国有中小企业拥有资产总量占全国固定资产的1/4，资产和产值比10年前全国工业资产的总和及总产值都大1倍多，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能说“微不足道”，可有可无。
的确，我国国有中小企业存在一些问题、矛盾和困难，主要是布局过宽，设备技术落后，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有弊病。这些问题，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改革，调整和改造解决。应该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应刮风，一卖了之。
有三类国有中小企业：一类是优秀的。它们基础雄厚，历史悠久，有特色产品，有独特的技术，产品有市场，人才充足，管理出色，效益和效率都很高，有远大的发展前景。无疑，这类企业应大力支持发展。二是基础不错，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有些困难。对这类企业，应重视利用它形成的生产力，帮助它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扬长避短，形成新的生产力。产品上的问题从产品上解决，资金上的问题从资金上解决，企业结构或产品结构上的问题通过改组、兼并和技术改造解决。这两类企业占多数。还有一类，是分布不当，管理技术落后，长期亏损，信誉很低，经营无望的。对这类企业应加以调整，出卖、改组或破产，不要再保留。这类企业居少数。应把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分开，中型企业更应重视，慎重对待。
3）“放小”和出卖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看“放小”。
有人宣传“放小”是放弃国有中小企业，一律改为私有制，或搞所谓的“非国有化”，中的股，小的卖。我持不同的看法。
我提出，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目的是进一步搞好国有小企业，消除其体制上的弊端，而不是一律不要国有小企业。放开放活主要是指管理体制。各地和各企业存在不同的问题，改革应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厂一策，一厂多策，一个办法不行就换另一个办法。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消除政企不分，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现象，寻求建立新的实现形式，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市场进行生产，进一步调动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而主要不涉及所有制的变化，涉及的只是法人财产权和管理权限和责任的变化。
有的国有小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群众有强烈要求和意愿，由多数职工讨论通过，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改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能够使职工与企业命运的联系更加紧密，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风险意识，进一步办好企业。股份合作主要是劳动合作，股份合作是为劳动合作服务的，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形式。但是改制要依法规范地进行，保护国有资产，尊重群众意愿，维护工人的利益，不能将国有资产无偿量化到个人，更不应提倡由少数人持大股。少数人持大股，企业的性质就变了。
我提出股份制包括一部分所谓的名义上的股份合作制，并不表明企业的性质，判断企业的性质要看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如果生产资料绝大部分掌握在国家或集体手里，那么这个企业是国有或集体所有性质的；如果生产资料主要由劳动者共同持有，那么这个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如果生产资料由少数人掌握，多数劳动者没有股或只有很少的股份，不管它挂上什么头衔，叫得怎么好听，都属于私有企业。国有小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的，应该改成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分工合作，联合劳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国有中小企业有体制上的问题，有结构上和技术上的问题。要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产品更新。体制改革不能代替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也不能代替企业管理。后面一些问题更带本质性，需下功夫抓，改革要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为解决这些问题服务。
三是国有企业不应随意出卖
在“放小”的指引下，各地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国有企业出卖风。诸城的“陈卖光”带头卖，起了示范效应，由个别而一般，由局部而全体，一批一批地卖，差的卖，好的卖；大中型的也卖；县卖，省市也卖。卖国企成为时髦，似乎代表着最正确的方向，越刮越烈，有不可阻挡之势。
大量出卖国企，少数人刹那间成为亿万富翁，笑容满面；工人可倒了楣，失业的失业，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沦为雇佣劳动者。人们着急。理论工作者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我连续写文章说这个问题。我着重强调的是出售少量必须出售、用其他方式无法搞活的国有小企业或其他企业，是搞活小企业的一种形式，但不是主要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
出售国有企业，与搞活企业的其他形式不同，不是企业经营管理形式的变化，也不是经营权的变化，而是所有制的根本变化，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成批地卖，不是一件小事，首先会影响到国有经济地地位，严重削弱地方国有经济的力量和控制地位。大量地方国有中小企业变成私有的，地方经济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无法控制经济命脉和掌握经济发展方向，转向以单纯谋利为导向，就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科学有序发展。其次是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收入分配。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工人必然由主人变为被雇佣者和被剥削者。给人“打工”就是替别人干活，而不是为自己干活；干活是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归私有者占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必讳言。分配关系变化，剩余产品不断流入私人手中，积累变成新的积累，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
放活国有小企业，要具体分析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能只看一时一地一企之利；一卖了之，后患无穷。
指出那种认为“卖了生产就会上去”的说法，不过是一种主观臆想。一个企业能否搞好，决定于许多因素，认为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生产就会更好，毫无依据。苏联东欧的情况证明了这点，我国这类例子也屡见不鲜。我还驳斥了“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把实物形态改为货币形态，不改变所有制”、卖了可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府照常收税”的观点。
我提出出售国有小企业的原则：应限制在少量确实必须出售的企业范围；必需出售时，应经过职工讨论，通过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应对资产进行科学评论，合理确定售价，通过拍卖合法进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确定最佳购买对象，使出售企业进入良性循环；应妥善安排好职工，不能把职工推向社会；出售收入应用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或上交国库。
同时，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理论界召开的一些座谈会上，发表同样的见解；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与一些地区的官员，企业领导人和职工座谈时，也发表同样的见解。
4）赞成者有之，批判者有之
上述观点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许多人的看法，广大劳动者的看法，坚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学者们的看法；那些不谋私利，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也这样看；关心群众疾苦，了解实际情况的厂长也这样看。
我写的这方面的文章不能算多，发表以后不一定有多少人看，能起多大作用就更难说了。但看到的都表示赞成支持。
首都一些报刊杂志乐于接受刊登。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研究和国务院政研究合办的《学习•研究•参考》杂志，在收到我的《关于国有企业出售》的文章后，送给研究室三位负责人审阅，都表示同意，把其他文章抽下来，先上这一篇，用黑体排在显著位置发表。
《经济日报》总编艾丰在收到我的《国有企业不能一卖了之》的文章后，把标题标得像核桃那么大，在第2版用几乎整个版面刊出。
这篇文章谈了上述《关于国有企业出售》一文中一些已说过的话，《学习•研究•参考》总编说：好，我们也用。我说，《经济日报》大部分已经用了，不用了吧？他说：没有关系，真理不怕重复，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下好。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主编，收到我《进一步放开放活小企业》的文章后，打电话告诉我，文章收到了，马上用，在即将出刊的一期用黑体排在第2位。
求是杂志《红旗文稿》收到我的《究竟怎样看待国有经济？》的文章后，说：写得厉害，放第一篇位置。我说：语言有点激烈，行吗？杂志的主编陈获说：行，完全同意，就应该这么写！
中共中央党校在看到我在《人民日报》和《内部文稿》上发表的《公有制为主体的三个理论问题》的文章后，派人要去几十份。不知是要供人研究，还是打算批判？
求是杂志的总编辑和副总编分别给我下了两次命令，一是要写一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文章，从理论上划清社会主义与私有化的界限；隔了一段时间又叫我写一篇国有中小企业的文章，从理论上说清楚怎样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我如期完成了任务。前一篇于1997年第1期发表，后一篇放在1998年第2期发表。这两篇文章初稿我写得比较长，副总编马蓥伯和经济部副主任马传景作了修改，包含了他们的心血。许多地方改得好，也把我要说的一些话删去，把一些段落的棱角抹平。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遇到了一些趣事。日本共同社的记者打电话来打听作者的情况，询问作者是哪个单位的，职务，最近还有什么作品，希望安排采访。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邓小平理论座谈会，求是杂志党委将这篇文章送到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经过审查入选，让我到京西宾馆参会，会上遇到了许多同音，听到了不少对所有制结构变化趋势更激烈的意见。我没有理那位共同社记者。
有的大学要我去讲所有制。怕讲不好，没有应承，现在却有点后悔，因为失去了向青年学者们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后来北大等院校又三番五邀请我去讲国有企业情况，我自知才浅口拙，也未应承，实在对不起这些热情邀我的年轻人。
5）布置研究任务
这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知道我在研究国有企业，不断给我布置研究任务。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同志打电话来说，有些省份出卖国有企业，你能不能调查一下，出卖了些什么企业；为什么刮起出卖风；出卖国企的影响和后果是什么。
不久他又提出，马克思经典作家究竟是怎么看国有企业的，是否可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有企业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区别的看法；对公有制的论述；以及关于股份制和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论述等等。
又提出，究竟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怎么界定，其范围、程度和表现形式是什么，私有和外资进入的范围和比重应怎么把握？等等。要我提出看法。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促使我深入思考研究。
根据这位领导同志的嘱托，我到山东、河北等省对出卖国有小企业的情况作了专题调查，写出《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后患无穷——沿海三省五县市出卖国有企业的调查》。
写出《国有经济五十年》、《公有制为主体的几个理论问题》、《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为什么有的灵，有的不灵》等研究报告。
整理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和个人劳动所有制》等内部资料。
这些东西，有的印成《送阅件》，有的以其他形式，分别送上去供有关领导参考。
事后魏礼群同志告诉我，我写的《国有经济五十年》、《国有企业不能一卖了之》等材料，当时国务院的总理都看了，认为写的好，并且批上很长表示赞成的话。但认为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写下岗分流。这位负责人向总理解释：写文章的时候国务院还没有提出下岗分流问题。我说，谢谢你的解释，但说实话我不赞成下岗分流。下岗不仅涉及到每个人前途命运，而且涉及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不是小事。不应该随意下岗分流。一些企业的领导人不顾别人死活，一句话就把人辞退，实在不应该，后患无穷。我说，理论界将我国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国家比，认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以此作为下岗分流的根据是不对的。我国有多少人，西方国家有多少人？劳动力多和底子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离开国情，用西方标准来决定用人多少，随意裁人的做法是不对的。
6）老前辈接见
1998年9月，接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卫建林同志的电话，说一位老前辈同志要找我谈谈。我问谈什么，他说你随意说吧。
翌日午上午接到秘书的电话，要我下午3点去。中午未休息，连忙思考准备，打算说四点：一、公有制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是潜伏的危机，不是小事，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国有企业出卖风是政府刮起来的，一些领导人号召搞起来的，不是工人的意见。有些人对公有制失去信心，迷信私有制，是风源。理论界出了坏主意。二、国有企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差，我国有一大批优秀的国有企业。有些企业亏损，与受挤有关，与供求结构变化和对厂长监管不力也有关。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三、加强宏观管理十分重要，不重视比例是不行的。四、下岗分流要极其慎重，最好不要再提下岗分流。
下午2点多，我骑车先到他家，那是在一个老式的四合院，院子似乎常年未修，显得很破旧，也未见警卫人员出来阻挡询问，没有想到他的住处这样俭朴。我径直走向他的会客室，工作人员说，到办公室去了，你到办公室找他吧。于是我又骑车赶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看看表，已过了3点。
这位30年代参加革命，长期做过总理的秘书，当过国家计委副主任，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的老革命家，身着布服，平易近人，坐在一个宽大的办公桌前面，让我在他的一旁沙发上坐下。问我是哪里人，哪个学校毕业，什么时候参加工作，什么时候调到红旗杂志的，以及目前在研究些什么问题。我一一作答，他手里拿着国务院研究室印发的我写的三个红头材料，说这几个材料写的不错，让我说说对国有经济和经济形势的看法。我说了一小时前我准备的四个方面的看法。
我边说，他边不断插话提问：为什么说话无人听？提出国有企业不能卖，可是除新疆外，有哪一个省不卖的？打报告都说国有经济多了，非公有制发展不够，要大力发展私有经济。
他提出，应查一查为什么卖，出卖国企收回钱了吗？收回了多少钱？应拿出一个细则，制止出卖国企风。我说对，这件事应由国务院做，越快越好。尔后我把他的意见转告国务院有关同志。
我问这位老前辈，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没有经验，应该怎样看市场经济？他说：十四大报告提市场经济时，有人主张不加社会主义，只提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就行了。我说不加不行，不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
他说：应进一步研究和揭露资本主义腐朽的一面。可以从东南亚危机和苏联现状说起。萨姆尔森的文章可以读一读。
他说，中国10多亿人口，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不搞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怎么过？有2亿人生活出问题，社会就不安定。先解决吃穿问题，逐步提高多数人的生活。
这位尊敬的老前辈虽年事已高，但思惟敏捷，记忆力很强，所有人名、数字都记清清楚楚。我汇报，他记录，不时插话议论，声音平静。从3时一直谈到5点半。
中间秘书来添了一次茶水，宽大安静的中南海办公室里只我们二个人。我怕他疲劳，几次想站起来走，看他有话要说，或静静地沉思，不便冒然告辞。近6点，秘书进来说，差不多了吧，我才站起来告辞。秘书干炼精明，临行时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事可直接联系。
7）该说，白说，不该说
人们对国有企业的看法不一样，对国有企业的文章的态度也不一样。
读者来信大都对文章持支持的态度，说了许多赞成的话。
有的说，这是做学问的应有的态度。诚实，鲜明，坚定，实事求是，关心劳动人民的利益，表达劳动人民的声音。
有的人说，写出了真理，真好，多写啊！
有的打电话来说，已将文章印发省委所有常委，每人一份，供研究参考。
有的建议将文章转载，使更多人看到，等等。
北京理论界的有些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对出卖国企忧虑重重，但又感到无能为力，话说了等于白说。
有的说，你写得对，但有什么用？你忧虑，睡不着觉又怎么着！人家就是这么看，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
有的说，别写了，省出精力玩玩！
还有人激烈地批评反对。
中央党校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每周经济评论》1997年1月27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批评我“反对公有制退出一切竞争领域”的批评性评论。评论说：
“不客气的说，我们不赞成宗寒先生的分析”。评论针对我反对“国退民进”，反对只能让国有经济办非公有经济，不愿办的赔钱的事的观点，说“难道赔钱的让给非国有经济和非公制干，这才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吗？”又说：“政府在办企业问题上不要与民争利”。
1998年8月3日，中国市场经济研会办的《特供信息》又点名批评我的《国有企业不能一卖了之》的文章，说：“照宗寒先生的意思，只有少量的、其他方式搞不活的国有小型企业和个别其他类型的企业才可以出售，其他国有企业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以免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发生什么性质的变化呢？宗寒先生没有说，但读者可以看出来，大概指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一类的事情。这种谋略，使全国非国有企业听得心惊胆颤，不寒而粟。宗寒先生还说，不能把‘改革所有制当成目的’。在他看来，改革的意思就是如何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搞上去，技术搞上去，效益搞上去，而不能动所有制一根毫毛。因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至于按照这种思路来改革，究竟能不能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能不能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大概都是些次要的问题或‘非本质’问题吧？这使人想起另一位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的名言来——所有制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这期《特供信息》的封面的要目上，特别标出“宗寒称事物的性质在变化”，唯恐人们不注意。中央党校办的《每周经济评论》发表了针对我的观点的大致同样内容的评论。
1998年八九月间，出了一部印刷量很大的书：《交锋》，书中说我认为国有中小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是社会生产水平决定的观点，违背了党的十三大决议，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唱对台戏”，等等。
我向来不怕扣大帽子，一笑置之。对方的一些论点实在不值一驳。再说，我再写文章与之商榷，人家会允许你反批评吗？
8）汇编成册
在研究国有企业出售的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有中小企业破产、承包、出租、兼并联合以及加强管理的问题等，分别写出文章或报告。有的送报刊发表，有的送有关部门参阅。
然后按逻辑顺序，按照逻辑顺序整理成书。探询红旗出版社是否接受出版。当时的出版社社长说：“要，老郑写的东西我们放心”。但他打了个埋伏，说今年的书号已经用完，要略等一等。并提出：帮助办三个学习班，到广东、广西、云南办，以你为主组织一批名人讲课。
尔后将书稿交他，暑了个笔名“史中来”，表示从实际中来的意思。他说，这个暑名不行，要暑单位的名子，并重新强调必须办班。我说，暑单位的名字不合适，因为不是代表单位写的。办班要过一段时间才行。他说，这就难办了。我立即将书稿抽回。
1月下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吕佳来我这里，我告诉刚写出一部书稿，问他们能否接受？她说回去问问。春节后刚上班，她就打来电话来，说决定接受出版，但需要帮助发行一部分。1个月后，排出清样，计364页，26万字。
我校看清校时，吕佳提出：1、马恩列毛的引文一律删去，注解也不要。“引这些东西干什么？早过时了，沉闷。还容易出错。删去！”2、找名人写序。我说，第一条我尽力做，但必要的还要留下，许多话并没有过时。第二条有点难。不是找不到名人，是我不愿意找，何必抬出别人撑门面呢？别人说的再好，也代替不了书的内容。我的书历来不找人作序。
与她一起多次讨论书名。我主张用《国有经济的八种实现形式》，《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或《怎样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她不同意，说太板，不吸引人，要用《国有企业路在何方》。我说类似的书名别人已经用了，她坚持要用，最后只好服从她。
此书具名的有4人，因为其中有的参加了一些研究，有的帮助卖了几百本书，但笔者唯本人而已。
9）卫兴华教授的书评
1999年12月22日，《经济日报》刊出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书评，说：
“宗寒的新著《国有企业路在何方》，对国有企业现状和改革的途径所作的分析，值得重视。
第一．用大量从实践中调查得来的材料，对国有经济的现状和客观作用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国有经济已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支柱作用，居主导地位。它们虽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缺陷，但这些矛盾有的是历史遗留的，有的是前进中难以避免的，具有阶段性，过渡性和暂时性，能够克服。
第二．对于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及采用条件进行了综合的有深度的探讨。研究各种实现形式的内涵、特点、实施条件、相互关系及实施方法，回答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形式，避免可能出现的矛盾，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在几位专家对社会基金研究课题进行审查结项时，对书评价更高。
8年后的今天重读卫教授的书评和结项结论，仍感到这些教授们写得是很严谨的。重翻旧著，重读这些资深老教授的评论，感到欣慰。令人遗憾的是，不论书中说的话，或教授们说的话，对实践不见多大作用。因为后来继续在刮国企出卖风，卖了80%还不见停。本来我还想写一本《不要再刮出卖国企风》的书，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泡影和愿望留在记忆中。
8、回答第三个问题：国有经济的效益低吗
1）“必定输光论”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我国是在劳动者取得政权后，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具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消除了剥削，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劳动、分工合作、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建国以来，我国国有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为一个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先进生产力为支点，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和关系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部门的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主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坚实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在我国毕竟建立起来还不太久，是新生事物。我们缺乏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经验。把国有经济摆在什么地位，发展什么国有企业，不发展什么国有企业；在哪些领域和范围应建立发展国有企业，在哪些领域和范围可以不建立发展国有企业，而由其他所有制去发展；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作为单个企业和作为一个体系，怎样经营管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怎样分工；怎样根据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进行调整、改造和提高？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通过实践在不断探索中寻找答案。
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最初是学苏联的，实行计划管理，高度集中统一，把下面捆得死死的，企业没有自主权，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责权利相结合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地方和部门也没有多少自主权。我们的国家那么大，企业那么多，一切集中于中央按计划指标管理，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体制改革完全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也是新生事物。改革过程是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过程。我们对旧的体制的弊端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新的经济体制怎么建立，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企业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只有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通过不断探索和创造，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建立起来。规律是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认识和掌握的。探索创造必然成功，也会出现挫折、失误和不同的认识。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成功、挫折、失误和不同认识都是财富。弄清是非，掌握那些是正确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那些是不正确的、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并不断付诸实践，让实践去检验和回答，事物就前进了。
在国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分清和鉴别大是大非尤为重要。要不要改革是大是大非，怎样改革，改革是抓住体制中的真正弊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有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壮大，还是以改革之名，行私有化之实，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国有经济，也是大是大非。
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有的人不断提出了诸如“公有制违背人的本性，私有化才符合人的本性”、“国有企业产权模糊，是主人翁、主人空”，“只有把产权落实到个人，产权才能是清晰的”，“国有经济应退出一切竞争领域”等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国有经济。
在改革的实践中，有些地区、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对发展和搞好国有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产生多种多样的疑虑，以至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进行操作实践。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有的提出：为什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为什么不能以非公有制为主体？为什么非办国有企业，不办卸下担子让私人办政府不是一身轻么？他们也跟着说“把产权落实到个人产权才能清晰”。这些我在上面都已说过了。不澄清这些思想，改革就不能顺利健康地深入进行。因此，我在调查过程中，和在调查回来以后，针对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
其中之一是张五常到全国各地到处演讲一再鼓吹的“国有经济必定输光论”。他说，“国有企业效益十分低下”，“亏的一塌糊涂”，“必定输光，这是黄金定规律”，“我的赌注永远是这样下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2）国有企业亏损的实际情况
理论界的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亏的一塌糊涂”。调查表明，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多数地区的国有企业是赢利的，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70%以上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税金，亏损的是少数。亏损企业亏损原因复杂，有些是因为管理不善，决策失误，有些是由于政策变化或环境变化造成的，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更与所有制无关。全国情况怎样呢？回来我研究了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和未予公开的历年的统计资料，并到国家统计局向有关司局调查请教，大量确切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确实有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但亏损企业在全部国有工业中仅占极少数。亏损率很低，通常只有5%左右。1952至1971年的20年，国有工业是零亏损；1972至1988年的17年，国有工业的亏损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平均为3%；1985年前整个国有经济全部亏损额不过二三十亿元，1987年为61亿元，亏损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低于1%，高时也不到10%。这些数字远低于非公有制企业，也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每年都有大量企业产出巨额亏损，陷入破产境地。1991年以来，世界500强和前100强中，差不多每年都有10%的企业产生巨额亏损。欧美国家每年有几十万家企业因亏损破产或被兼并重组，以至出现一些历史悠久、资本雄厚的大型航空企业、电子工业破产及安然公司造假账隐瞒亏损长期欺骗公众的情况。1989至1998年的10年，我国国有工业，亏损额平均占利润额的22．29%。但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自身内部的低效率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在改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外部条件巨大而急剧的变化这种外部原因所引起的。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发展，1999年其经济效益止跌回升以来，已近8年连创佳绩。由以上这种长期的总体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同张五常们的结论相反：新中国建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总体上低于我国私营经济，并且有必然性；有少量正常亏损，也是难免的；而1989-1998年的严重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企业外部条件。因此，张五常们的结论是荒诞不经的。
在企业外部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正常的条件下，部分企业出现正常亏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是因为：首先，企业的盈亏有周期性。从投产到盈利，往往要经过一个周期。一般说来，投产初期不会盈利，或只有微利；初期过后，进入正常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进入成长成熟期，盈利就会逐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初期的亏损是未来盈利的准备。企业进行产品研制开发和技术改造要投入，成本加大，不会立即盈利，反而会带来负债的增加或亏损。这时的负债和亏损也是为下一步盈利创造条件。企业经过黄金时期后，产品陈旧、设备老化，产品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一时不能收效，折旧增加，可能造亏损，情况改变后，就盈利了。其次，企业的盈亏还会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外部条件好，比如原材料价格低，供应充分；市场好，产品售价高；同行业暂时没有更先进的管理和新技术投入应用等，盈利就多，否则就可能产生亏损。有时盈利多，并不一定代表企业管理好或技术有了进步。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今年亏损，明年转为盈利，或今年盈利，明年出现亏损，是经常发生的事。因此，对国有企业盈亏损和经济效益，要进行事实求是的分析。把因客观原因带来的亏损说成是国有经济本身造成的，是违背事实的。对盈亏的内含及其决定性因素也应做具体分析。盈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对公有制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应考虑各种因素，放长一些时间，将盈亏状况与整个投入产出状况相联系，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相联系，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我国国有企业短期、小面积亏损一般都属于这种情况。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的正常亏损，有三种情况：
一是一般性的政策性亏损。公用事业如公交运输企业，城市自来水企业，煤气供应企业等，要低价满足群众需要，成本高于收入，没有盈利，时常要靠政府补贴，是企业职能决定的，并不表明企业办得不好。政策性亏损通常占全部亏损的1/3以上。
二是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受益期长，经营成本在当年中显示不出来。这种亏损通常占全部亏损的30～40%。
这两种亏损属于正常亏损，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出现亏损，而是企业亏损，社会受益；短期亏损，长期受益，是国有经济应有职能和优越性的一种表现。不加鉴别，把这种情况说成是“用钱不像用自己的钱那样小心谨慎，”是违背事实的。
三是正常条件下不应有的亏损，虽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这并不是国有企业的必然现象。有些企业管理不善，投资失误，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这种情况也占一定的比重。国有企业同任何企业一样，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也要有个过程。要看到，我国国有企业是在一无所有情况下起步的。既缺乏物质技术基础，又缺乏管理经验。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地在摸索中发展建设。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通过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制度，加强技术改造，调整产业企业和产品结构，这种问题都能够解决。国有经济的广大职工是有能力、有智慧克服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推动国有经济前进的。通过28年的改革调整，我国国有经济新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步建立，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产业结构逐趋完善，原有亏损企业大部分扭亏为盈，不是证明吗？
在1988年以前，国有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都很小。大面积亏损是1988年以后产生的。1988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额为81.9亿元，而国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为1514.1亿元，亏损额仅占实现利润额的0.46%。亏损面为10.91%，亏损率为8.41%，都低。尔后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1989年亏损过百亿元，企业亏损面一下子上升到16%。1990～1992年每年亏损超过300亿元，企业亏损面上升到23～27%。1993～1994每年亏损超过400亿元，亏损面达到28～30%。1995年以后每年亏损超过600亿元，亏损面达到33～46%。亏损率和亏损在总盈利中占的比重也大副度上升，以至出现许多行业整体亏损无一盈利的现象。1989年以后国有企业亏损之所以突然增大，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国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呢？不是”，而是另有特殊原因：
（1）、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负担猛增。
过去，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由国家财政无偿提供，流动资金由银行和财政分别提供，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上交国家财政，由此实现国有企业的财务平衡。国有企业在初始兴建、规模较小时，这样做是合理的，能够促进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缺点是管理高度集中，违背商品经济原则，企业缺乏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投资，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上面批准，否则就得不到国家财政的资金支持。这就不能不极大地抑制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应该改革。1978年先把折旧基金逐步全部留给企业使用，不再上交。1979年推行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和盈亏包干制，将实现利润按一定比例留给企业，其余部分上交国家；对亏损企业实行亏损补贴包干。1983年起，国家财政拨给国有企业原有流动资金留归企业作为“自有流动资金”，国家不再拨款，企业需要的流动资金，完全由企业向银行贷款。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全部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就是所谓“拨改贷”。进行“拨改贷”的改革，从理论上和方向上说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使国有企业从高度集中统一走向企业具有自主决策，自主经营，从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走向具有经营主权，走向市场的重大步骤。问题是缺乏必要的中间过渡步骤和具体实施措施，使国有企业措手不及，负债和利息负担急剧上升，成为形成大面积亏损的重要原因。
从1985年开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出现从由国家财政无偿拨款为主转变为企业贷款为主的根本性变化。而贷款是需要企业支付利息的，这就不能不使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以至出现亏损。1990年国家投资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的比重降为13.2%，企业贷款上升为86.8%，当年企业支付利息1107亿元，比当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388亿元高1.8倍，也就是说，使本来应为利润的1107亿元转化为成本，因而使企业亏损面一下子从16%上升为27.5%。尔后国家投资进一步减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95%以上完全靠贷款，贷款利息率进一步提高，企业要维持再生产，又不能不贷款，以至1997年企业利息支出达到4000多亿元，竞相当于当年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7.8亿元的10倍，成为企业亏损面一下子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2）、利改税，税负极不公平，国有企业不堪重负。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国有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的改革，也即将原来国有企业的纯收入以上缴财政利润的形式，改为依法按一定税率征税上缴财政。规定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5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企业利润超过核定留利水平的，再征收调节税；对于国有小型企业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同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实行税收优惠。1988年规定私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比国有企业低20%。“三资”企业税率更低。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税收还可以“三减二免”，即初办时二年免税，以后再三年减税，并较普遍地大量偷税漏税；许多私有企业为了得到“三减二免”的优待，就不断更换企业名字；而“三资”企业除享受“三减二免”的优惠外，还以抬高原材料进价，虚增成本等办法避税逃税。致使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高于非国有经济，不堪重负，并在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数据表明，同样是规模以上企业，国有企业的税负要比非国有企业高1～8倍，有的年份高达10倍。以1995年为例，国有企业所交税金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4.2%，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分别为3.2%，而内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等其它企业仅为2.3%。由于税赋不公，致使国有企业当年多交税1437亿元，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实际利润。国有企业在实行“利改税”前，利大税小，1980年的利税比为65:35；实行“利改税”后，利税比出现根本性的变化：1990年利税比转化为26：74，1995年再转化为24：76，2004年后大于26：74。原来作为纯收入的利润转化为税收，再加上税负严重不公，给国有企业带来严重负担。不同所有制实行不同的税率，将非公有制经济应该交纳的税金转嫁给了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相当于将国有企业创造的一部分收入转给了非公有制企业，增加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剩余收入，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却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人为地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积累水平，成为造成国有企业利润额大幅度下降和亏损面急剧上升的另一个原因。
（3）、政策性额外成本上升，使国有企业增加了巨额亏损因素。
1978年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几次提高粮棉收购价格。1990～1995年农副产品收购价上升87.7%，比同期销往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高20多个百分点，每年转移到农民手中500～1000亿元。同期国有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提高135%，而工业品出厂价仅提高1%，国有企业为此每年增加支出500多亿元。这些政策性支出，与企业经营水平无关，却给国有企业每年带来1000-1500多亿元亏损的因素。
国有企业长期负有安置城镇就业人口的任务。1978年前，国有企业安置的城镇就业人口高于70%。2003年仍占63%。国有企业1980年以来因安置劳动者就业每年多支付工资1000多亿元，超过实现利润额的1倍；1989年～1993年平均每年多支付工资超过2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实现利润的4～5倍；1994年后平均每年多支付超过5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实现利润额的6～10倍。
国有企业工资水平比非公有制经济高，且逐年有所增长。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私有企业高45～50%。1978～2003年的25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年平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7%；而1990年以来私有企业职工工资年平均仅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左右。大量私有企业尽力延长工时，压低工资，50%以上的企业的职工工资比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还低，76%的职工节假日加班不给任何加班工资。国有企业不能这么做。国有企业职工福利较多，养老、失业保险比较健全。一些国有企业还办教育，办医院，盖宿舍，修道路。这方面的支出少说也达6000-7000亿元。这些支出本应由社会负担，由于有的尚无条件剥离，企业不能不负担起来。这虽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却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职工基本生活的安定。
（4）、改革中国有资产巨额流失，是国有企业亏损的首要因素。
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明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由下而上，由上而下进行的。在改革过程中，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制约机制和束缚被逐步破除，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中心，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不断扩大，国有经济产生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国有经济走上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有人从右的方面或其它方面干扰改革。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为主力，屡屡掀起的严重削弱破坏公有制为主体的私有化狂风恶浪，是最大的干扰。他们宣传“市场经济应建立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相容”，提出“国退民进”，“国有经济应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妄图最大限度地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内外私人资本的囊中之物。不少国有企业经营者私欲恶性发展，利用手中的权力蓄意把企业掏空做亏，以把企业转化到自己手中；不少暴发户勾结腐败干部以各种不规范的所谓改制做法和非法手段侵吞国有企业的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资产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是国有企业亏损面最大的地区；国有资产流失最严重的年份，是国有企业亏损最严重的年份。据统计，1990年以来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1500亿元，合计流失约20000亿元以上，成为国有企业亏损的首要原因。
有些地区不顾全局利益，客观需要和原有产业基础的状况，盲目引进外资，支持发展私有企业，以非法手段与国有企业进行恶性竞争，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供求失衡，开工不足，也是使一些行业利润率大副度下降和亏损上升的重要原因。实践表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不能违背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只有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维护民族利益和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条件下发展，整个经济才能得到健康顺利发展，否则必然造成损失。
3）国有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中对经济资源的占用量和消耗量同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人们通常把经济效益视为实现利润额或实现利税额。这样理解是不够科学的。第一，作为产出，它仅指剩余劳动部分，而不是全部劳动成果；第二，作为投入，它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投入，却不包含自然资源的投入和影响社会自然环境所支付的成本。第三，在剖析和衡量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效益时，不仅应当考察短期时段企业自身所得微观经济效益，而且更应重视考察企业提供的长期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益，将企业自身的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经济效益二者结合起来，即全面考察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研究国有经济效益时，更必须运用这种方法。因为，公有制经济的效益并不完全表现在企业自身的短期效益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长期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益上。
我国国有制经济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益究竟怎样呢？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8年的28年中，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了伟大成就，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后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5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倍，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7倍，经济总量2005年上升到占世界第4位，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第2位，超过旧中国上千年经济增长的总和，用半个世纪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50年至20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程，以一代人就取得了其他国家用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结构，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创造了根本条件，也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具有其他所有制不具有的诸多优越性和宏观经济效益。
（1）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具有在全社会范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地科学配置资源的条件和可能性。这是国有经济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一个前提，它是私有制所不具有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但“市场经济不能全靠自我调整，不可以挂上自动挡就放手不管。”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联系在一起。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代表劳动者的国家或集体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中，使生产资料摆脱了资本按追逐利润的需要自发盲目配置资源的本性（这种配置从资本看和短期看是合理的，高效益的，从全社会看和从长期看是不合理的破坏效益的），就可以根据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配置生产力，并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全局的最重要的生产力。抓最重要的东西，顾全大局，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和表现。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作出宏观规划，洞察发展大局，控制经济命脉，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从全局出发在社会范围配置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在经济上是最合理和合算的，它能够用较少的社会资源取得最大的效果。这里表现出了公有制经济的特有的优越性。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虽然也有搞国家调控，欧美各国至今仍依靠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军事工业和控制经济命脉；但它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全社会科学配制资源的范围和数量是有限的。
国有经济能够集中力量，抓关键，办大事，具有巨大社会经济效益。
我国经济发展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不集中力量抓关键就不能建立国民经济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像“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其后的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宝钢、攀钢、武钢、包钢的建设，运载火箭、洲际导弹和同步卫星的发射，正负电子对撞机、千兆瓦低温反应堆、14年前每秒1100到4000亿次运算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去年第1台每秒运算11万亿次超级曙光4000A，以及三峡工程和黄河小浪底工程，无一不是主要集中国有经济力量进行的。“六五”、“七五”期间重点安排了3000多个技术改造项目，“八五”期间抓了62个专项，也都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进行的。“九五”、“十五”期间进行了更多重大建设工程，包括“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穿越雪山戈壁，在世界海拨最高、长年冻土地带建成的1142公里青藏铁路、长距离的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以及数字移动通讯、国家高速宽带网，也都主要是由国有单位完成的。这些项目在我国现代化中的意义和取得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谁都能感觉得到。
国有经济以及集体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发展三项特别重要的社会事业。
一是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重要桥梁建设，公用水和电力生产供应，重点森林防护、大江大河的治理，以及基础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主要由国有经济承担。它投资大，收效时间长，承担企业也要讲究经济核算，但社会效益远大于企业效益，长期效益远大于短期效益，有时企业亏损也必须干，其效益是不能用企业盈亏多少来衡量的。设企业投资为1，企业短期经济效益往往是-1，而社会效益则>1。通常1元的投资要带动周围大于四五倍的产值。例如经济发展要求道路先行。铁路运输具有全天侯、能力大、成本低的特点，公路运输则机动灵活，可以从门到门，幅射性强。客运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0.8~0.9，货运量为0.45~0.55。正是由于我国这些年来国有交通运输业投资和运输量的增长（铁路营运里程由1978年的5.1万公里增加到2004年的7.4万公里，居世界第3位，公路由89万公里增加到187.1万能公里，居世界第4位），才保证了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5%的速度。25年来如果不是货运总量增长5.3倍，客运量增长10多倍，国民生产总值决不会增长8.4倍。3万公里高速公路建设总投资不到3万亿元，为周围地区带来的效益少说也有3万亿×2=6万亿元，即至少比投资大1倍，而且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有这样的收益。
二是基础工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开采、重要矿山开采、钢铁工业、重要化学原料工业、重要劳动手段制造业、重要电器元器件研制业等，是为下游产业提供基础性原材料、劳动手段和服务的，这些企业自负盈亏，一般有较高的收益，但其社会效益更大。其产品质量、水平和规模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和建设进程。这些企业不仅要不断以优异的产品和服务贡献社会，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而且常常必须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市场，使所有下游部门受惠。如果企业投资为1，企业效益一般为1.2，社会效益至少为1.2×2或1.2×3，也即社会效益要比企业效益大1~2倍，并长期受益。
三是高新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有经济力量雄厚，有条件也必须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投资大，风险大，一般短期内看不出效益，而一旦研究成功，则会千万倍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使整个社会受益。其投资为1，短期收益一般为<1，长期则∝1。公有制经济在保证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安全方面作用就不用说了。
（2）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私有制所不具有的优化地区布局，促进全国平衡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发挥先进地区的作用，促进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但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地配置资源是不行的。我国国有经济在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全国平衡方面，发挥了巨大主导作用。建国初期，我国不多的工业集中于沿海几个城市，面积占56%的西部地区产值不到全国的1/10。建国以来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主要依靠国有经济，集中力量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1/3摆在西部。在兰州、新疆、成都、陕西新建了航空、电子、无缝钢管、石油化工等上百个大型国有企业，投巨资兴建了成渝、宝成、天兰、兰新等铁路，青藏公路及川藏公路。20世纪60~70年代，集中财力支持“三线”建设，投资上千亿元新建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支柱。摆一个大中型企业，就带动了一片地区经济成长；摆一二十个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就形成一个新城市。以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力度更大。现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的42%，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约占60%。今后，中西部地区要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不仅今天，而且将来也不能缺少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只是中西部地区的事，而是关系我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伟大事业，其社会效益不能仅仅以产值增加的倍数衡量。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中西部也会发展起来。但那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在短短50多年中其社会经济面貌是不可能有这么大变化的。并且，缺乏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单单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地区差距不会缩小，而会扩大。因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向边远落后地区流动。
（3）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应对突发社会性重大事故的社会经济效益。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是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会有供求关系不平衡及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平衡—不平衡—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短期的局部的不平衡由市场自发调节可以走向平衡，社会范围的不平衡即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是难以实现平衡的，至少是在遭到巨大损失后才能实现平衡。保持总量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有经济的一个重要职能。计划、金融、财政、税务、进出口管理在这方面负有重任。国家制定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指明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国家通过货币发行、利率、信贷关系和金融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促进总量平衡和币值稳定。财政税收通过国家和地方预算，调节国民经济结构，控制投资规模和收支方向。对外经济通过外资利用、商品进出口调节供求结构，引导投资方向。财政金融对应对突然重大事故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从1998年我国国有银行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这一点，从投资规模过大，国民经济出现通膨趋势时国有银行采取的信贷利率政策调节措施的力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宏观调节，具有个别企业无法比拟的巨大社会效益。这些重要调节，只有政府通过国有经济才能实现，非公有制经济是无能为力的。
（4）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具有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效益。
非公有制经济可以随意辞退职工，公有制经济不能随意辞退职工，而要对职工负责，对职工的生老病死负责任。下岗分流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并给职工以足够的补偿，使之能具有再就业和生活的能力。有些非公有制经济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暴利，往往不惜破坏自然资源，污染环境，以至使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严重年份和地区高达33.4%，也即将高达三万多亿元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转嫁给了整个社会；多数公有制企业不是这样，它在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情况下，尽力降低消耗，降低污染程度。这些年来我国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4，2005年单位能源创造的国民收入超过1978年的3倍以上，主要是国有经济通过不断技术改造取得的。为此国有经济进行了上千亿元的投资。我国规划1/5的国土面积属于保护生态环境区，不能开发，但这1/5国土上的居民要改善生活，国家必须进行安排和给以补偿，安排和补偿主要是由政府和国有经济进行的。这都是要支付成本付出劳动的。这种支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负责的本质表现，它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益远大于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效益，更远大于私有制企业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益。以同样的投资额进行比较，公有制投入1个单位的资本，比如1亿元，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效益为1.2亿元，宏观社会经济效益高于20亿元，宏观社会经济效益比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效益高16.6倍；私有制经济投资1亿元，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效益为1.5亿元，宏观社会经济效益为0.47亿元，仅为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效益的31%。公有制经济的综合经济效益至少比私有制经济高40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和社会依据，也是新中国50多年来总体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
4）国有经济的微观经济效益
从整体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当高。大致说来，约1/3以上或40%办得不错，1/3十分出色。好的和比较好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办的不好的是少数。沿海地区是这样，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也是这样。大中城市是这样，大多数县城也是这样。后两类企业不论从基本设备、技术水平看，还是从管理水平，治厂能力、发展远景看，都相当优秀，与世界上一些先进的企业相比，毫不逊色。这是西方国家一些技术专家看了这些企业后都承认的。也是他们青睐我国“投资多元化”，争相向我国投资的原因之一。
国有企业总体微观效益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投资产出率比较高
我国国有企业产出率，按国有经济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计算的产出，要比按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计算的投入高1/3到1/2，最优时高5倍以上。
我国国有企业的产出平均增长速度也比西方国家高。通常要高3-4倍，2004年以后高得更多。这是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根据197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有企业“一五”期间投资资金回收年限的资料，国有轻工企业的投资一年多就可收回，重工业3-5年就可收回，最长的制造业7年就可收回。目前情况也是这样。例如，2003年我国施工项目111290个，全部建成投产项目56784个，项目建成投产率为51%；新增固定资产13604万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9.4%。
在考察公有制企业经济效益的时候，要考虑到两个因素：
一是产出的内容和质量。产出的价值量相同，产出的内容和质量往往有很大差别，甚至有根本性的差别。这一点，国有企业比非公有制企业有显著的不同，国有经济提供的产出比非公有制经济重要得多。
二是国有企业的产出不仅表现在物质产品和服务上，而且表现在精神文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目前我国拥有科技人员3850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达到225万人，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科技活动人员141万人，科学家、工程师87万人。科技人员和研发人员总量分别占世界首位和第二位。国有经济中熟练工人也是最多的，世界上每5个熟练工人中中国就占一个。这是推动我国大踏步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代表着我国的未来和希望。培育出高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和职工队伍，什么样的产品都能创造出来。
有人说：“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比重占40%，非国有企业占60%，但每年所消耗量资金和能源、原材料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至少占60%，非国有企业只占不到40%。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不用同国外企业比较，同国内非国有企业比较，也大体要低1/2。”这种说法缺乏实际依据。大家知道，我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和消耗都低于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般至少要低10-20%左右，好的要低1/2。例如，一些非公有制冶金企业综合的吨钢能耗为1200公斤标准煤，国有大型骨干企业为698-750公斤；国有重点钢铁企业采用燃汽轮比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用常规锅炉蒸气发电量多70-90%，比燃煤电厂少用水1/3，且占地少，无污染。国有煤矿回采率为70%以上，私有小矿只20%。2004年石油和化学工业评出了100强效益企业，96.7%以上是国有企业。机械制造、电力、造纸、纺织等行业也是这样。说国有企业效益低1/2，毫无依据。必须看到，国有经济肩负着为全社会提供公共设施和基础工业的任务。大部分公共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是需要巨大投资和原材料消耗的。一条青藏铁路，3万公里高速公路和一个长江三峡大坝工程要耗用多少钢铁、水泥、施工机械和砖瓦砂石？这些重大工程和重点基础工业用料多，当年投资，不能当年收益；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全社会受益。它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带来的利益是不能用一年的消耗和投资来衡量的，也不应单纯以产值来衡量。把这些极为重要和必需的投资和消耗说成是国有企业“低效”，合适吗？
（2）劳动生产率比较高。
劳动生产率是活劳动投入量或投入时间同创造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率，表示每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中生产的产品量或价值，是衡量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有人把劳动生产率低看作为国有企业的同义语。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还是同私有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比，都高得多，比港澳台投资企业也高；只是低于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但有限责任公司很多都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多属高技术加工企业，附加值高，情况特殊，不可比。.
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2000年为45998元，比全国平均数高0.06%，比有限责任公司高29%，比私营企业高20%；2001年分别高0.5%、26%和30%；2002年分别高10％、２９％和２９％；2003年分别高19%、38％和72%；2004年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和私有企业高73%和63%。
一般认为，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困难多，效率低。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多年来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其他企业，例如200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比全部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数高５％、１.５％、８.４％。由于全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中包括国有企业，如果将这一因素扣除，单与非公有制经济比较，会更高。之所以高，是由于国有企业装备较好，管理比较完善，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积极性高。这表明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都优于私有企业。到东北去看一看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还低于西方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多，总体装备落后。但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西方。不然西方国家为什么以每年500亿美元的规模向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呢？而且，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会进一步提高。
（3）剩余产品率比较高。
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税额1988年前每年高于1000亿元，1988年后每年高于2000亿元，1993年后每年高于3000亿元，2000年后每年高于7000亿元，2005年高达9000亿元。实现利润额，从2000年的2408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9047亿元，5年中增长了2.7倍；实现利税额从5879亿元增长到20204亿元，增长了2.4倍。产值利税率一直高于10%，资产利税率2005年为9.6%，1985年前一直高于20%。这在世界上也属少见。
上交财政额从1980年起每年一直高于1000亿元，90年代以后高于4000亿元；国有经济所提供的利税额在全国财政收入中1995年以前一直高于70%，2004年为68%，2005年上交利润额占44.9%，税占56.7%。国有企业以不到40%的产值量提供了占国家财政收入60-70%的剩余产品量，贡献远大于非公有制企业。而私营经济1985-1989年上交财政额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0%-4.2%，1990-1995年也仅占5.1%-5.9%。
剩余产品量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标志。产品价格既定，产出量大于消耗量，才能有剩余产品。技术进步快，管理水平高，不断降低成本，个别消耗量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量，才能取得更多的剩余收入。国有经济的利税水平及资产利税率表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高的。国家财政每年对国有亏损企业也有一些补贴，但每年补贴从未超过600亿元，1994以后每年补贴只300多亿元，不到上交财政利税额的1/10。
国有企业由于实现利税额大，上交国家财政占的比重大，对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剩余产品是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是全国人民共同致富的重要源泉。共同致富有两层含义：就公有制企业来说，劳动者通过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共同致富；就整个社会来说，通过生产单位向社会提供剩余产品，用于整个社会的基本建设、扩大再生和第二次分配，使全社会共同致富。国有企业经济每年提供了占财政收入60%以上的剩余产品，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金的支柱和全国人民共同致富的主要源泉，非公有制经济也由此受惠。
（4）国有大型企业经济效益高。
国有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2004年，我国拥有国有大型企业1242家。国有大型企业的户数占4%，资产量占42.4%,产值占61.2%。这些企业拥有的资产量大，资产总量超过10万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拥有63亿元，有232家超过100亿元；收入高：2004年为10.009万亿元，年营业收入上千亿元的15家，近百亿的103家，其中国家电网公司2004年收入4829亿元。盈利率高，2004年盈亏相抵后盈利总额5549亿元；其中石油石化公司实现利润540亿元，天然气开采公司540亿元，邮电通讯集团447亿元，分别占我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17%、14%和13%。境外上市的1000多家国有企业的权益和实现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的1/3-2/3。
在《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8家，其中内地的15家全部是国有企业。近些年中，世界500强企业利润增长甚微，而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利润都大幅度提高，所有重要成长性指标都超过世界500强。2002年，我国500强营业收入增加18.59%，比世界200强高16.3个百分点；平均利润增长29.91%，比世界500强高19.52个百分点；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2%，比世界500强高2%。2004其年平均收入增长26.2%，比世界500强10.5%高15.7个百分点；资产周转率0.32次/年，比世界500强（0.24次）高1/3。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盈利的占93.4%。当然，我国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体实力、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与西方国家大型垄断集团还无法比，但我们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改革开放，产生了新的活力和竞争力，它们必将进一步显现和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西方垄断企业并不是不可以超越的。
5）为什么国有经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是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在根本上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
（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不存在资本私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对立，为在全社会配置生产力，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效益，提供了生产关系基础。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正像恩格斯所说，生产资料已经“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否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社会行为，而产品也从个人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生产关系要求承认生产力的这种性质，“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将“适于社会管理”的关键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就消除了资本私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对立，产生了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全社会范围配置生产力的条件；将适宜于局部范围管理的生产力，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管理，就具备了在局部范围排除资本本性，并合理配置生产力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尽可能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使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变为现实。这是公有制产生较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生产关系基础。
（2）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本身内部不存在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包括其内部劳动者的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无穷潜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仍然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商品经济运动的一切共同规律，如价值规律、盈利规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都会起作用，且不能违背。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了，公有制经济运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公有制内部，劳动者之间是联合劳动、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共同致富的关系，而不再是多数人受资本盘剥，为资本卖命，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榨取多数人的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的根本目的不再是追求私人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利润，即所谓“利润最大化”，而是公有制企业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们通过劳动，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出现剩余产品，只是他们勤奋高效劳动的必然成果。这就产生了资本与劳动对立情况下不会有的自觉发展生产力和节约高效生产的积极性和巨大动力。这是公有制具有较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动力和源泉。
（3）公有制经济的交换过程和分配过程及其性质决定了公有制具有比较高的经济效益。公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但不单纯是物质产品的交换，这种社会分工不同的劳动者之间具体劳动的交换，反映的是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联合劳动、分工合作的关系。它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社会主义关系的扩大和延长。交换中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要谋利，但更要立足于对方和社会的需要。公有制企业有自身的利益，同时要考虑社会利益，关键时候企业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交换转化为生产，使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优质结合。公有制经济是真正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的经济，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为本的经济。它是在具有全局视野、为了满足全局需要的目的而建立发展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不是这样。损人利己，牺牲全局，以实现、满足私人资本无限扩张和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它也要面向市场，也高喊“顾客是上帝”，但它看中的是“上帝”口袋里的钱，剩余价值要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和“顾客是上帝”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使私人资本的虚伪和尴尬显得无以复加。
（4）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分配的性质，这也决定公有制的高效益。公有制的必要产品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剩余产品一部分用于企业本身职工的共同福利和扩大再生产；另一部分上交国家，用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福利和扩大再生产。必要产品分配使职工生活安定，逐步走上共同富裕，这是劳动者发挥无穷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动力源泉；剩余产品分配使社会有条件进行投资，向关键领域和部门发展，控制经济命脉，在生产关系上、技术上、生产力水平和实力上保持主导地位；在公有制企业内部，能够不断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城外城汽车配件城设备和产品，掌握关键、重要和先进生产力。这是公有制效益提高的资金来源和物质保证。
（5）企业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及不断改进完善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也是保证公有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固然，由于缺乏经验，体制不完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缺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但改革的实践表明，我们有能力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大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是由于抓了改革，建立了比较科学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基础管理扎实，领导班子强，重大决策得当，技术进步快，工人积极性高，所以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一直优异。管理是巨大生产力，管理出效益。凡是管理好的企业、部门和地区，经济效益一定好，反之则必低下落后。
总之，公有制经济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所有制及其管理组织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效益提高；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又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道德、规章制度和生产交换原则，它们反过来又为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制度及公有制的高效益就是在这种辩证统一运动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