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但史学界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地存在多种说法，有的认为在安源，有的却认为在铜鼓。本文以史实为据，提出了在修水山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观点。

关键词：建军编师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考证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昌起义时部队番号仍是沿用国民党左派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秋收起义一开始，“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 [1] ，这些名称贴切地体现了共产党的特点，表明了共产党公开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这第一支体现我党军队特色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到底在什么地方组建的，党史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提出安源编师说，有的认为在铜鼓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笔者根据现有史料，提出了以下不同的观点。

一、安源编师之说不准确

无论是《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之《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记载“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卢德铭任总指挥……” [2] 还是湖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论述“安源军事会议主要解决了下述几个问题：成立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 [3] 都持安源会议编师的论点，这一论点是党史界的主流观点。

历史留给我们关于安源会议的史料很少，《潘心源报告》是其中最重要的文件，让我们重温潘心源对安源会议的介绍：“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大概结论是分为三路……” [4] 认真研读此一段文字，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安源会议编师没有史料依据。《潘心源报告》中并没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介绍，只有将起义部队分为几路的说明。若此时毛泽东已将各路秋收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亲历者潘心源应该会在其《报告》中将部队番号写出来，而不只是写“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二是安源会议缺乏编师的前提条件。《潘心源报告》介绍，毛泽东等“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但南昌暴动前后一直随浏阳农军行动，最了解情况的潘心源对平江工农义勇队此时已一分为二，编制不复存在竟然也一无所知。这一点从安源会议的军事部署可知。建军编师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应该明了每一支部队的基本情况，既然部队所在的方位都不清楚，所以此时编师则是无从下手的。三是安源会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会议。从安源会议的参加对象看，既然是军事会议，却并没有师部和一、三团的主要军事领导参加。再者，不同于余洒度在修水，毛泽东在安源是来去匆匆，时间很短，情况不熟悉，也没有酝酿过程，只在一个会议上凭潘心源单方面介绍就将这几支部队进行整编，未免过于草率，也不合情理。

故笔者认为，安源会议并没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二、铜鼓编师之说无依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写到：“接着，毛泽东又赶到铜鼓，召集位于修水、铜鼓各部负责人或代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任命余洒度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该部编为2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第3团” [5] 。

笔者认为这一表述是缺乏依据的。我们首先考证一下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时间，《苏先俊报告》明确说明：“10日毛泽东来到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 [6] 即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时间是9月10日。此时召集驻修水的卢德铭、余洒度等开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的余洒度等“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 [7] 第一师师部及所属一团已于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前一天离开了修水县城，举行了起义，10日卢德铭、余洒度正率领一师及一团在渣津进攻平江的路上，无法来铜鼓参加会议。遍找秋收起义的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也没有毛泽东在铜鼓“召集位于修水、铜鼓各部负责人或代表开会……”之说。故此时编师，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已于9月9日在镰刀斧头旗帜上展示出来了。事实上，卢德铭、余洒度与毛泽东会面只是在秋收起义爆发若干天后的湖南浏阳孙家段见面，正如铁心在其《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中所描述的“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 [8] 而此前却并没有毛泽东与卢德铭、余洒度见面的记录。

所以在铜鼓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也不正确。

三、建军编师应在修水山口

笔者认为，真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应在修水山口的建军编师大会上。理由如下：

1、起义前夕召开了山口会议

很多参加秋收起义的亲历者直接提到“山口会议”，党史上的“山口会议”确实是存在的。

何长工回忆：“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 [9]

吴开瑞回忆：“到铜鼓不久，得知警卫团到了铜、修二县之间的山口。苏先俊骑着马，挂着手枪，带两个人前往山口，与警卫团联系上了。” [10]

张启龙和宋任穷等也有类似的回忆。

2、山口会议是建军编师的会议

那么山口会议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有的研究者认为山口会议只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整编会；有的则认为山口会议上组建的即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为了保存我党的这支重要军事力量，而采取了权宜之计，对外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和历史资料，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是准确的。

赖毅回忆：“开始是以‘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名义驻扎的。用这个番号，主要是缓和同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 [11]

陈树华的回忆说得更清楚：“到修水后，我们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把余贲民部从武宁招来，编为特务营（卫队营）。我们知道苏先俊部在铜鼓，因为都是同学，决定让他做第三团团长……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以省防军的关防印信盖税务收据，还造具全师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以迷惑他。” [12]

山口镇土著居民的回忆则更详细：

魏信品老人说：“我28岁时，正是丁卯年，在万寿宫（即山口会议地址）下隔壁福和铺当店员，见万寿宫门口上方用红纸写了四个簸箕大字‘世界大同’，还扎了柏树牌坊，万寿宫中用红纸贴了一幅横联叫‘工农革命军建军编师庆祝大会’”。 [13]

杨祖泳老人说：“中秋节前山口来了部队，借我家桌子写标语，标语内容大概记得几句‘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成立’……” [14]

再仔细研究《余洒度报告》和《苏先俊报告》可知，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无疑。

《余洒度报告》中说：“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合计共有枪一千三百余枝，机关枪两艇（挺），子弹每人平均约百发。” [15] 这则原始材料进一步说明山口会议是存在的，并在山口会议上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师委会”，只是“灰色”起见改用“省防军”名义。余洒度在这里用“改”字，正说明这支部队打的旗号内外有别，否则，就没有必要“改”。

《苏先俊报告》则是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更为有力的证据。《苏先俊报告》中称：“第三期，一、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实力：步枪一千三百枝，机关枪二艇（挺），驳壳枪二十枝。三、作战经过：……十一日修水第一团及新编第四团向平江进发，第三团向浏阳前进，安源、醴陵部队向老关进攻。” [16] 苏先俊所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实力，与《余洒度报告》中所述军力惊人吻合，正好是修水和铜鼓部队的实力，不包含安源的部队。《苏先俊报告》中还有一个细节，修水和铜鼓的部队分别称为“第一团”、“第四团”、“第三团”，而“安源、醴陵的部队”并未有番号。这是苏先俊的漏记，还是此时安源的部队尚未纳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体系中，尚未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进一步说明，修水与铜鼓的部队自成体系，安源部队编入前，就已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了。

退一步说，假设山口会议只是组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是掩人耳目的编师，只是打出灰色旗号。这反而是不合常理的。因为如果是组建一个“光明正大”的省防军，则可大张旗鼓地进行，没有必要躲到偏远的山口老街去举行；只是造造册子，形式上的编师，也没有必要将平江农军一分为二，更没有必要把伍中豪、黄坚、黄永胜等派到铜鼓去；只是组建省防军，没有必要将组建省防军这件事郑重其事地“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正因为这是组建我党自己的军队，是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所以才躲到偏远的山口去进行，并将编师结果郑重地向党汇报。

所以山口会议并非只是组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而是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3、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在建军编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如此重大的事件，是谁领导实施的。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湖北省委的作用不容低估。由于修水离鄂中不远，与鄂南三县通城、崇阳、通山山水相连，且素有往来，便于联络。特别是警卫团刚从湖北武汉开来，进驻修水，且卢德铭和韩浚等人过去同湖北省委的向警予熟悉，易于沟通关系。相反，这一重大事件却与湖南省委无关，湖南省委对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南昌暴动后的去向不甚了解，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筹划湘中七县暴动，直到暴动在即，毛泽东才与师部接上关系。

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和有关资料，为我们证实了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

《江西省委给寿昌信》中说：“六、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导……”。 [17]

《关于江西准备秋暴情形致金山》信中说：“平浏农军在修水、铜鼓时曾派人来此接洽，此间亦召人前去报告现在军政情况，并提议以后进行以及一切联络事宜，派去之人尚未回来。” [18]

《余洒度报告》中说：“不久得通城刘××（注：即刘基宋）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 [19]

易礼容给苏先俊信中说：“……闻洒度已向中央领有款项，能分兄处若干否？” [20]

刘基宋在其《加入共产党与脱节后工作经过》中写道：“我们既无法与大军会集，乃共商将全部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师，推余洒度为师长，我为参谋长，暂驻现地。旋中共武汉政治局派关学参同志前来传令，其主旨为中共决定在武汉来一个暴动，令我们作外应。” [21]

综上所述，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秋收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的指示，通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江西省委的渠道传达到驻修水、铜鼓的部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促使他们在修水山口召开了建军编师大会，诞生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山口会议的召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正如何长工1958年9月5日在解放军总直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所言：“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立起来了。在中国，在东方，就有了红旗和白旗的对立，有了红军和白军的对立，在后来有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白色政权的对立，这就是修水整编的意义”。 [22]

（作者：涂开荣，九江市史志办宣教科科长；刘烈根，修水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余仕富，修水县委党史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