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从个人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大肆展开对毛泽东的恶意人身攻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恶意丑化、诋毁和谩骂毛泽东的思潮。其中一些荒谬论调通过网络、非法纸质出版物等方式传播，流毒颇广。对于这些谬论，国内外有正义感的学者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都曾进行过严正驳斥。非毛论者为了达成他们抹黑毛泽东的目的，甚至于罔顾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为此笔者拟对他们采取的常见手法作一初步清理，让人们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非毛论者之真实面貌。
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胸前绸条上可见“主席”两个字
一、采取当下标准不注意历史环境
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中，坚持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是科学评价人物的首要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当如此。但国内外的非毛论者从政治目的出发，往往使用当下标准来苛求前人。事实上，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的认知水平是受到具体环境制约的，极少有人能够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来进行科学预见，即便是历史上的伟人，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对此，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很多非毛论者在评价毛泽东时，却并不认同和坚守这一原则，在他们的研究当中经常采用当下标准对毛泽东进行评判。他们认为毛泽东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做出的某些决策是极端错误和非常可笑的，并将其视为毛泽东极端自私、道德品质低下、无知与能力缺乏的表现，自以为如此就揭示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并为此洋洋自得。但是如果我们将历史事实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当中来分析，却发现很多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大跃进”是非毛论者非议毛泽东的重点之一，非毛论者认为毛泽东的无知傲慢、头脑发热才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从而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毛泽东是“祸首”。诚然，我们不否认“大跃进”是有着重大历史局限的运动，毛泽东也毋庸置疑要为“大跃进”的错误负责，不过如果联系到中国近两百年来屡屡受到列强欺凌的历史，就能够发现其实“大跃进”也有着偶然中的必然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迭遭列强欺凌，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历次重大历史变革前后相续，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试图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命运。不过在一次次的失败过后，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者和革命者们改变现状的心理更加迫切，这种情绪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还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在中华民族历史地位的巨大反差和焦虑情绪的双重影响下，革命领导者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中国人民迸发了急于改变现实、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因此“大跃进”一经发动就在全国人民当中形成了浩大声势，不仅得到了普通群众的大力拥护，也得到了当时中央很多领导同志的支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决定大力发展民兵武器，并确定了以民兵武器和尖端武器带动常规武器发展的思路，一些人对此不认同，认为这种军工建设思路是错误的，导致了我国常规武器发展滞后，延缓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乍一看，这种论调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历史长河来看，毛泽东重点发展民兵武器的思路却又是有其具体历史条件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因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武器装备和获取军工技术的渠道就此中断。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中苏间关系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可能从苏联方面获得军工设备和技术来升级本国的军工体系。而国民政府建立的德式军工体系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解除武装而无从继续。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落后，本身工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现代化的军工生产体系，因此在外来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大力组织民兵，发展民兵武器，并以此来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事实上，也因为毛泽东大力武装民兵的思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了强大的国防防御体系，有效遏制了他国侵略中国的企图，保卫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因此在评价“大跃进”这类重大事件之时，我们不仅需要厘清事实真相，更要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来进行解读，如果离开历史环境来谈问题，显然将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不可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二、断章取义不注重历史完整性
在历史研究当中，断章取义是一种歪曲历史事实的“有效”办法。从字面意义上看，它似乎没有改变历史事实，只是采取截取片段、移花接木等方式来对历史事实进行重组和解构，使用的是一叶障目或管中窥豹的办法，通过引导和暗示来误导读者，因而这种方法的欺骗性最强。断章取义向来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周谷城曾经在其著作《历史完形论》中对此大加鞭挞。
非毛论者的诸多论述当中，却经常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来抹黑毛泽东。如周恩来的晚年治病问题，一些非毛论著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晚年周恩来》等将其描绘成一场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阴谋。他们极力想表述，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病不但不予以支持，还多方指使汪东兴暗中阻挠周恩来手术开刀，而似乎周恩来对于开刀治疗是极为渴求的。如果按照他们断章取义的描述，那么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不仅没有丝毫革命战友的情谊，甚至连封建君臣之间的关系都不如，其目的就是将反对周恩来治病的毛泽东贴上恶毒阴险的标签。
不过事实却与之相去甚远。的确，毛泽东是有不让周恩来开刀的意图，也曾多次指示不要手术治疗。独立将其割裂而论，好像是毛泽东有“谋害”周恩来的企图，其目的是让疾病将周恩来拖垮，以除掉这个潜在的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对手。
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毛泽东对医生的态度和周恩来生病前后的一些事情来看，却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并非如此。事实上，毛泽东曾多次批示要医疗组积极为周恩来提供治疗。毛泽东所反对的并非为周恩来治病，而是对西医以开刀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治疗方式心存疑虑。这与毛泽东一生对生老病死的态度有很大关系。首先，毛泽东天然对医生有着抵触情绪，更倾向于通过体育锻炼的方式来强健体魄，抵御疾病。因此他有病也不太愿意看医生，尤其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即便是政治局作出决策要求其听从医生的安排，他也置之不理，甚至有拔掉身体上插管的经历。其次是毛泽东对于西医开刀手术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他的眼睛白内障本是一个小问题，早就可以通过手术摘除的办法来解决，但他却迟迟拖延，直至其严重影响视力后才在多方劝说之下由中医进行清除白内障的手术。而周恩来治病期间，陈毅和谢富治两人都先后因为手术开刀后效果不佳而辞世，这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由此他认为，西医开刀开一个死一个，为此他才不同意进行手术治疗，更加倾向于中医。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将历史事实放在历史整体当中理解是多么重要，如果不注意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注意当事者本人一以贯之的态度，孤立的进行判断将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晚年周恩来》在论及“伍豪事件”时，曾对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所做的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尤其是毛泽东在“存”下划了两道粗杠一事大肆渲染，进行所谓的深入解读，但是对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的再度批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却视若未见，这就从主观上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如果这两个批示不连起来看，而又对“存”字着重意味进行有倾向性的解读，无疑将会引导读者误解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认为毛泽东是在刻意“整”周恩来。而一旦将两者联系起来，则可以发现事实远不是非毛论者所渲染的那样。
在对待核战争的问题上，有人将毛泽东1957年1 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几句话单独拿出来，指责毛泽东不惜上亿人口的伤亡也要打仗，以此来谴责他是如何漠视生命，是一个战争狂人。但实际上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为鼓舞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核战争而说出来的，其前提条件是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核战争威胁，目的是为了鼓舞革命群众的斗争士气，与毛泽东是否漠视生命与好战完全无关。
断章取义尽管在表面上没有改变历史资料的真实性，但是却使得历史完整性遭受破坏，通过重新组装历史材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欺骗性极强，危害性极大，是非毛论者运用的最为隐蔽和有效的抹黑毛泽东的手法，因此也最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预设立场后寻找相关论据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当中，很多人不是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理性分析并最终得出客观结论。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在已经确定好结论之后，再刻意去寻求所谓的证据。思想史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一个人的思想在其人生路途当中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推延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根据人类思想史发展规律和人的思维成长规律来看，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之下其思想都会发生变化，或者由感性走向理性，或者由幼稚走向成熟，甚至某些人思想发生倒退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因此很难讲某个人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从这个层面来说，先对某个人的思想进行定性，尔后从其言行当中寻找符合其观点的材料的这种研究方法并不科学严谨，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只是研究者本身的观点。其次是一个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很多场合之下，他的言论并不代表他真实的思想，其表态只不过是当时政治环境需求下的一种表态，与其内心的想法并不一致，有时候甚至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政治人物的思想开展研究无疑要非常慎重，需要对掌握的人物言论和行动进行仔细的甄别和辨伪，如此才能把握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准确脉络，而非仅仅根据某些言论就匆忙对所研究的对象下结论。
在当前非毛论者作品当中，很多人一开始就对毛泽东的人格给予了定论，然后再从他一生的言行当中寻找证据材料，对那些符合他们意图的所谓材料，他们并不会注重其真实性，而对那些与他们预设立场相矛盾的材料，则避而不谈。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等书，就在写作之初就给毛泽东下了一个定义。如张戎首先就将毛泽东定义为“独裁者”，然后循着这个思路到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当中寻找所谓的论据，为描绘出一个所谓的真实毛泽东，张戎采访了美国前总统福特、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数十位各国政要以及所谓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并踏遍二十八国档案馆，似乎是做了大量基础扎实的工作。但是在汗牛充栋的资料面前，她只青睐那些能够证明毛泽东有所谓独裁和专制倾向的材料，而那些关于毛英明睿智、才能卓著、公正无私的材料却被有意地抛弃了，中国国内的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和真正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被忽略了。尽管这本书的资料部分达72页之多，但引用的材料都是为其观点服务的，与其意见相左的事实她都置若罔闻，所谓的众多材料不够是用来证明她最先提出的那个结论，即：毛泽东的成功充满了侥幸和偶然，毛泽东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和独裁者。当然这很显然并非通过对众多历史资料的客观分析之后才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论。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也是如此，尽管他因为工作原因接触了党内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但是在材料取舍方面他就受到其倾向和潜意识的影响，选取材料时同样有所偏好，导致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现象在其书中屡见不鲜。
如果采取上述治学方法和治史态度，那么即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竭力推崇的历代圣贤也经不住推敲。反之按照上述逻辑，假如先设定毛泽东是一位英明领袖，同样可以从瀚如烟海的历史事实当中找出各种佐证材料，也完全可以将其论证为千古完人。
事实上，对人物的研究不应当先预设立场，而应当根据其思想发展变化和时代发展来进行理性评判，只有科学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考察影响其思想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对人物的评价才可能客观准确，经得起历史考验。因此如果带有对人物的定见或者偏见，那么作者即使在表面上是公正的，在潜意识层次也会对材料的取舍缺少客观性，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他自己预先的逻辑设定，当然谈不上公正和客观了。
四、虚构编造事实来肆意污蔑
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学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其中并没有多少供人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历史学家工作的过程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如果离开了求真这一基本原则，那么他就不是历史研究者，而是小说家。
一些非毛论者的作品，很明显可以看出编造和臆测的痕迹。如在海外有着很坏影响的《李志绥回忆录》就是虚构和编造历史事实的典型作品。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毛泽东很多历史细节和重大历史决策，似乎毛泽东在做出每一个重大决策时，他都在场，毛泽东的每段心路历程，他都了如指掌。
但事实是否如此，很容易得到证明。甚至还不需要求证于历史档案和当事人，仅仅从情理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重大漏洞。首先是毛泽东对西医的天然反感。上文已经提及毛泽东对医生尤其是西医存在着很深的误解，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就可以断言一个医生尤其是西医根本没有深度进入毛泽东私生活的机会。其次是党内制度的限制。尽管在毛泽东晚年，有个别人因为其个人的信任得以知悉某些重要决策的内幕，但这也仅仅限于大家所熟知的那几个人，其中并没有李志绥。即便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那几个人，也不能公然破坏党内制度，列席或旁听党内高层会议，尤其是事关重要机密的会议，更不用说一个保健医生了。且这类会议的参加者和记录人都已在会议纪要中载明，一查纪要即可知晓李志绥所说真伪。而据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会议纪要，则可以发现李志绥描述的很多场合他显然并不在现场。其三《李志绥回忆录》本身充满着逻辑矛盾。李志绥一方面说毛泽东是深谙权谋之道的封建君王，另一方面却说毛泽东对其吐露心曲，试想一个权谋如此之深的人又怎会让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走进其内心世界呢？又怎么可能对这么一个陌生人毫无戒备呢？两者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从中共党内制度和历史逻辑来推断，李志绥显然没有机会知道那么多的核心机密，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志绥对读者说了谎。这些所谓的秘闻是他自己虚构的，至少也是道听途说的，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
有些非毛作品为了败坏毛泽东的道德形象，不惜在作风问题上大费周章，将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很多女性列为与其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嫌疑对象，并绘声绘色的描写这些女性与毛泽东的交往。如《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这类诲淫诲盗的作品，大肆对毛泽东的所谓男女关系问题进行攻击，尤其是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没有当事人相关回忆和访谈，更无留声留影和谈话记录的情况下，这些非毛论者也描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毛泽东生活在他们的监控下一样，而事实上他们做不到。
不过他们的虚构编造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识破，但凡稍有政治阅历和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些事发生的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位管理六亿人口国家的大国领袖，毛泽东在每天处理大量的重大事务之余，没有多少时间风花雪月，更不用说毛泽东这么一位爱好阅读之人，读书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如此一来他的闲暇时间则更少。而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私人空间非常有限，他有一整套的警卫和秘书班子，并与其近在咫尺。据戚本禹回忆：毛泽东居所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毛泽东很难避开他们行事。更加重要的是谣传当中与毛泽东有染的这些女人，并无一人出来证实她们与毛泽东之间有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也就证明了这些非毛纪实文学的荒谬。
又如稿费的问题，有的非毛论者也是胡编乱造，丁远在香港《大公报》一度声称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一亿多元人民币，甚至有的报刊不负责任的将其精确为1. 3121亿元人民币。不过经过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和吴连登的查证核实，毛泽东国内出版的著作是没有稿费的，仅在国外出版的著作才有稿费，数量也没有外人揣度那么多，金额仅有120多万。且毛泽东并不轻易动用这些稿费，主要是用于补贴当年资助过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如对章士钊、王季范等人的补贴，其中毛泽东家庭内部较大的一笔开支是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八千元的生活补贴，毛泽东去世后还剩余有124万元。很明显，这些人虚构所谓的稿酬是按照当年稿费乘以毛泽东著作出版数量而得出来的想当然的结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对于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并没有领取过任何稿酬，通过当事人的访谈和考证，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就虚构编造这种手法而言，从本质上来看并不高明，因为其虚构的事实并不存在，也不太符合人们行事的常规逻辑，只要人们抛却猎奇的阴暗心理，并通过理性思维进行推敲和辨伪，就可以一举识破这些谎言。可怕的是某些人从不可告人的目的出发，从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出发，不愿意去进行理性思考，不愿意去进行甄别辨伪，而宁愿选择去相信这些谎言，这才是谎言存在的土壤。
五、混淆个人责任与群体责任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其历史功过的责任划分问题。功归诸己，过诿之于人是一般评论者容易犯的错误。然而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非毛论者却屡屡产生“过”皆归之于毛泽东的趋向。其实，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因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无疑在重大历史决策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也需要对历史失误承担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对这些重大历史失误毫无干系。
其实“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有段非常中肯的话，他曾经说到：“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大跃进”发动之初，大多数中央领导都是持赞成和支持态度的，即便是那些个别头脑清醒的领导人，也是在“大跃进”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基层调研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后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这一运动的缺点的，也没法先知先觉。
即便是“文革”这样的十年浩劫，能够将错误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毛泽东个人身上吗？恐怕也不能完全如此。诚然，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无疑要对此承担主要责任。不过事实上，对于“文革”当中发生在各地的很多具体事件，毛泽东并不完全知情。
笔者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但“文革”是一种群体性恶的释放，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着魔盒所放出的恶魔旗号的掩护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后则归咎于魔盒的打开者。如“文革”初期如火如荼的武斗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反对，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曾多次批示不要进行武斗。即便是对于那些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也不主张剥夺其生命。但在武斗过程中，一些人因为个人恩怨，往往将武斗视为绝佳机会，借此打击乃至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者仇敌。
又如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在招工、推荐上大学、回城等问题上与知识青年进行交易，肆意侵害知识青年的合法权利，这总不能说成是毛泽东教导的吧？一些过激学生去采取激进手段凌辱师长，恐怕也与毛泽东的指示大相径庭！实际上他们是借着“文革”旗号来实现其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对于毛泽东“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历史责任，该属于毛泽东本人的理所当然由他来负，但是那些打着拥护毛泽东旗号，达成自身目的的人干出的劣迹，也应当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不能简单将责任推到毛泽东的身上。毕竟即使在“文革”洪流当中，洁身自好者亦大有人在。
六、结语
从非毛化研究方法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缺陷，并非是他们不懂基本的方法论，翻阅这些人的简历可以看出，其中很多人也曾经受过完整的史学专业训练，但是对毛泽东的研究当中，他们却并未能秉持这些基本历史研究原则。这只能更加确切的证明，他们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缺陷，完全是因为他们政治立场的问题，在非毛化错误政治立场的指导下，他们才会罔顾事实，采取种种不为学术研究规范所容，不为历史真相所容，不为人民群众所容的方法来抹黑毛泽东，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虚伪、阴险与奸诈。
（作者简介：王安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注释略。 原标题：“非毛化”常见手法剖析，载于《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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