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提出资本主义秩序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问题，社会主义应运而生，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它自产生，就是资本主义的天敌。社会主义是一种过程——在资本征剿、扑杀中艰难生存、探索和创造的过程。

　　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作为系统的社会制度确立下来的世纪，是它大兴大落的世纪，是它创造神奇成就又遭遇惨痛失败的世纪。两个重大事件，成为历史进程中注定长期发挥作用的两部蕴含着深刻教益的教科书。

　　第一个事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

　　十月革命胜利，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厄运，挣扎于混乱、贫困、饥饿，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工人每天只能领取1/8磅面包，但是几乎整个西方阵营——从英、法、美、日到尚与协约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与苏联订有和约的德国，忽然站在一起，和苏联国内一些力量相勾结，发动武装入侵。结果仓皇颓败。第二次世纪大战，法西斯德国几个月横扫资本主义的发祥地西欧，如入无人之境，在苏联，初期的胜利之后就遇到铜墙铁壁，被追杀到柏林。在长期战乱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断然阻止美国纠集多国从朝鲜发动的进攻。然后是越南战争，美国投入大量军力和最先进武器，丢下数万具尸体收兵了事。甚至一个小小古巴，也在小小猪湾大大教训了美国。

　　第二个事件，西方对东欧和苏联的和平演变，无一例外取得成功。

　　来自国际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是军事进攻失败之后的选择。这是一种伴随军事手段或者说以军事手段为前提的，不惜水磨工夫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战争，一种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领域颠覆共产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腐蚀整个民族的战争。

　　在演变东欧和苏联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第一位的是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由政治信仰凝聚起来和进行社会活动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变为一篇著名的日本作者文章《苏联解体之谜》中所说“西方式公务员”那样一种逐名追利、效忠上司、卖身投靠者的俱乐部，传播精神霉菌，滋养、呼唤、美化、无限放大最肮脏最邪恶的私欲，扭曲人性，贬低、丑化、毁灭人民中的纯朴、真诚、崇高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要求，导致维系国家运转的精神联系的松动和朽坏。在高层、国家核心部门和文化界收买变节者、组织第五纵队，诽谤、歪曲党、国家、民族的历史，摧毁“列宁情结”和“斯大林情结”，制造和扩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苏联解体，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援引的杜勒斯1945年在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就对苏政策发表的演说，正是美国在苏联成功实施、此后一直延续并不断加深和扩展的国家战略：

　　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 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艺术、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鄙的情感。我们将用一切办法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嘲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适应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心的丧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但是我们将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诽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原则。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它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很难相信这是“人话”。作为人类思想史、政治史的活生生的资料，这篇话应该永世长存，应该广为传播，应该念念不忘，让今天的和后世的人们知道，文明数千年，国际垄断资本的最高代言人，为着世界1%人们的私利，可以肮脏下作到“人”的基准线以下，可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怎么能够想象，这种只有蛇蝎豺狼才能发出的声音，这种只有粪便发酵才能生出的污秽，居然出自据说世界最文明的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人家就这么说、就这么做。而且持之以恒、恬不知耻!

　　用和平演变毁灭社会主义，是一种低成本的国家战略，而且使对手极难在短期内回归正路。苏联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大体不过三五年间，就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折戟沉沙于和平演变，20多年，仍然在艰难中踟蹰不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低潮，至今尚未过去。

　　两个重大事件，两种重要经验，无论对于世界99%，对于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者而言，还是对于西方当局而言，都至为珍贵。前者在战争中胜利，在和平演变中失败。后者在战争中失败，在和平演变中胜利。一胜一败，一败一胜，就某种意义来说，最近的30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无不以这两部历史教科书为蓝本。

　　苏联解体以来，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发动的和平演变，主要对象是中国。照搬解体苏联经验，其间也硬硬软软，兼用交替。毛泽东时代主要使用硬实力，对苏和平演变引起毛泽东同志的警觉，也已经着手采取若干抵制的对策。此后大肆推行和平演变，却也时时炫耀硬实力的筋肉。一个轮廓式的线索是，软了几年，冒出布什的“先发制人”和克林顿的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硬不出名堂，五角大楼出身、一向以硬实力为专业的约瑟夫·奈，领衔鼓噪软实力，还冒出一堆诸如“中美国”、“扩大的西方”之类的忽悠提法;奥巴马重返东亚，又硬起来了;中国岿然不动，成功召开党的十八大，现在出现再次强调和平演变的苗头。

　　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苏联、中国都名气很大，是一个专论“主义”，经常发出历史信号的人物。1989年，他出版《大失败》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马列主义的原则相违背”，预言“到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任何联系。”1995年，在日本一个“构想与行动——向新的世界秩序挑战”的国际形势研讨会上，他指责中国“独立意识非常强”，埋怨“中国的宪法不是美国制定的”，为此“首先要把中国拉进全球积极的安全框架中来”。1997年，他的《大棋局》全面设计符合美国利益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2000年7月28日，他在香港《亚洲华盛顿日报》刊出《华盛顿应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中提出，“让北京融入全球体系”。然后是2012年，他和另一位美国当局老谋深算智囊基辛格，加上他们的中国助手，共同提出把中国囊入“扩大的西方”。

　　现在又是他，2013年2月18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美中关系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一方面，美方30多年挖空心思并非没有成果，另一方面，他又公开而有意地制造一种符合美国愿望的现状。于是承认中美“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却又“都不是受敌对的意识形态支配的”。结论是为“两国的共同事业”而“将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制度化”。

　　这些人物说话弯弯太多，他们自己人一听就明白，外人听来却云山雾罩，或者还有几分似是而非的满足。捋直了说就是，美国实施30多年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策，是“两国共同的事业”，切不可因为强调对华军事包围而毁于一旦，为其持续实施，需要“制度化”。

　　有这一套谋略，美国国务卿换了一个人，说了几句不那么直接刺激的话，军事包围圈没有撤出一枪一炮，而且还在增添网络部队，但是对华政策转变的迹象，已经被夸张为似乎从此走上一路友好甜蜜的坦途。

　　倒是一国两制中国的那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有媒体还保持足够的清醒。这就是香港《太阳报》2013年2月1日的文章。文章有一个长长的标题《克里是北京更难缠对手。克里接替希拉里成为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国务卿，由于克里亮相之初语调温和，北京有学者认为他是温和派，比希拉里好打交道。但笔者以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然后是一个不长的“核心提示”：“至于对付北京，与其围堵，不如演变。因此，奥巴马也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示，美国要通过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战而取得和平。显而易见，奥巴马和克里是有共识的。毛泽东还在世时，就明白杜勒斯和平演变的厉害。”

　　201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