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历史人物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众所周知，在政治与历史范畴，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难点。一个司空见惯的毛病是，如果说谁“好”，简直就好得天衣无缝、绝无任何瑕疵;如果说谁坏，简直就坏到无边无际、罄竹难书。这一毛病在中国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妇孺皆知，成为几乎人人诟病的一大弊端。人物越是显著突出，相应地，这个问题也就越发突出。

　　窃以为，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人们在纪念评价的时候就越要谨慎，尤其要避免上述不良倾向。为此，大概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用历史眼光。

　　所谓历史眼光，大概包涵两层意思：一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去加以考察，因为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条件的产物，任何过高过大的苛求都不合逻辑;二是还要把历史人物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考察，也就是说，仅仅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去加以考察远远不够，还要将其拿到新的历史时期，拎到新的历史高度去加以考察，检验其思想逻辑与业绩贡献在今天能否经得起检验，在未来能否经得检验。

　　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喧嚣一时的历史过客如过江之鲫，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却凤毛麟角。历史这面镜子既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只有经过它的检验，才能真正看出历史人物究竟有多大的时代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才能知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思想逻辑的结构性缺失与能力水平的自然缺陷到底在哪里。

　　其二，对任何人都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人们经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说的是对任何人都要一分为二。对历史人物而言，一分为二的重点在“功过二分法”，没有任何一个伟大人物的历史功过之比会是10:0。在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这样的前提下，再加上存在个人的各种结构性缺陷缺失，这使得每一个历史人物都需要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既要充分肯定其现实功绩，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其历史过失，甚至可以说，为历史人物评功摆好的那种缅怀、纪念固然庄重肃穆，但真正检讨缺失过错的态度才更加韵味无穷。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大改革家王安石，这是笔者特别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但笔者也深知这个人诸般缺点过失，并每每为之发历史之憾，生千古之忧。窃以为，这样的缅怀也应该算是与人为善吧。

　　其三，纪念历史人物，既要有情有义，情感第一，同时也要不失理性，恪守基本的原则底线。

　　人是情感动物，任何时候都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人性出发，延伸到人文领域，则有“子不言父过”的伦理观与“为尊者讳”的历史观，所以任何纪念、缅怀都免不了成为一定意义的“隐恶扬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与此同时，还要恪守实事求是的底线，不失基本的政治原则与理性立场。而现实往往存在两种极端，有的人对历史人物进行报私恩式的缅怀，也有的人则对历史人物搞泄私愤式的鞭笞，这样两种“纪念”方式都非常要不得。

　　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许多作家是值得今天中国人学习的。比如晋人陈寿，即《三国志》的作者，历史传言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治罪，很受打击。但陈寿写《三国志》却完全抛开了个人恩怨，秉笔直书，对蜀汉和诸葛亮都有很客观中肯的评价，这才是高尚的和站得住脚的历史态度。

　　总之，对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一分为二，不管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哪怕就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总得“开”一“开”才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好”就十分“好”，“坏”就彻底“坏”的不良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