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甲午，三个甲午。120年前那场悲愤雄壮的甲午战争赋予了中国所特有的干支纪年“甲午”以特殊的内涵。
笔者赞成这样的说法：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并不是对中华民族完全致命的一击；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才是旧中国滑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决定性时刻。这一次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强国之梦彻底破灭；中国加快了自己衰败和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尤，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
曾几何时，煌煌大清“天朝上国”有着占全球GDP三分之一左右份额的骄傲，竟然败北于“蕞尔岛夷”。个中滋味，很值得我们认真咀嚼。
1939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新中国成立后，从本质上说，我国的东海从来就没有澄明平静过。近几年，在个别霸权主义国家的唆使怂恿下，日本当局正在企图向军国主义道路上滑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我国东海似乎又重现波诡浪谲之际，回顾、反思12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场令人心酸、心碎的战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珍视历史的启迪，极富现实意义。
一、要社会进步，不要社会倒退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这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能不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作出具体分析，关乎能不能从根本上汲取那次战争的惨痛教训。
笔者个人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可以寻找出许多条，比如在于政权和社会的普遍腐败，在于没有实行所谓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等，但这些都是根本原因之下的子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之本身。从根本上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内因，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自身的盛极转衰，封建社会制度由停滞不前进而转向腐朽反动。1894年甲午战争的败北，则是由于从1840年以后的这54年间，中国的社会性质即社会经济基础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已经由原来的十分成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社会这一性质的蜕变、沦落，相对于一个成熟的封建社会而言，相对于进步的历史潮流而言，相对于人民对政权的企盼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退步，因而，也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反动。从这种意义上讲，甲午海战的失败，并不是个别人和统治集团的腐败，而是整个社会性质即生产关系的腐朽与反动。人民群众在任何社会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体，都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清王朝后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出现，使得最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比先前多得多的苦难和灾难，最终失去对其的信赖、支持甚至是最后的忍耐。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终向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方向。蒙古族是游牧文明的生产关系，但金灭北宋，元忽必烈灭南宋，满清也战胜了明朝，从整体上说，金、元灭宋，满清灭明，并不是其生产关系的先进，而主要是宋朝和明朝生产关系中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对其王朝统治残酷和腐朽的强烈不满、冷漠直至反抗所造成。苏联之所以不战而亡，从根本上说，也是苏联党和政权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酿成的结果。
历史由偶然和必然所组成，但必然又往往是通过偶然开辟道路并反映着必然。经济不仅是政治而且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政治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已，但战争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任何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都有不少偶然性因素。我们在分析这些胜负原因之时，一定要具体剖析这些具体的偶然的因素；但任何战争，都植根于丰厚的经济基础之中。如果考察一场重大的战争，不从经济基础亦即社会性质上寻探因根，就有可能看不清这场战争的本质和胜负的缘由。
当然，学术界可能会对上述结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半殖民地虽然使中国主权受损，但毕竟带来了比封建主义进步的资本主义因素。笔者认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对抗着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有着极大的历史进步性。但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其进步性则逐步丧失，尤其是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其反动、腐朽性则更加彻底显现。这恰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840年后，用坚船利炮从外部强加给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正是在殖民主义蹂躏下的依附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相对于独立、完整的封建主义而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历史进步性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凝结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野蛮、最污浊、最血腥、最腐朽、最反动的东西，它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经历着“一切可怕的波折”，却无法“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语）。这些已与原本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变异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因素，使得中国人民失掉了自己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并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枪炮利剑“杀入”中国的这一更加血腥、更加反动的生产关系，既扼杀了我国明末清初就萌生的原本意义上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幼芽，又在民族与人民的苦难中，开启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篇章，催促了1949年一个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得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在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走到了人类历史的前列。而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则仅仅是充当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而已。中国社会当时的半封建性质，同样是由外国殖民主义和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所主导的。因此，此时的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原来完全的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应是主要来源于清王朝的完全的封建社会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大倒退这一内因。从根本上说，离开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看待所有重大社会和国际问题，都将是雾里看花。
中国历史悠久，从脱离奴隶制演进到封建制以后，曾创造了灿烂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科技成就，也具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实力。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由于比较成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经济结构的形成，比较稳固的封建皇帝、贵族和地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阶级集团的出现，加上排斥工商业人士的以八股文为主要载体的科举制度完善等，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地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到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中国却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并在明末清初厉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就阻碍了明末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逐渐沦落为历史的落伍者。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并签订城下之盟。此后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之下，一盘散沙式的大清帝国节节败退，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的枷锁，不仅阻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途径，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性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这54年间，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状况、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必然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要研究甲午战争败北之根本原因，就必须对此加以研究。现在，社会各界对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从阶级分析方面的探讨，看到的却不多。笔者在这里先谈一些很不成熟的陋见，以期抛砖引玉。
笔者认为，当首先研究当时的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因为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是当时大清帝国的主导阶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体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则是不同国家及其政权之间的较量。人民群众只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中国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财政收入减少，这一统治阶级便愈加与买办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广大农民实行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由于阶级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则逐渐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却对反抗外来侵略与遭受残酷剥削的农民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愈加显示出其反动性与腐朽性。比如，1860年因英法战争失败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后，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到了内地，不仅承认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而且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1885年结束的中法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并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依靠这样的统治阶级，想取得甲午战争胜利的概率几乎为零。
二是研究当时的农民阶级。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贫农。他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的主要承受者。所以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0年，即爆发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所罕见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当时农民阶级新的状况的集中体现。该运动制定了带有空想性质的为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创造永远摆脱剥削、贫困的“地上天国”而奋斗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后期，又提出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与客观条件就企图把农民运动引上资本主义轨道新倾向的《资政新篇》。尽管这一运动从时段上说顽强坚守长达14年之久，地域驰骋大半个中国，但由于其本质仍是旧式农民战争，加上清朝军队与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围剿，最终必然归于悲壮的失败。这样的阶级，也不可能成为领导甲午战争的中流砥柱。三是研究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萌芽的新进展。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一般来说是在19世纪末才逐步形成；甲午战争前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出现，民族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显现并在发展，但都很难说已经形成阶级。洋务运动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运动，从本质上而言，仅仅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1898年的戊戌维新才可以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言人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起的反美爱国运动也可以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发起的反帝运动。甲午战前，中国无产阶级也未形成。在少数外资工厂里，有一些工人，但还未形成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应该是20世纪初期的事。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共建立后，工人阶级才逐渐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而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工人，大多是军人。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自便设厂制造，这才在法律上开放了外国人可以随意在中国开工厂。此前开的工厂是非法的。1903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在政府里设置农工商部，才提倡中国人开办工厂，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才大规模产生。中国大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甲午战争前，正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兴阶级均尚未形成，所以甲午战争的中方，本质上仍由更加腐败和没落了的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所主导。
而当时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加强军备，建立了新式陆海军，因而迅速崛起，成为东亚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宣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显露出对外扩张的巨大野心。一个正在腐朽的封建王朝，无法抵御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入侵。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浴血革命几十载，终于获得对外的主权独立和对内的政治统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才真正纾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才有了根本的前提与保障。实践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增强综合国力，才能确保免遭侵略欺凌，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今我国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属于其他性质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动摇，但也决不能按照国内外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把我国的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倒退到资本主义。
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观点，人类社会将分别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卡夫丁峡谷是古罗马史上“耻辱之谷”的代称。1881年，时值俄国正在废除奴隶制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之际，马克思曾以卡夫丁峡谷作比喻，认为当时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而我国就是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的。据此，一些同志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并未跨越“卡夫丁峡谷”，从1840年至1949年这长达一百多年的空前的苦难和耻辱，同时又是逐步觉醒与奋起反抗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经过艰难跋涉终于穿越的“卡夫丁峡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罪恶在我国的特定表现。我国的殖民者统治半统治下的“卡夫丁峡谷”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卡夫丁峡谷”相比，仅仅是有着更为独特众多、更加深重的苦难而已。我们已经过灾难深重的“卡夫丁峡谷”挺进到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和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并在逐步巩固着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要先进的生产关系，决没有必要再回头重返代表灾难苦难的“卡夫丁峡谷”。若如此，我国也绝无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因为当今的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强大，仅仅是改变了过去侵略、压迫和盘剥世界的方式而已。若把当今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国必将重新步入人民大众无比悲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极而言之，还会导致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重演，只是重演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已。这不是危言耸听。
由此说开去，为什么当今美国不可能直接“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它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等各种霸权，可以直接间接从世界各地获取各种丰厚的超额利润，从而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进而把自己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锁定、固化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如此：愈是灾难深重，愈是风景独好。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最有希望跨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有可能是现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最终斩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欺压、盘剥之手，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的反抗烈火才可能势若燎原。
郑观应（资料图片）
盛世危言（资料图片）
二、要盛世危言，不要粉饰太平
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进步，必须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难以持续发展，永远强大。忧患意识能引发警觉，催生动力，保持进取，奋发向上。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发出盛世危言，可惜的是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大多受到统治者的打压，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著名改革思想家龚自珍首先发出危机的预警。他身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的时候，经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已经逐渐呈现出“衰世”景象，然而统治者依然沉迷于“天朝”的美梦之中。龚自珍23岁即写出尖锐批判封建官僚政治黑暗腐朽的著名文章《明良论》；25岁写出揭示严重社会危机的《平均篇》。他指斥“贫者日益倾，富者日益壅”的社会现实，强烈要求“变通”、“更法”、“改制”，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就多次上奏，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再不抓紧禁烟，“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的诗文也充分体现出民族忧患意识，体现出忧国忘身的爱国情怀。鸦片战争失败，使林则徐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升华。自己一心尽忠，但清廷和一些佞臣却一再加害自己，忧国忧民之情使他头发迅速变白。龚自珍、林则徐的忧患发声，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应和。林则徐因禁烟和抗英，还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斥和打击，最后招致革职流放的处罚。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所问世的《盛世危言》指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均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他先后批判了顽固派“不求不学”、束手待毙和洋务派“剽窃皮毛”、崇洋媚外的思想，主张在政治上用宪法和民主，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他批判科举制度，提出师法西学，认为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在司法上，他批评中国的法律，以及法律运用的黑暗与残暴，认为应向西方学习，宽严有制，取外而酌中。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并强烈希冀“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流”，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以抵抗外国侵略。但也应该看到，“商战”是郑观应社会改革的中心和出发点。郑观应认为，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敝国无形”，这远比其军事征服更为严重危险，正因如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极为重视近代工业的作用，认为工业是西方各国“富强之基”，“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反之，纵有丰富的资源，也只能“弃己利以资彼用”。他要求封建政权限制和取消协定关税、内河航行等侵略特权，采取保护本国工商业的税则，积极主张建立本民族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独立的技术基础。虽然郑观应有企图在不触动封建道统的前提下传播、学习西方文化与技术等局限，但其中很多精华思想，正如一道耀眼的闪电，穿越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乌云密布的思想苍穹。十分可惜，对郑观应的真知灼见，从清朝当局到社会各界，人们体味领会并不多。郑观应此时的心境，恰如他早在1884年10月13日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就发出的感慨：“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
甲午战败后，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刺激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大声疾呼：“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维新思想家严复在翻译的《天演论》中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唤全民族的觉醒。康有为发起成立了主张改良的“强学会”，“忧时七上皇帝书”，形成了一股思潮，促成了戊戌变法。遗憾的是，变法被镇压，刚要进步，又退了回来。
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不断革新进取，不可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这是120年前那场甲午之战给我们的重要警示之一。今日的中国，同积贫积弱的晚清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无穷智慧，不断自我调整，不断探索新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中国在科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必须不断进取；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应对各种挑战。现在有的人在疾呼新的盛世危言，而有的人却在享受新的盛世浮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强调要增强信心的同时，又多次强调当居安思危。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是要有人看到问题，敢于讲出真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重大复杂的问题上，一定要同时高度重视少数人的独到见解。
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俄、美等8个国家，以73岁高龄第一次实地踏访西方世界。图为李鸿章访英时，与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左)和外交副大臣寇松(右)合影。(资料图片)
三、要国家至上，不要损国佑家
1894年农历十月初十（11月7日），是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对于这次生日，慈禧极为重视。早在1892年就委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筹办万寿庆典；1893年春接着成立庆典处，专门负责庆典之事。为了在颐和园接受祝贺，慈禧极重视颐和园修建工程。慈禧的六十大寿庆典，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大事。日本之所以在这一年发动侵略战争，其重要原因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1894年，蓄谋已久的日军乘朝鲜内乱之际派兵登陆朝鲜，并控制朝鲜王宫及政府，向应朝鲜要求派往朝鲜的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致使清军800多名官兵遇难。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击，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却出现意见分歧。慈禧起初对日本心存轻视，同意宣战。但随着前线败讯传来，慈禧想到自己生日庆典的筹备，转而支持李鸿章等人避战求和策略，好让庆典能照旧进行。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将修园费用移作军费时，慈禧十分恼怒，凶狠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中日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惨败，朝野一片哗然。慈禧被迫于农历八月廿二日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动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八月廿六日发布上谕：“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廿九日宣布：“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者不再添彩绸。”但慈禧不过是口是心非，敷衍舆论。中日战争连天的炮火并未影响到她举办奢华宏大的六旬庆典。九月廿五日王宫大臣及各省官员呈进的万寿贡物一车车运进内宫。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就开始隆重地为慈禧贺寿。十月初十庆典活动进入高潮。前线将士正出生入死与日军战斗，军费开支屡屡告急，紫禁城内却一片歌舞升平，忙于为慈禧一人祝寿。
在国难当头之时，慈禧以自己的六旬寿庆为重，而以社稷安危为轻，损国佑家，这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的举动，但在当时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看来却很正常。封建王朝将国家视为帝王私产，损国佑家乃天经地义。当这样一个王朝面对日本集举国之力的疯狂进攻时，又焉能不败下阵来？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主导思想有二，一是外交求和，二是军事避战。其中缘由也有二，一是信心不足，心存幻想，二是企图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这笔所谓的个人“私产”，窥测时机图谋将来一展个人的宏伟大业。甲午战争前，日本为准备侵略中国计，向中国购买了大米和煤炭。甲午开战后，相关人士即建议立即停止借贷。但李鸿章以“订贷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依然运送日本，“以示信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即被人奏参“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并以“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值得世人深思。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从本质上说是集体主义。而一切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则全部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这是一个国家及其政权之所以最终倒塌或被外部所颠覆的内在的深层思想基础。正因如此，南宋陈亮在其《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发出了“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的感慨。700多年后的1975年的7月28日，当毛泽东再次读到该词时，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近代中国的紧迫问题是必须建立高度统一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培育国人国家至上的爱国意识，建立现代意义的民主共和国家，成为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缔造的新中国，以天翻地覆的政权鼎革，完成了真正意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家的构建。这是近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之中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新中国以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根本诉求，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创出亘古未有的新局。但是，当年“损国佑家”的观念依然存在，并极大地腐蚀着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反腐，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无比光辉灿烂的前程。
1863年，在江户幕府禁止民众出国的情况下，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等5人秘密赴英留学。图为他们在伦敦的合影，分别为伊藤博文(后排右一)、井上馨(前排左一，后担任明治政府外务大臣等职)、井上胜(后排中央，后成为日本近代铁路事业创始人)、远藤谨助(后排左一，后担任明治政府造币局长)、山尾庸三(前排右一，后担任明治政府工部卿等职)。(资料图片)
四、要自立自强，不要仰仗他人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步步被动，原因非止一端，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清朝统治者始终徘徊于和战之间，无抗战到底的决心，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列强调停。
李鸿章一贯主张“保全和局”，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他请英国出面劝阻日本进兵，并发电文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英欧使过谈，亦不以倭派兵为是，谓已致其驻韩领事、驻倭英使，设法劝解”，对英国出面调停满怀信心。李鸿章等人还请求俄国出面调停，试图依仗俄国的力量来制约日本，使日本停止侵略。俄国公使的回复表示，俄帝已经同意干涉日本出兵朝鲜之事，表面上好像同情中国。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邀请法国、德国、美国出面调处中日矛盾，法、德表示观望，美从自身利益出发予以答应。列强表面承诺对日施压调停，使清朝统治者产生幻想，以为依赖外国的调停可以使日本住手，而自己不作战争准备。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当时就说，中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吃惊”，“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李鸿章等人自作聪明，以为找到了“以夷制夷”的妙法。而实际上西方列强各怀鬼胎，以中国权益为交易，岂会真心帮助清政府？当时头号强国英国为对付俄国，转与日本勾结在一起；俄国考虑到远东并无与日本抗衡的力量，不想与日本闹翻。法国、德国、美国的所谓调停仅在口头上，毫无实际帮助。美国甚至与日本相勾结，为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中方均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并无积极应战、决战到底的决心。李鸿章以消极防御为宗旨，力图“避战保船”。因而在战争中，他国没有指望上，自己又丧失了许多主动权。清军步步退缩，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这里历史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国家发展必须立足于自立自强，绝不能依赖他人，否则必定丧失自主权，带来无穷后患。自身没有雄厚的国力与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味幻想通过别国的外交斡旋来化解冲突，无异于与虎谋皮，最后必定吞尝苦果，贻为笑柄。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位于上海的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明确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这一精神，不仅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而且对于当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
五、要依靠民众，不要防民如川
在我们的历史典籍中，往往是英雄人物充当主角，在前台活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民群众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甲午战争之前和进行之中，清政府并未也绝无可能充分发动民众，这是由清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俄、英、德、法、美、日、意、奥等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基本议定，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接着，慈禧又说出以下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尽管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慈禧心迹的表露，但这也确实反映了其内心世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落。最高统治者由这样的价值观作指导，甲午战争能取得胜利吗？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厉行文字狱，防民甚于防川，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进到巅峰。在此种专制之下，统治者根本不敢发动民众力量，国民意识无由培育，民族国家的概念未能形成，国民犹如一盘散沙。正如梁启超所言：“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由于缺乏现代国民意识，不少中国民众并未意识到甲午战争是两个国家的殊死相搏，甚至对战争漠然视之；虽然也有民众基于保卫家乡的观念，自发地以各种形式与入侵之敌进行斗争，尤其是台湾人民与日寇展开的殊死搏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但总体说来，清朝统治者不敢动员民众力量，对于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清廷非但不予接济，反而担心“有碍和约”予以阻挠。而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则基本上实现了全民战争动员，并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永远走群众路线，革命是这样，建设是这样，改革也是这样。这便是中国共产党获取胜利的一大法宝。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在当今时代更显得不可或缺，并具有决定前途命运之意义。这也是我们党目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意所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进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有可靠的保障。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时，笔者很想发出这样的感喟：历史呀，常常觉得它已经远去，但细细揣度，却仿佛仍在眼帘徘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