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三大历史坐标”上所留下的重要贡献与深刻印痕，使得关于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问题明显区别于单纯历史人物。歪曲、丑化毛泽东以达到否定的目的，业已成为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政治偏向的固定化路径。只不过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毛泽东时代的渐行渐远以及普通民众理性水平的不断提升，科学认识毛泽东已然具备了客观的有效性空间。

　　在这一理性复归的时代，过去从生平轶事、道德谩骂与情感宣泄等感性层面进行否定性操作的伎俩逐步丧失了市场。于是，一些人开始从所谓纯粹学术探讨出发，对毛泽东思想展开了“理论性”批判。其中，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理论根基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集中进攻的“堡垒”。

　　从上世纪西方保守主义阵营关于“两论”抄袭的“初级版”攻击，到前些年国内一些人在此问题上的“冷饭热炒”，再到最近关于“两论”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根源的“升级版”攻击，在否定毛泽东的所谓“学术研究路径”中可谓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但是，上述理论判断无论是从政治立场还是研究路径上而言，都具有非历史主义的重大理论缺陷。“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并在当下仍然具有指导现实实践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首先是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而“出场”的，延安时期“两论”的写作，与单纯在书斋中从事纯粹哲学研究的工作并不相同，它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高度对中国革命所积累的大量丰富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化、系统化的理论总结，以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因此，可以说，“两论”的创造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意义。

　　“两论”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目的不外是肃清党内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干扰，以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一条科学路径——实事求是。因此，实践首要的观点自然成为“两论”（尤其是《实践论》）的核心。当然，毛泽东强调实践第一、感性经验优先，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是抛弃人类一切知识文明的狭隘主义并最终导致晚年“反智主义”的错误，其主要反对的是党内存在的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唯书本马首是瞻、整天进行高谈阔论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并非反对在一般意义上知识、书本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而是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他强调的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实践运动的开展。从毛泽东强调感性经验、强调实践的基始性作用出发，对他冠以忽视理论、陷入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完全是不顾史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及其特质的非历史主义歪曲。

“两论”的科学性并非由毛泽东本人自封，也不是某个集团通过特殊力量强加的。理论体系的科学与否，归根结底由实践活动所证明，即由理论的实践有效性所内在赋予。那么，作为中国革命经验总结之理论形态的“两论”，其科学与否的判断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革命斗争史的跌宕起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及其最终胜利，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两论”的内在科学性。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两论”中规定的基本原理从方法论层面而言，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有人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归咎于“两论”，认为“两论”是正确与错误思想的“合体”，甚至错误成分占据主流，并据此以“分割操作法”认为正确成分保证毛泽东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错误成分导致晚年的失误。这种理论存在逻辑层面的重大缺陷，在本质上陷入了“还原主义”思维方式的窠臼，是线性思维发展观的体现。这种“还原主义”思维在以往攻击、否定毛泽东的传统路径中并不鲜见。例如，西方学者运用心理分析范式研究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错误，并将其无限还原为早期的情感经历及其所形塑的性格命运等感性因素，等等。认为“两论”中过分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晚年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失误根源的理论判断，一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特殊规定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呈现明朗化趋势下的理论必然性和“两论”写作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具体发展过程内在决定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毛泽东晚年在主观心理上过分依赖革命战争年代经验，以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挫折的大背景下对国际形势错误判断等客观因素相互交织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分析与认识，不能脱离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毛泽东晚年失误不是由所谓“两论”中存在的“理论缺陷”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证明了“两论”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从这一点来说，将错误简单归结为“两论”的“还原主义”方法，不过是缺乏深刻思考的“懒汉”行为而已。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