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理：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过程中，有很多自己的独特创造，如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群众工作、基层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无疑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元素，成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突出亮点。一是立足基本国情，开启了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探索。二是面对社会的急剧转型，创造性地探索了如何减少社会震荡、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的正确方法。三是积极探索将社会管理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结合起来进行的正确途径。四是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为做好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抓手。五是创造性地把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着力点，为社会管理接了地气，为社会稳定有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3期)

向贤彪：公私一杆秤

　　“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所有的作风问题，都与公私有联系，都与公款、公物、公权有联系。公私这杆秤，既能称出一个人的人品官德，又能称出人心向背。公生明，廉生威。领导干部公私分明，清正廉洁，本身就是无形的感召力。共产党因此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因此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敬仰。然而，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或受封建遗毒的影响，或受金钱物质的诱惑，或有碍家人和朋友的情面，常常忘记了党员姓“公”的属性，混淆了公私的楚河汉界，一朝公权在手，拼命为自己、为家人、为铁哥们谋私利。花公家的钱，买自己的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人民的财富当成了自己的钱仓，肆意挥霍，长此以往，滑向腐败的深渊是不足为奇的。《吕氏春秋》有云：“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不都是私欲作祟、贪得无厌而由量变到质变的吗?对他们，群众多有这样的评说：“私心太重，捞过度了。”由此可见，划清公私的界限，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基石;守住公私的底线，才能守住为官做人的底线。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4月29日)

毛鹏飞：群众力挺“从严查处”、爱“务实官员”

　　26日发布的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称,官员形象危机呈“多元高发”态势,主要集中在五大风险领域:“贪”(贪腐问题)、“渎”(失职渎职)、“色”(性丑闻、强奸)、“假”(包括火箭提拔、“被影响”“造假造谣”等要素)、“枉”(暴力执法、遭遇暴力抗法、作风粗暴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狠抓顶风违反“八项规定”行为的高压态势,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官员作风建设收到的实效。官员形象的社会态度调查显示,“官员形象已改观程度”平均为51.7%,表明群众普遍认为官员形象有改观;而“官员形象待改观程度”平均为73.2%,表明群众认为官员形象需进一步改善,目前仍存在较大的改观空间,力挺“从严查处”。该调查还从群众对官员形象的偏好进行了排名。排名显示,当前群众“爱才喜惠”,更加偏好“能力本位”和“惠民导向”的官员,因此官员形象需“才德兼备”。而无论是“能力”型官员还是“惠民”型官员均属于实务型官员,说明群众最为期待的是官员专注于实事,真正让社会获益。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28日)

谭雅玲：让银行讲政治是拨乱反正

　　5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上，向商业银行提出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等五方面指导意见，并指出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必须讲政治。对此，有网民质疑，让商业银行讲政治，还算是市场经济吗?对于刘士余的讲话，是相关决策机制逐渐向着正常与成熟转变。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是我们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银行服务产品和政策不针对百姓需要，甚至出现勒索等不合理的非常服务，导致部分社会情绪激化，有时正是因为银行职业职责定义不当引起的。市场经济的政治离不开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百姓利益的保护。因此，包括之前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尤其是人民币立场的转变与修正，这些都更进一步体现国家利益的需要，是非常准确的纠偏与纠风。讲政治与商业化并不矛盾，它们是统一的，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反之，若没有理性和合理的政治，再繁荣的商业也会带来风险和压力。央行正是在这种有点混乱甚至错位的状态下，进行拨乱反正，回归银行对国家奉献和为百姓服务的宗旨。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5月14日)

李希光：警惕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

　　西方正通过影响或收买中国精英，来搞垮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搞垮中国的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前舆论界存在的问题需要警惕。第一，国内一些媒体的标准出现问题。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其中不排除有媒体人在采写新闻中为图省事，直接从外媒翻译过来当成自己自采的新闻用。第二，传统主流舆论场“八股”照旧，新兴媒体舆论场“八卦”充斥。第三，新兴主流媒体操纵议程设置。第四，舆论背后的力量，即资本集团;某些政策部门;思想界、教育界、智库和媒体本身。最后，要警惕“网络舆情报告”和“微博问政”导致政府陷入他人的“议题陷阱”。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第5期)

杜丽燕：学术GDP何时休

　　追求GDP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党政机关、地方政府，也同样出现在各行各业，只是表现形式和称谓不同而已。追求学术GDP也是学界常态。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单位课题立项数量，获奖情况，著作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A类核心期刊的数量，引入项目的经费数量是学术成败的标志。在正常情况下，从这些参数是可以看出学术水平的高低的。然而，当这些内容与个人的经济利益、升迁紧密关联时，很难说能够代表学术的水平了。过度的行政化、金钱化，对学术研究造成深深的伤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高喊精品意识，经费却大把地流向垃圾项目，数量与日俱增，质量江河日下。科研队伍被利益拉动，浮躁浅薄，剪刀手加粘贴匠，成为最重要的科研角色。一项牛哄哄的科研项目，可以在三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完成。成果动辄几十万字，而内容却没有任何新意。

　　(来源：《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2期)

李易初：美式民主成不了“救世主”

　　美国一直热衷于通过发表人权、反恐、宗教自由等报告，对别国政治、民主、人权等妄加指责。正人必先正己。“美式民主”号称通过“完美”制度实现政客为民发声，政府施政为民。这种政治体制在限制行政部门权力膨胀、防止政府犯方向性大错误方面也许有其优势，但最大挑战就是容易出现政治极化，两党相争、彼此推诿、相互攻讦，政府施政效率低下。“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对西方民主政治作了精辟概括。据报道，近来几名有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拜访了博彩业亿万富翁谢尔登·埃德森。埃德森希望政府禁止在线赌博业务，以避免对其线下博彩帝国的冲击。他准备拿出数千万美元，支持帮助他促成此事的人。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财富能够改变某个党的候选人提名，那么他就能毁掉这个党。这种“美式民主”表面上是一人一票，骨子里却是一美元一票。更可怕的是，美国顶层1%人口占有全国可支配财富的1/3以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蜕变成 “1%的民主”。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扯起了“美式民主”大旗，从埃及、伊拉克、阿富汗到乌克兰，价值观输出、颜色革命、武装支持一起上，但这种“美式民主”却遭遇滑铁卢。强行植入的“美式民主”非但起不到扶危济困的作用，反而令有关国家深陷泥潭。事实证明，“美式民主”无法成为“救世主”，只有找到一条符合本国自身特点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繁荣稳定的正确方式。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5月20日)

[英]马丁·沃尔夫:民主不只是选举

　　因此，民主远不只是选举。这当然不是“一人，一次，一票”，也不是“一人，一张舞弊的选票，多次”。这是一个权利、义务、权力和限制彼此交叉的错综复杂的网。民主如果不是自由个人共同行动的政治表达，那它就什么都不是。赢得选举的人没有权利随心所欲。那不是真民主，而是选举的独裁。外人能帮助一个民族走向民主之路么?是的。欧盟在中欧和东欧扮演的有益的经济政治角色就显示了这一点。后退可能么?是的，匈牙利的情况恰好说明这一点。糟糕的邻居会破坏希望么?是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民主之路上，我们的确目睹了很多失败。埃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或许缺少太多成功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创造出自1991年以来的第三次机会。但这个国家需要很多帮助。西方已经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帮助。但是，乌克兰自身也需要采取全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必须产生真正的公民、诚实的看守、适当的市场和公正的法律。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可能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我相当肯定：这种努力是值得的。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