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成功的方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不成功的方面，从反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感受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
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段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确立，则主要是通过对自我的突破实现的。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突破：第一，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第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三，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第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第五，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以上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来势迅猛，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心情比较顺畅地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前，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这些制度，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而能够不断坚持发展直至今日，成为毛泽东同志留给新中国的最宝贵的财富。
开启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运动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以此为鉴，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并且提出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错误的基本原则，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毛泽东意识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危害性。正因为如此，1956年4月和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历史文献，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逆流。
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并且提出对于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反复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发生。他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中得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要“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
毛泽东还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流的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
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苏联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苏联的失误教训，需要中国记取避免。正因为如此，在主持形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文献，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率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开端。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成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要注重远景规划的思想。在他主持和支持下，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对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篇代表作。这篇著作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方面，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的探索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至少有六点：一是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学说，为新中国国体及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进而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三是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四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五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六是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统筹兼顾思想。
在认真纠正和反思“大跃进”错误中继续探索
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出乎预料的是，随后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而且犯错误的主导者是毛泽东本人。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渐渐冷静下来，在纠“左”的实践中开始了新的理论反思。
从195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主要有：
一是在经过了超越发展阶段带来的“共产风”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二是在经过了取消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带来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三是在经历了否定综合平衡规律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综合平衡。要搞好三种平衡，即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四是在经历了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普遍不敢讲真话之后，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五是在经历了唯意志论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之后，毛泽东同志重申深入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提出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这是毛泽东时代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概括。六是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上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问题，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事非经过不知难”。上述认识都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之后，在尝到了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的苦果之后，通过痛定思过得到的，来之不易。
逐步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立即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当时的提法叫“工业化”，并“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1955年，又提出准备用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到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比较早地提到“现代化”目标的一次讲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一提法，已经非常接近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表明，“大跃进”的教训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教训表明，赶超发达国家，关键的问题还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几项经济指标。毛泽东同志表示：“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一个新的估计：“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50年推迟到100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10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