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孕育群众路线的土壤。毛泽东既是革命家又是思想家，他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长期处在实际斗争第一线，深深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和党情，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之一，不仅对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有着重大指导和启示作用。

一、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作为思想家，毛泽东毕生在思索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的一次次思考中，他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关键，确信人民群众决定历史进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地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由此他把党领导的革命看做人民群众自己的斗争，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 出发。人民的利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 最大利益是推翻三座大山，获得翻身解放;在新时期，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 “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为党深刻 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和强盛中国，这正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本路线在 实践中 明效大验，使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期面对重重困难和风险,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毛泽东语)，始终如一地坚持 这条路线?就因为这条路线既是历史 的 客观发展要求，又是人民利益的 集中体现，因而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 一致拥护，有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这条路线，才能得到人民拥护，改变这条路线，人民不 答应。

二、毛泽东指出党的领导作用是动员、组织人民，解决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相结合问题，阐明了改革开放的目的和依靠对象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统一的。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因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所以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的斗争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然而，人民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需要先进力量的领导，离开先进力量领导，群众斗争找不到正确方向，斗争就是自发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往往归于失败，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如此。直到共产党出世后，这种情况才改变。为什么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首先如同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绝无私利可图，党代表群众根本利益;同时也由于党以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党的先进性即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应当、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而这种领导作用与剥削阶级利用群众的做法完全不同。毛泽东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一部分，要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奋斗。(2)这段话生动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目的和实质，即动员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就在承认、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为了群众与依靠群众统一起来了。为了群众是价值目标;依靠群众是工作方法，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坚持二者的统一，既为人民群众争取解放和幸福的斗争找到领路人，又为共产党找到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在新时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党明确了，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发展经济和政治、文化 、社会事业，全面地、大幅度地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改革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蕴藏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克服 一切困难的 力量之源。人民群众既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又是改革的主体和主要参与者。然而，改革不是群众自发进行的，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创造历史的进程。改革事业的空前复杂性、艰巨性要求不断加强改进党的领导。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因为自始至终实现了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统一。党始终把握这个基本思想：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谋划改革，以人民满意、赞成、拥护、答应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同时又先进的思想教育群众，以恰当的方式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妥善处理改革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形成整体利益优先又考虑、照顾局部利益、个体利益的利益融合机制，把十几亿人民的力量凝聚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从而使改革有了明确的目的、坚实依靠对象和持久的动力，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三、毛泽东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明了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基本途径

　　善于组织、动员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 显著特点和 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 软实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关键在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3)至此，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相统一，(即“两个一切”、“一来一去”)毛泽东使党的群众路线有了完整理论形态和明确的工作要求。也为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群众基础。实事求是是党的生命线，党的一切政策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反映了实际，而群众的利益愿望、群众的斗争是最大的实际，联系群众与联系实际是完全统一的，总结群众经验是最根本的联系实际;脱离群众也就脱离了实际。毛泽东阐述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凝聚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路线错误和政策偏差，原因在于工作指导上脱离实际，为什么会脱离实际?除了认识方面的因素外，一个原因是脱离了群众，没有正确反映群众的利益、需求和愿望，以致陷入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史上，毛泽东最早把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为坚持实事求是提供了重要保证，也为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政策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毛泽东创造的领导方法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十分明显。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党的一系列政策主张都来自农民的创造，如农村土地承包，最初是安徽小岗村农民冒着风险搞起来的，中央及时肯定、不断总结，通过一系列政策形成系统科学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彻底改变了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最紧迫的几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也为以后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以来，“农民创造、中央规范”成为党制定农村政策的科学思路，以后乡镇企业政策、经济合作组织政策等等都是以农民的创造和农村基层经验为基础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范。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 新阶段，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 一系列改革部署，是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设计”不是拔地而起的空中楼阁，是以改革现实需要和基层群众多年创造为基础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又一生动体现。今后遵循这一领导方法，党就能不断突破 “瓶颈”问题，把改革 开放不断推向前进。

四、毛泽东把作风建设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相联系，提出和 阐述三大作风，为贯彻改革开放路线提供了重要保证

　　党的作风作为党的世界观、宗旨的外在反映，是党组织、党员在党的活动和党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态度和行为。对内，作风关系到党的团结统一、党的战斗力;对外，作风反映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因此，作风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保证。作风的核心是党与 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很早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党情，封建残余思想会侵入党内，集中表现为对人民群众的官老爷态度。毛泽东多次批评这种错误态度。他指出，“共产党人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4)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 作风建设问题，以树立优良作风、克服不正之风作为贯彻党的路线重要主观条件。毛泽东在七大报告阐述了民主革命总路线后指出，怎样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完成大会制定的路线呢?他根据历史经验第一次概括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科学指出了党的工作在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确立了党对待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正确态度，核心仍然是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动员组织群众以贯彻党的路线。经过延安整风和七大的概括，全党对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的三大作风有了更高的自觉，作风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动员组织群众能力有极大的增强，使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保证了七大路线的贯彻执行。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所预言的，人民群众和我们党一起挖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七大后仅仅几年，党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历史证明，毛泽东倡导的优良作风对动员组织人民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是多么重要和宝贵!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如果说优良作风是凝聚人心、贯彻改革路线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不正之风就是打入党群关系纽带的楔子，是妨碍党的路线贯彻的破坏力量。自觉地始终如一地加强作风建设，才能提高党的路线政策的执行力;才能取信于民，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五、高度警惕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提出依靠民主监督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宝贵思想，为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密切党群关系指明了方向

　　执政前党处于敌人的残酷迫害中，联系群众、争取群众的保护支持是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时全党多数同志对于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保持了自觉性和紧迫感。执政后情况有了变化，还能否一如既往地贯彻群众路线、得到群众拥护呢?这确实是重大而尖锐的问题。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的“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就提出了所谓“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的深刻命题。对此，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们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周期，这个新路就是民主。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路线是和民主建设高度契合的。党执政后，一定要建设高度的人民民主，唯此，才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防止党脱离群众，才能解决腐败问题。从1950年代起，毛泽东对这个与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并贯穿他的后半生。毛泽东实际上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是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克星”。 他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发动群众帮助党纠正错误和惩治腐败。1951年12月，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发动党外群众大张旗鼓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指示》。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来信来访。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5)他很重视民主党派的监督，提出一个可贵的思想:一个党总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以后，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二是提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问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他指出，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不是对抗性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一方面，教育党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克服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出了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执政条件下的党与群众关系问题，防止党脱离群众。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了民主集中制，指出无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接受群众监督，允许群众批评，领导者不接受群众批评，最后要垮台，演出“霸王别姬”式的悲剧。可贵的是，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毛泽东还初步考虑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1956年党的八大把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命题，做出了若干规定。三是严肃党纪，对腐败分子毫不留情。党执政后不久，在党和政府中就发现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情况。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和国家肌体的腐败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在“三反”运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态度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决死刑后，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刘张二人的老上级曾托人向毛泽东求情，希望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6)毛泽东还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7)掷地有声的话语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作用。今天，党的情况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四大考验”是巨大的时空转换，给主要在执政年代和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良作风造成巨大冲击，党内使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危害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尤其是滋生腐败的危险和破坏性更加严重。如果说改革是第一推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腐败就是第一破坏力。应当说，今天实行从严治党，面对的问题更复杂、干扰更多、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当年的论述更显示出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巨大的实践价值。从根本上讲，民主最有效的防腐剂;共产党也有自我净化能力，关键是如何发挥。毛泽东的论述启示我们，应当把发展民主、依靠群众监督和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能力结合起来，真正落实从严治党方针。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够遏制腐败，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作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2) 参见《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

　　(5)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6) 参见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第152页。

　　(7)参见《重温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从我做起 惩腐不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