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新道路的开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新材料的挖掘，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之后，通过文家市会议“议决退往湘南”，到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再到古城会议形成正式决议这一探索的足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应当说，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另辟蹊径的新起点，是实现党的战略重点转移的决定性一步，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引兵井冈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引兵井冈，转入农村，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起点。但转入农村并不一定就能自觉地走上这一以农村为中心的新道路，在同样的斗争环境中，有的同志仍然心系城市，主张攻打大城市，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在井冈山及赣南斗争时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一再提出，就同这样的思想状态紧密相关。这不能责怪某个人的偏见或过错，因为无论是世界革命或中国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所提供的历史经验，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因此，转入农村并能自觉地以农村为中心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其一，要对中国的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切的理解;其二，要善于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政策，即要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上级指示的思想原则。事实证明，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因而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他能够自觉地把目光转向农村，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就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另辟蹊径，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要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的，要有革命的独创精神。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继续，在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如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是共同的。但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上，由于具体的国情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同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的深刻说明。但是，国际上所提供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而且我们党所积累的也是北伐战争时期从城市出发走向全国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新的道路可以借鉴。虽然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的同时，也提出要“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这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但当时对这一新的道路的内涵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相反，当时的中央仍然以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为依据，坚守城市中心论的旧公式。这种指导思想因袭过去的经验，仍然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按计划就是要南下广东，“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准备第二次北伐”。9月9日的湘赣秋收起义，原计划起义部队分三路会攻长沙，夺取长沙这个中心城市。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则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并准备守卫广州这个中心城市，这些起义显示了党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气概。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已有的经验部署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作为党的中枢机关如果不去研究新的情况，不去体察中国的国情，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会成为指导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这时作为秋收起义的前线指挥员，面对的不仅是强大敌人的堵截，还有上级机关以至队伍内部的一些人仍主张冒险进攻路线，仍要执行上级攻打城市的计划。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排众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不切实际的计划，退却湘南，随后又作出引兵井冈山的重要决策。这不但挽救了这支起义部队，而且也挽救了中国革命。历史表明，这种退却决不是消极的，而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环节的更为深刻的进攻，为复兴中国革命找到了可靠的战略基地。这种果断而正确的决策，反映了决策者深厚的理论修养、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勇于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后入学习的。
这条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涵。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的结合，这就是说，它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内容，根据地建设为依托。毛泽东曾经多次分析了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在客观上说，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十分落后的大国，广大农村不但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而且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脱离城市而存在，这就使革命力量在农村有回旋的余地，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在地方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性的军阀割据局面，以及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的矛盾下加剧了的中国统治集团的分裂，决定了白色政权的不统一和战争是不可避免并持续不断的，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是没有疑问的。正因为这样，长期的农村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和发展，便完全可能了。当然，这虽然表明农村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但并不等于说任何农村都具有这样的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首先是发生在经过1927年大革命影响的地方，因为这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共产党，又准备好了经过一次大革命洗礼的民众。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就具有这种特点。当时宋任穷送到的江西省委来信，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加上当时毛泽东等所了解的500里井冈，山高林密，易于藏兵，暗合了建立根据地所需要的条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
这里还要指出，转兵农村，并不就等于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观念，这是因为明确以农村为中心是需要一个经验的积累和认识深化的过程。毛泽东无疑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重要性并自觉转兵农村的，但他对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认识也有个过程。1928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还是认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这就是说，这时“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井冈山根据地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就是囿于小块根据地能否在白色政权包围中长期存在，能否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表示疑问。而到了1930年1月，这时已经有了两年多农村斗争的经验，具备了明确回答这一关系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条件，所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尖锐矛盾，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惟一正确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依靠农村斗争能够促进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他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就有了明确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事实表明，1927年革命失败后，只有坚持以农村为中心才是复兴中国革命的惟一正确道路，当时党在全国发动的近百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农村，就反映了这种客观规律的要求。这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所说的：“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引兵井冈与党的思想路线初步确立
引兵井冈，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于逐步确立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使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井冈山及赣南、闽西的斗争时期，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两个基本的立足点。
其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要找到马列书籍，真是难上加难。当年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就要附带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帮助毛委员尽可能地搜集到各种书报，包括马列文献。1929年11月，毛泽东曾专门针对红军第四军中“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的问题”，致信中共中央，除请求“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还“另请购书一批”，并恳切地提出：“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急切之情，可见一斑。毛泽东不但非常重视党员的理论学习，而且还积极引导他们用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进行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同“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等一起列为“党内教育”的基本内容，就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曾多次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革命曾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激发了毛泽东更加发愤研究马列著作，更好地掌握指导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32年4月，红军第二次打下福建漳州城，缴获了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阅读。翌年，他先后送给彭德怀两本自己读过并加批注的列宁著作，第一本是《两种策略》，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第二本是《“左派”幼稚病》，上面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二，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这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如前所述，毛泽东领导的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他没有机械执行上级的决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耐心说服起义将士，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策;在引兵井冈之前，又进行了“三湾改编”。前者，就是果断地摒弃了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后者，则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这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为坚持长期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根据地的选择上，正如毛泽东向中央报告所说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有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于是，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在井冈山时期，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方面，也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工作路线，力求政策的正确。
拿土地革命来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时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在根据地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地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说来，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有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人里的反复过程，对毛泽东来说也同样是这样。像他领导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土地法，指导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但这部土地法还不完善，比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只属政府而不屑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条例，还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这些缺陷，在后来《兴国土地法》中得到纠正。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想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由于这时有了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毛泽东在这时能够提出党在斗争中应当遵循的思想路线。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鲜明而深刻地阐述了在斗争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鲜明地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确是关系到中国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毛泽东这个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些丰富的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较深刻的体现。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这篇文章的第六节即上引的观点时曾说：“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这个看法是极为正确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坚持的。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当时党内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当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反对教条主义，而且还十分重视要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整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从而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提了出来。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做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上述这些思想原则，毛泽东称之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井冈山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在这里所展示的“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开篇，是井冈山斗争留给后世的最为宝贵的革命传统和争取胜利的源泉。这是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并忠实遵循的思想原则。
引兵井冈与新型人民军队创建
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创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转折。如果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及其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那么，引兵井冈就意味着长期而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样，如何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部队，虽然“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但同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特别是攻打城市计划屡遭挫折，起义部队由原来的5000人减员到1000人左右，官多兵少，编制臃肿，战斗力大为减弱;官兵中失败主义情绪严重，一些人经不起挫折和艰苦环境的考验，纷纷离队出走，有的投敌叛变;政治工作薄弱，党难以有效地掌握部队，旧军队的影响仍然严重存在。这种状态，不但难以适应将来的斗争任务，而且还面临溃散的危险。因而在引兵井冈经过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次三湾改编及其后的工作，对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改编过程中，把思想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这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采取愿留者留，愿走的发给路费，解决了部队臃肿、散乱的问题。在改编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整顿、思想教育人手，向全体官兵讲明向井冈山进军的理由和意义，阐明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任务和面临的形势，指明革命军队既要经得起胜利，也要经得起失败，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坚信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他把深刻的革命道理通过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人心，在官兵心中扬起了理想的风帆，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这不但使改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且也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地位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这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正如罗荣桓后来所说：经过这次整顿，“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的多”。这为在农村燃起“星星之火”准备了火种。
其二，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时，毛泽东领导重新建立党在军队的组织系统，建立了党代表制。他深刻认识到连队是军队的基层战斗单位，认定要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就要改变过去以团的建制建立支部的做法，从而确立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样，创立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一整套党的组织制度。并规定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采取上级指定和党员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它赋有决定部队重大问题的权力。同时还规定由前委任命连、营、团的党代表，各级党代表为同级党组织的书记，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拥有与同级军事首长同等的权力。这就把部队中党的组织制同党代表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奠定了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个领导制度的确立，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新制度，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切实的保证。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曾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其三，确立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由于起义部队中旧成分旧作风的存在，一些军官仍习惯于打骂和侮辱士兵，仍然保留不平等的官兵待遇。这种旧军阀作风，严重伤害了士兵的积极性和荣誉感，和新型人民军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革除这种从旧军队沿袭下来的不良习惯和风气，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措施，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政治上实行官兵一致，人格平等;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在组织上实行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有一定的权力，参与对部队的管理，维护军纪，严禁打骂和体罚士兵，监督经济开支，协助党代表做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这种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问题，就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应当说，这是对井冈山斗争时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高度评价。
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后来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针对部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军队内部普遍存在的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部队制定了诸如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等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八项注意)等一系列重要规定，使之进一步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式军队。到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又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性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引兵井冈实现党的战略重点转移的深远历史意义。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