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5日，为了得到“第一手情报和判断”，美国总统杜鲁门风尘仆仆地赶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将军会晤并讨论朝鲜局势。
会谈中，杜鲁门问及：“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
因仁川登陆成功而志得意满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回答是：“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可能不足10万12.5万人，而且可以过江的只有5万一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而我们在朝鲜有可供空军使用的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进兵平壤，将会有一场最大的屠杀”(注1)。参与这次会议的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们，都没有对麦克阿瑟的论断提出任何疑义(注2)。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如同麦克阿瑟一样，美国的情报机构对于中国出兵意图的判断，基本上也是一厢情愿或漫不经心的。
10月20日，美国情报机构曾获得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较准确的情报，据美国驻香港的军事联络官报告：“北平政权已决定在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共40万人的军队已被调动至紧靠朝鲜的边境地区。他们得到命令，将于10月18日夜晚或‘两天后’越过边界”。但中央情报局对于这一重要情报的评价却是：“中央情报局相信，采取这种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都不愿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注3)。
然而就在威克岛会晤的两天之前，中共高层经历了一次短暂波折后，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决心。
10月12日，由于未能和苏联在出动空军掩护问题上达成一致，斯大林和正在访苏的周恩来一度商定中国暂不出兵(注4)。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3日下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注5)。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于当日电告东北边防军司令邓华(观察者网注：邓华此时职务应为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人：“出兵方案不变”(注6)。
朝鲜战争中的彭德怀(前排右二)与金日成(前排右三)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线4个军、3个炮兵师共约25万人，分别从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渡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朝鲜战争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过去一般都是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温井战斗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首战的标志，以该军第118师丰下洞、两水洞战斗发生的时间作为首战开始的时间。
如50年代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所编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中写道：“伪第6师1个步兵营及1个炮兵中队，于是日(指10月25日)10时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我第40军第118师遭遇，为我全部歼灭。继之我第40军于当夜攻占了温井;至此即揭开了本次战役的序幕”。8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另一种流行的说法，则认为同一天40军第120师在云山附近的阻击战斗是首战。但这一战斗的具体时间，在军战史及各种出版物中众说不一，大致有拂晓、7时许、8时30分、11时左右等几种，因涉及到抗美援朝战争何时、由哪支部队“打响第一枪”的问题，本文对此略作辨析。
1、“拂晓”说：
60年代40军军史编写组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军史纲要·抗美援朝吋期(草稿)》中写道：“120师360团于25日拂晓在云山地区与冒进之敌伪1师进人战斗，该团以轻型武器顽强守备灵活战斗，阻住数倍于我之敌的空、炮、坦的联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注8)。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进攻示意图
2、“7时许”说：
70年代第40军编印的军史教育材料中则明确提到：“二十五日拂晓，敌伪1师先头部队以坦克十四辆，自行火炮一部，后随摩托化步兵成一路行军纵队沿云山至温井公路继续北犯。七时许，进入我360团阻击地域，我先敌开火，予敌以迎头痛击，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枪”(注9)。90年代该集团军所编写的军史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删去了“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枪”这一句(注10)。
国防大学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亦称：“已进至云山以北地区的第120师，以第360团在云山东北地区阻击伪第1师北犯。七时许，伪第1师先头部队，在十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遭到我第360团的痛击”。
在个人回忆的材料中，“7时整”或“7时许”的说法也很普遍，典型的如：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25日上午9时许志司接到了40军120师的电报。电报说：‘7时许，伪1师之先头部队在10多辆坦克及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犯，遭到我120师360团的迎头痛击’”。(注11)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冋忆：“拂晓，伪军第一师先头部队，以坦克十四辆，自行火炮一部，后随摩托化步兵，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七时许，进人我第四十军一二〇师三六〇团阻击地域。在我突然打击下，敌军措手不及，几次组织兵力、火力，向我猛烈进攻”(注12)。
时任120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的李湖回忆:“25日早上7点多钟，不可一世的敌人开始北犯，既不搜索，也不散开，头戴钢盔，肩扛步枪，成行军队形，狂傲地向我接近。为麻痹敌人，徐锐团长命令三连将敌先头放过，不予理睬。敌人见无动静，便以1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引导步兵，开始大规模北进。当敌人进入我步兵武器射程时，三连指导员的一声令下，全连干部战士突然开火，正式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枪”(注13)。
120师360团卫生员王德生回忆：“7时整，敌人以14辆坦克为先头，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上，……为了诱敌深入，徐锐团长将敌人放进。敌人大队人马进入我步兵火器射程内时，1排长刘汉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指挥全排一齐射击，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注14)。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回忆可能并非完全源于参与者本人亲身经历和体验的记忆，尤其在时间这类具体细节上，只是重复已有的表述(注15)。但由于某些回忆者曾担任过志愿军高级职务，他们的回忆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从而又反过来影响到之后出版物中的相关记述。
3、“8时30分”说：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的说法是：“25日，南朝鲜第1师部队进至云山，并根据美第一军团的命令，继续向鸭绿江畔的水丰发电站推进。
上午8时30分左右，南朝鲜第1师第15团以坦克为先导(南朝鲜军没有坦克，凡随南朝鲜军行动的坦克，都是由美军配属的)，开始沿公路向北推进，当其进至云山城北玉女峰、朝阳洞一线时，已在这里占领阵地的志愿军第120师第360团突然开火，予北进的南朝鲜第1师部队以迎头痛击”(注16)。
云山之战被俘的联合国军
之后不久编成的120师师史力图弥合“7时许”和“8时30分”这两种不同的说法。
该师史中，以“首战云山三六〇团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为小标题，在引述《抗美援朝战争史》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10月25日7时许，南朝鲜军第一师十五团以14辆坦克为先导，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向北推进，8时30分，进入我三六〇团阻击地域。三连一排长刘汉升指挥全排官兵先敌开火，予敌迎头痛击，正式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第一枪”(注17)。但事实上，依照《抗美援朝战争史》的文意，“8时30分”是美军出发的时间，与志愿军发生接触战的时间应该晚于8时30分。
4、“11时左右”说：
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所编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写到：“以帕顿坦克连为先导的第15团(赵在美上校)，途中抓到一些三五成群败退的北朝鲜兵进至云山，但没有敌人。从云山北上是狄逾山脉，如果再越过江南山脉，便是滔滔鸭绿江了”。“不停顿地匆匆北进的坦克队刚到达架设在三滩川上的朝阳桥，即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榴弹炮的集中射击。时间是11时左右”(注18)。
美国战史学者阿普尔曼在《美国兵在朝鲜》中关于战斗开始时间的记载更为详细：“美第6中型坦克营的D连作为前导首先通过了云山。接近11点，15团也通过了云山。他们穿过城市又向北前进了约一英里远。当美国人的坦克正要接近前进途中的一座桥梁时，敌人的迫击炮突然开火，挡住了去路。南朝鲜士兵立即分散开来，投入了战斗。半小时之后，他们报告说，在云山正北方向的山上发现约300名中国士兵。
“不久，他们抓到了其中一名，这是联合国军在朝战中抓获的第一名中国战俘。11时44分受阻于桥前的美国坦克乘组人员得知了这一消息，并了解到俘虏供称，约有10000名中共士兵正隐藏于云山北面和西北面的丛山之中，另外还有10000名正向东面的熙川前进”(注19)。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在我方的记载中，无论对于敌军的出发时间也好、对于360团“打响第一枪”的时间也好，从“拂晓”到“7时许”到“8时30分”，说法不一，且前后有所变化。既然敌我双方的记载和回忆均确认美军与南朝鲜军是以坦克部队为先导，那么以美军先头坦克遭到袭击而受阻的时间作为战斗开始时间，较为合理。
因此，“11点左右”之说似更为准确和可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朝鲜和中国的时差关系，敌军记载中的“11点左右”就是中国时间的10点左右。
按照通常的经验，某次战斗的开始时间，记载上存在一些歧异，之间相差几个小时，是完全正常的，尤其是在当时我军司令部工作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但因为涉及到“打响出国作战第一枪”的荣誉归属问题，所以各个参战部队之间或不免有竞争意识在内，从而导致有人为造成记录失实的可能。
志愿军工兵在抢修道路
第40军118师两水洞战斗的打响时间，按照50年代编写的战例材料应为“10时20分”(注20)，70年代该军的军史教育材料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注21)。云山阻击战斗发生的时间如果是“拂晓”、“7时许”或“8时30分”，那么，“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枪”的就成了第40军120师了。的确，这种说法也曾被顺理成章地写入了军史，成为该部队荣誉的一部分。
这自然不免引起原118师领导干部的一些看法。90年代出版的该集团军史除了将120师“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枪”这句删掉以外，在叙述两水洞战斗的过程中，加入了“8时左右，敌尖兵分队进至两水洞西北，闯入师部驻地，师侦察连迅速进行抗击”的内容，并将出击时间由“10时20分”改为含糊一些的“10时许”(注22)。虽然118师师部与敌尖兵分队遭遇这一事实的确存在，但这些改动，尤其是将打响的时间提前至“8时左右”，缺少可靠的依据。
118师师长邓岳的传记作者许宝君曾提及：“据后人写成的四十军《军史》记载和许多今天依然健在的老首长们回忆，当日上午四十军的3个师都分別进行了战斗，且作战地点、作战对象、作战成果均不同，所以战后多年里围绕着‘哪个师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争论。
“我们常常感叹，想澄清一段历史实在太难太难，姑且不说人为因素造成的混乱，仅时间的久远、当事人的缺少就足以让人头疼。……然而遇事一向求真到底，况且曾被有人视为‘英雄主义严重’的邓岳将军在关乎全师一万多名将士用生命鲜血换来的荣誉面前如何肯喝糊涂水，在战后的许多年里，他曾多次在公开或非公开场合和有关人据理力争。
时至今日，尽管《军史》上还是写着‘宜粗不宜细’的文字，但在我采访到的四十军老首长中普遍认为‘第一枪’的荣誉应属一一八师。邓岳将军病重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他对一位现任的军区领导说：‘是一一八师打响的抗美援朝第一枪，这一点谁都不能改变!’”(注23)
结合以上背景，我们不难理解，120师、118师关于战斗发起时间为何存在不同的说法和变化。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所谓“第一枪”的荣誉问题，仅就目前所见的材料而言，120师云山阻击战斗的打响时间，还是应该以“11时左右”即中方10点左右的说法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118师和120师打响的时间是几乎相同的。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当天在东线战场打响的志愿军第42军。按照美军的记载，“中共370团于10月23日或24日到达水洞附近地区，25日，它最先遭遇南朝鲜军队”，当天与中共军队交手的南朝鲜第3师26团曾抓获了一名“肯定是中国人的俘虏”(注24)。
42军第124师先头370团依靠20辆汽车的快速转运，于24日先敌一天抢占了黄草岭、赴战岭地区。按照军史的记载，“25日早晨8时两架美军飞机窜入黄草岭上空盘旋侦察，返回约一个多小时后，美军战斗机、轰炸机、直升机成群从南而来，向前沿阵地扫射轰炸。随后，五老里‘联合国军’炮兵阵地的榴弹炮向第42军阵地轰炸。南朝鲜军首都师在飞机、炮兵的支援下，一个营分路向松茸洞、水洞、龙水洞高地发起进攻。第370团团长赵欣然、副团长苑世仁分工指挥。南朝鲜军首都师几次进攻均被第2营打退”(注25)。原124师师长苏克之等人的回忆亦与之略同(注26)。以此判断，124师与敌军发生战斗的时间也是在25日上午，很有可能也在10点左右。
笔者认为，除非能找到更加具体可靠的材料，否则要在上述三支部队中区分出究竟谁“打响了第一枪”，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军科2000年版《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将40军118师、120师及42军10月25日的战斗，一起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序幕的拉开”标志，是较合理的处理方式。
第一次战役后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
对于118师两水洞战斗的性质，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的认为该战斗的性质是遭遇战斗，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战争简史》中称：“伪第6师1个步兵营及1个炮兵中队，于是日10时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我第40军第118师遭遇，为我全部歼灭”(注27);
有的则认为属于伏击战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军史纲要——抗美援朝时期(草稿)》中的说法是：“我预伏在两水洞地区之118师两个团，在‘消灭美帝侵略军，先砍断李承晚这条腿’、‘一定要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的决心下，严阵以待，当敌先头之加强营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迅速分路向敌出击。该敌遭我突然打击，措手不及，用牵引车拖着的大炮未及开火即为我缴获。激战1小时，敌军自誉为‘精锐’的加强营全部被歼，美军顾问赖勒斯亦被活捉”(注28)。
“伏击”之说较“遭遇战斗”似乎更为常见，不少军史或教材里都采用此说，个人回忆材料或报告义学等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虽然80年代曾经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注29)，但似乎也并未引起重视。
还有些资料里虽然用了“遭遇战”的名称，但在描述战斗设想、战斗决心以及具体的部署和打法时，却又用“伏击”的说法。
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的战例选辑中“第40军步兵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的战例，虽然标题是“遭遇战斗”，但118师的战斗决心却是“在温井西北地区停止前进，以前卫团展开于丰下洞、富兴洞以北有利地形，争取主动与先机，以伏击手段向继续北进之敌行军纵队翼侧实施突然猛烈的冲击，首先歼灭敌前卫”(注30)。
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所编写的《教学参考战例(初稿)》中亦选用了这一战例，将战斗性质进一步明确为“预期遭遇战斗”，并认为该战斗系“我军在行军中确实掌握了敌人的行动企图，且途中又有良好地形可用，迅速由行军状态转入有组织的待伏，以伏击手段歼灭处于行军状态之敌，是组织与实施遭遇战斗的一种形式”(注31)。
在军内的教材或刊物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两水洞战斗“在战役上是采取与敌预期性的遭遇，而在战斗部署上则是采取的伏击手段”。
军科2000年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虽未明确该战斗的性质，但也用了“第40军决定以第118师占领温井至北镇公路以北高地，以伏击手段截歼北犯的敌人”、“25日上午，(南朝鲜第6师第2团先头第3营)营主力也全部进入志愿军118师预设的伏击圈”(注32)这样的说法。
笔者以为，该战斗的性质问题，诸多与此战直接相关的当事人的说法不容忽视。彭德怀曾在其自述材料中提到：“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注33)。原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肯定了这是一次遭遇战斗(注34)。
80年代40军118师后勤部为编写《354团两水洞、丰下洞战斗地区伏击战斗后勤工作》的战例，曾走访了参与该战斗的主要领导人及知情人。
他们在审读战例修改稿的过程中，普遍对该战斗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是“预期遭遇战”而不是“伏击战斗”。如原40军军长温玉成在谈到对该战例修改稿的意见时说：“对于这一仗的性质，今年春节前后，同解方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认为是一次遭遇战，不是伏击战”、“这次战斗，在形式上似乎带有伏击的性质，但这是遭遇战斗歼敌的最好手段。这个战例如按伏击战斗写，我是不同意的，也不符合历史”(注35)。
原第354团团长褚传禹也说：“对战斗的性质，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次战斗不是‘伏击战’，而是‘遭遇战’”(注36)。原354团政委陈耶也表示：“对这个战例确定的战斗性质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定‘预期遭遇战斗’比较合乎实际”(注3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将“伏击战斗”定义为“以设伏的方式攻歼运动之敌的战斗”，是实施进攻战斗的方式之一(注38)。
这个定义过于简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出版的《军语汇编(初稿)》，对“伏击”有较详细的解释。认为“伏击”，即“预先侦知敌人的兵力及其必经的道路与时间，在道路附近埋伏下必要的兵力，等待敌人一部或全部、先头或后尾进至我预定的伏击圈内时，突然予敌以袭击，这种动作就叫伏击”(注39)。
由此可知，伏击战斗的目的性很明确，须对敌人的行动(包括兵力、时间、路线)有一定的了解，并预有决心、计划以及相应的部署，这是构成“伏击”的必要条件。依照以上的条件分析，两水洞战斗难以构成“伏击战斗”所必需的要素。
1、志愿军当时并未掌握南朝鲜军第六师的具体情况和动向。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于10月24日夜到达温井休息，25日晨，令第三营为先遣队向北镇开进。先于该团一天，第六师之第七团经同一条路西进，并于25日傍晚未经任何战斗到达了古场(注40)。
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及动向，志愿军当时并未确切掌握。《四十军在朝鲜》一书中称，118师原定25日拂晓前进至温井，但师长邓岳在行军途中听到熙川方向的炮声，判断敌有可能先我占据温井，“当即研究决定：让前卫三五四团暂不过温井，在温井以北的丰下洞和富兴洞地区严阵以待，隐蔽休息。要占据有利地形，构筑简便工事，准备战斗，阻敌北犯。师主力集结于两水洞和北镇地区，视情况投入战斗。如果敌人不来，明晚再继续前进”(注41)。
邓岳的传记中写道：“25日凌晨3时左右,距温井大约还有10多公里，邓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造饭、隐蔽”、“敌军具体到了什么位置?一一八师在何处设定阻击阵地?这些问题彭总并没有明确指示，因为彭总当时对敌情了解也并不是很详细，而兵团和军首长均在后面，对前面的情况更不可能清楚，也未有明确指示，所以这一切都需要邓岳独自机动处置。……故而他以稳妥为首要，果断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注42)。
温玉成、褚传禹、陈耶等人的回忆也证实，战斗打响之前情况并不明了。温玉成称：“我告诉了作战科长尹灿贞通知各师作好与敌遭遇的准备。这次战斗，是在敌进、我进中打响的，354团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抢先占领有利地形，是边打边明确敌情的”(注43)。褚传禹也说师里虽指示要做好随时遭遇准备，我们也研究了应急措施，但是到底敌人从哪里来，有多少，是哪个番号，有什么特点，都不清楚。
所以这次战斗，从判断情况到战斗部署，都是在仓促情况下进行的。战例中写的有些敌人具体情况，实际上是战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清楚”(注44)。陈耶也持类似的看法(注45)。
可见，24日晚至25日凌晨这段时间内，志愿军并没有“确实掌握了敌人的行动企图”，只是根据一些迹象，如炮声、火光(注46)等，判断敌已先我占据温井。对于敌人的进一步动向，当时也只是按照遭遇战的可能做了安排，一面准备阻击敌人北犯，同时也准备第二晚继续向温井前进。
2、志愿军司、军、师各级，均没有伏击战的计划或决心。
虽然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1日20时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我四十军欲先敌赶至德川，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如不可能则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伏击为宜，请酌定”(注47)。之后更提出“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荫蔽集结”、“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的设想(注48)，但当时毛泽东远在北京，这些电报显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战斗所发出的指示。
据邓岳回忆，彭德怀曾当面指示他们，“在温井一带，准备做个口袋，相机歼灭一部冒进的敌人，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注49)。《彭德怀年谱》中亦记载，10月23日晚118师到达大洞附近，彭德怀“命该师迅速向温井方向开进，占领有利地形，设伏歼敌”(注50)。
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
虽然邓岳的回忆很生动，但细考起来，彭德怀令该师埋伏歼敌的说法，难以成立。当时敌我双方均在运动之中，对敌情了解尚不清楚，如何能将部队行动限定为“设伏”呢?同一天晚些时候也去看望过彭德怀的40军军长温玉成就否认曾得到过伏击的指示(注51)。
据和邓岳一起去拜访彭德怀的师政委张玉华回忆，彭德怀当时要求该师的是，“目前还要按原计划，争取赶到预定地区进行防御”(注52)。
褚传禹也明确指出：“上级没有交待我们在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伏击敌人的任务。部队入朝后，任务是在球场一带组织防御。开进中，师里几次提出要354团‘提高警惕，准备随时与敌遭遇’，并没有部署在哪里伏击敌人。这次战斗，是由于敌情变化，被迫进行的。战前，团里没有伏击的准备和决心”(注53)。
3、从作战部署上来看，也不是伏击战的部署。
邓岳回忆：“我们在两水洞以北的483高地开设临时指挥所，并确定了具体打法。考虑到，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为一千多米宽的谷地，由温井经北镇至楚山的公路贯穿其间，是敌人北犯的必经之路，公路南侧是九龙江(宽二十多米)，北侧是山地，树林密布且靠近公路，便于部队隐蔽和出击。
“我们命令354团迅速隐蔽占领丰下洞、富兴洞地区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阻敌北犯争取歼敌一部，并进一步查明情况。354团于25日1时接受任务，4时各分队便做好了一切准备”、“25日清晨，……当敌前卫营进入我伏击圈后，担任拦击任务的师侦察营首先打响，……”(注54)张玉华回忆：“部队行至两水洞地区时，得知敌人已先占领了温井，便就地宿营，准备天明后伏击敌人”(注55)。
时在40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李树基的回忆似乎也证实了118师事先就有了伏击的部署。
李树基称：“师长邓岳同志是一位思维敏捷、决心果断、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四、五分钟后他看看手表说已经四点了，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来准备，我先提个方案，大家修改补充。
“他指着地图说，敌沿温井到北镇的公路冒进，我们的部队恰恰是沿着这条公路的北侧宿营，我们不用作很大的调动，就可以依托这条公路以北的若干高地，居高临下地趁敌人还未发觉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三五四团营地就是我们最好的战场，这个仗就要三五四团就地打。要他们立即占领丰下洞、富兴洞、216、490.5、239.8等高地，特别是要他们留一个营守住216、490.5高地，这个营要把敌人放进来一直放到师前指鼻子底下这座小桥为止(即两水洞公路小桥)，然后把口子扎死，……他稍停顿一会儿说，这实际上没有形成象彭总要求的‘口袋’，只是一次山地伏击战，战斗打响后，敌人可能狗急跳墙，徒涉九龙江逃跑，致使我们达不到全歼的目的。
“九龙江虽可徒涉，但水深一米多，沙滩又很宽，现在我们无法调动部队过江去堵截。补救的办法，就是利用九龙江这个地理条件，就让九龙江和沙滩做我们的靶场，给他来个火力追歼，因此要告诉三五四团把团炮兵配置在丰中洞集中使用”、“大家都认为这个部署很好很周密，一致同意赶快付诸实施”、“25日5点多钟，敌机出动沿公路侦察。9点多钟骄狂恃强的敌人毫不戒备，大摇大摆地乘车冒进。……当敌尖兵班进至两水洞小桥时，被我侦察连拦头截住，小桥随之爆炸，战斗首先打响”(注56)。
虽上述回忆略有参差之处，如依照邓岳的回忆，作战部署应该是25日1时以前就确定了，而李树基的说法则是当日4时前后才做出的(按照这一时间，实际上很难来得及让部队在天亮前完成部署)，但这可以视作为记忆的偏差，毋庸置论。
总之，按照这些回忆，118师事先就有伏击的部署，具体规定了拦头、截尾的部队和任务，开始打响也完全是有计划的行动。但这种说法存在两个疑问之处：
一个疑问是，师侦察连与敌先头部队的遭遇接触并非预期。军史记载：“8时左右，敌尖兵分队进至两水洞西北，闯入师部驻地，师侦察连迅速进行抗击”(注57)。当时师部驻地就紧靠公路，指挥车在路边树下停着，电台也设在公路桥的涵洞里，师首长和前指机关人员还在两水洞村内休息。听到枪声才从屋里出来，仓促跑上山。在村口的师侦察连也是临时才占领阵地，进行还击的(注58)。邓岳自己在后来的谈话中也提到，(当时)由于情况不明，在师侦察连与敌打响后，师指挥所仓促上了山(注59)。
邓岳少将(右二)与彭德怀(左一)等
据354团三营82炮排八班长李德福的回忆，公路桥与炮排的阵地相距不远，不过数百米(注60)。师部就在距离预计要发生战斗的地方不远处扎营休息，是很不合常理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敌人行进太快，担任伏击的部队来不及通知师部(注61)。但如果118师已经有了伏击的预案和部署，且规定了拦头的部队和位置(师前指鼻子底下的公路小桥)，何以118师师指毫无准备地宿营于公路边而不是预先上山，甚至连电台都还设在预定要拦头的公路桥的涵洞里?既然要将敌人放至前指鼻子底下，何以连前指侦察连也没有做好任何战斗准备呢?
朝鲜战争上的志愿军
温玉成指出，当时“师侦察连是在宿营，是警戒，不是埋伏”(注62)。如果师前指已经下达了伏击的部署，没有理由说连先头团都得到并执行了命令，直属师前指且同驻一地的师侦察连却毫无所知。
因此，“从师指挥所仓促转移看，也不是伏击战。伏击战斗，师指挥所应设在靠近主攻部队的翼侧，以便于掌握情况，指挥战斗。而这次战斗，师指挥所在打响前紧靠公路，受敌威胁时，紧急上山。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在遭遇情况下出现的”(注63)。
另一个疑问是，既然是伏击战斗“扎口袋”，为什么道路另一侧没有预设伏兵?九龙江水深只有50公分，“不成障碍”(注64)。敌人在受到九龙江北侧高地志愿军攻击时，完全可以徒涉九龙江而逃。按一般伏击部署的常识，九龙江南侧也应该部署一支部队，以收“瓮中捉鳖”之效，但何不虑及此呢?
按照李树基的解释，是因为调动部队在时间上来不及，邓岳决心不在南岸设伏，而用“火力追歼”的方式杀伤敌人。在战例材料中提出的理中是，“谷地南侧高地距公路较远，且道路较少，不便于军队机动。谷地北侧髙地丛林浓密，村庄道路较多，且紧靠公路，便于军队隐蔽集结与机动”(注65)。
但是，也有人认为：“九龙江南岸地形也很好，一般情况下是要派伏兵，形成口袋，而这次战斗却没有这样部署”(注66)。如志愿军能以一部控制九龙江南岸驾洞、岩下洞、芦洞附近之252、226、251.5等高地(注67)，则徒涉九龙江之溃敌将无所逃遁。
据当时353团副团长邢维邦冋忆，“上午师侦察连与敌人打响后，作战科长又电话通知让我们派一个营出击。……当问向哪里出击时，电话不通了。事后才知道师指挥所上山了。
由于情况紧急，我带3营由九龙江南岸向前插下去，因为地形不熟，没有插到位置，让敌人跑了不少”(注68)。战例中亦称：“因第353团第3营无良好的运动道路，未能及时到达预定地点，故该敌未能全歼”(注69)。
353团三营临时由南岸穿插下去，的确会遇到难觅良好的运动道路的问题，但已经沿九龙江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的部队，“25日1时接受任务，4时各分队便做好了一切准备”，完全有时间派一部徒涉九龙江预先占据对岸的部分高地，为什么事前竟毫无动作呢?如果确实需要在南岸设伏，或令354团派一部过江，或令353团提前由九龙江南岸穿插下去，是通常的做法，但实战中却没有这样来部署。
如果是战前就已经确定不需要在南岸设伏，而用“火力追歼”，那么何以战斗开始之后，又改为要353团派队出击呢?这也是事先就有伏击部署之说所难以解释的。
对此，褚传禹认为：“伏击战，是预有准备，在部署上，一般是采取口袋战术，或者是形成夹击态势，以实现伏击决心。而这次战斗，却没有来得及调整部队，是按开进序列展开的，部署也是应急措施。那时我们想过，如果不能和敌人相遇，还是要向预定地区开进的。……如是伏击战，团里在公路以南也会派点部队，形成夹击。因为没有伏击任务，就没有这样部署。……353团紧跟师指挥所，如果是伏击战部署，又是出国第一仗，师里一定会从353团派个把营，部署在公路以南。那时也没有这样部署”(注70)。
陈耶也认为：“如果是伏击战，我们在公路以南至少要部署一、两个连，形成夹击态势，不会让敌人跑那么多”(注71)。
志愿军在战场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118师先头团事先就宿营在山上，客观上形成了“伏击”的态势，是因为当时敌机非常猖獗，部队出于防空的考虑，“怕敌机轰炸，军里有命令上山的”(注72)。
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原118师师长邓岳，虽然在正式出版的回忆文章中，将这一战斗描述为预有准备的伏击，但在某些场合下，也承认战斗性质属于“遭遇战”，甚至“很肯定的说是遭遇战”(注73)。
总之，由情况的掌握、决心和部署来看，两水洞战斗应该属于“预期遭遇战”而非“伏击战斗”。
注释：
(注1)“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美闻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第948—960页，转引自：《美国对华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注2)(注3)《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12编，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14页、第66页。
(注4)“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注5)(注47)(注4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第272页、第283,289页。
(注6)(注50)《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43页、第445页。
(注7)(注27)中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一、战争简史》，1956年版，第13页、第13页。
(注8)(注28)第四十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军史纲要——抗美援朝时期(草稿)》，1961年版，第4页、第4页。
(注9)(注2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军编印：《光辉的战斗历程(传统教育材料)》，1978年12月，第295页、第295页。
(注10)(注22)(注57)陆军第四十集团军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卜集团军军史》第1卷(1937.10—1953.7)，1996年版，第444页、第446页、第446页。
(注11)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冋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注12)(注34)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8页、第58页。
(注13)(注52)(注55)(注56)陆军第四十集团军政治部编：《纪念四十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闪光的篇章》，2000年版，第53页、第5页、第2页、第60—62页。
(注14)(注49)(注54)《震撼世界一千天——志愿军将十朝鲜战场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第70页、第70-71页。
(注15)(注41)(注58)(注61)《揭开战争序幕的先锋——40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贞、第35页、第21页、第104页。
(注16)(注32)《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第21—22页。
(注17)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二〇师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二〇师师史：战争时期(一儿三八年一月—一九五三年七月)》，2001年版，第371页。
(注18)(注40)《朝鲜战争》上，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586页、第585—586页。
(注19)(注24)《美国兵在朝鲜(第三卷)：南至洛东江北至鸭绿江》，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762页、第776—777页。
(注20)(注30)(注46)(注64)(注65)(注69)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第40军步兵第354闭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三、(下)步兵闭、营、连、排战例选辑》，1956年版，第9页、第7页、第8页、第7页、第7页、第9—10页。
(注23)(注42)《傲骨雄风——战将邓岳》，白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54页、第356页。
(注25)陆军第四十二军集军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军史(上册)》，2008年版，第255页。
(注26)《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朝鲜战争中的42军》，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9页。
(注29)魏文、张岩清：“两水洞战斗是遭遇战不是伏击战”，《抗美援朝战争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237页。
(注3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编印：“志愿军第40军步兵第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冈预期遭遇战斗”，《教学参考战例(初稿)：第三册、进攻部分(之三)》，1964年版，第391—394页。
(注33)《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因彭德怀的自述主要写成于1970年被关押期间，无从参阅其他材料，故此在时间上有些许误记的地方，如这一段中将118师与南朝鲜军遭遇的时间误记为10月21日。
(注35)(注43)(注51)(注62)(注72)“温玉成同志对两水洞、丰下洞后勤战例修改稿的意见”，1983年5月20日。摘自“对《志愿军40军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后勤工作》战例的修改意见”，40军第118师后勤部，1984年3月。
(注36)(注44)(注53)(注70)“褚传禹司令员对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战斗后勤战例的意见”，1984年2月27日。摘自“对《志愿军40军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后勤工作》战例的修改意见”，40军第118师后勤部，1984年3月。
(注37)(注45)(注71)(注73)“陈耶同志对两水洞、丰下洞后勤战例修改稿的意见”，1983年8月23日。摘自“对《志愿军40军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后勤工作》战例的修改意见”，40军第118师后勤部，1984年3月。
(注3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注39)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编印：《军语汇编(初稿)》，1951年版，第42页。
(注59)(注63)(注66)“黄庆林师长对两水洞、丰下洞后勤战例审修稿的意见”，1984年1月19日。摘自“对《志愿军40军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后勤工作》战例的修改意见”，40军第118师后勤部，1984年版。
(注60)李德福：“难忘的两水洞战斗”，《回望——全军离退休干部忆征途征文获奖作品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编3该文中提到：“公路桥距我方阵地350余米”。见第542页。
(注67)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第40军步兵第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战例附图”，《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三、(下)步兵团、营、连、排战例选辑附图》，1956年版。
(注68)“邢维邦军长(现顾问)对修改两水洞、丰下洞后勤战例的意见”，1984年1月8日。摘自“对《志愿军40军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后勤工作》战例的修改意见”，40军第118师后勤部，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