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试析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即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

　　一、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问题。他们并没有来过中国,身处英国对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19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克思正处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阅读了《经济学家》、《泰晤士报》、《伦敦每日电讯》、《通报》(法国)、《中华之友》等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查阅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蓝皮书等大量有关中国的议案，阅读了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0]等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多方了解中国情况。在探讨中英贸易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详实的准确的数据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研究。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论文中，他从经济贸易视角入手分析问题，从“小农经济”的封闭落后入手分析中国旧体制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出现在从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中不时论及中国问题，也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新闻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撰稿，以该报通讯员和评论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稿件。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从1853年6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等发表了22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其中多篇还是这家报纸的社论。根据公开署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还有若干论文没有发表(据马克思的信件记述：“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①]，但未见发表。又据英国学者统计，1858年8月，马克思曾经发给《纽约每日论坛》 一篇有关于“与中国和约”的文章，但从未发表)。马克思曾记述这家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②]显然，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时评和通讯得到了这家具有左翼倾向的报纸的认可。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站在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上，严厉驳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这些论证材料详实，观点明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专题政论文

　　二、马克思、恩格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开创了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们把这一规律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二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时，举例提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③]。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④]。此时，他们已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中国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实际。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时,常谈到中国问题,把这些问题称为“东方纠纷”,把中国称为“纯粹东方”[⑥]。他们看到了中华封建帝国的腐朽与保守。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国和印度归入“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⑦]。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在1858年10月发表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有“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⑧]这一表述。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⑨]。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他们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这一危机，认为：“以手工劳动危机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⑩]，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形势，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⑪]。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旧中国行将解体的外部原因，认为外敌入侵是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⑫]。1847年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也正在走向革命”[⑬]。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000万人口，现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⑭]。1862年，在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⑮]。他认为，“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⑯],认识到了英国的侵华战争促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外部刺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入侵外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理论看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1853年6月，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⑰]。此处的“天朝帝国”即为中国大清王朝。这里所说的“目前发生的事件”即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还看到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⑱]他看到了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将取决于“惊心动魄的革命”[⑲]——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已经运用自己的理论，从世界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问题，在1894年9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⑳]。同年11月，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1]。他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在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二者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连”(extremes meet[22]),意为中国与欧洲两极革命互相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3]，他已经预见到了“欧风美雨”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谈到中日战争的后果时，恩格斯认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24]，认识到了甲午海战的惨败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马克思站在受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斥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强即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5]。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联合侵华，劫掠了圆明园。1857年4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这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6]。马克思站在了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勇敢地声援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1857年4月，同样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亚罗号事件”后，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7]。他还痛斥英国媒体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径的本国政府和军队，他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28]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29]。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的侵华战争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马克思驳斥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等人的侵华行径，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30]。

　　恩格斯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办法——“人民战争”(popular war)[3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中间。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他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2]。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national war)来抵抗他们……英国人又该怎么办呢?”[33]恩格斯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不缺乏勇敢和锐气”[34]。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前途做了乐观估计和科学预言，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曾科学而大胆地预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5]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6]。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可以看做是西方哲学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显然，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他们热情洋溢地谈到，“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37]。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8]。他已经看到了清帝国的行将就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自由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而科学的预言基本得到了证实。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乐观预测的同时，他们也做了冷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39]。事实证明，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问题、做出科学预见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最初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研究逐渐为中国革命队伍尤其在中共领导层所熟知。中国共产党曾经深入研讨过这些著作。1926年-1934年间，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上海新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鉴于这个版本难于运送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义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了这部反映革命导师关注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著作。该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编译的,内容主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3年至1862年期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及《新闻报》上有关中国的论文。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1951年，英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陶尔(Dona Torr)编辑了《马克思论中国》一书。1955年，德国柏林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40]一书，该书参考了多种外文文献，较为全面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论文、社论和有关论述。此外，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即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前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断。马克思层认定中国是“小农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1912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41]，他从帝国主义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42]。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使用“半殖民地”概念描述中国社会性质，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43]。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4]。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入侵外敌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极相连”。列宁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巨大，“我们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45]，列宁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共产人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一文中明确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6]这一重要理论。在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前途方面，如前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夺取了政权。今天，“自由”、 “平等”[47]已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要素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中国问题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特点，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形式，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区别”。列宁认为中国革命有相对于欧洲的“先进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报》撰文盛赞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他驳斥“中国长期完全停滞论”。他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8]。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0]。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革命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则结合新的实际，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而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到实践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中国化还局限在理论领域。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全面中国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最为了解中国国情，占尽地利;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气。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欧洲，未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他们的理论需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再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但他们的理论包括关于中国的具体论述传入中国不久，便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马克思曾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过于乐观，1853年6月，马克思曾分析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1]此时,马克思认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势。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马克思预测的这么乐观。此后，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曾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1864年平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被镇压下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势才又重新高涨。显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预见是科学的。他们的中国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拓者，是海外近现代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开拓者。他们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王伟光主编：《社会主义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2]秦宣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3]杨凤城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4]赵曜、秦刚主编：《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5]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6]孙代尧、薛汉伟著：《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7]赵明义、赵永宪等著：《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8]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对象与基本架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02期。

　　[9]陶文昭：《〈共产党宣言〉是与时俱进的伟大旗帜》，《教学与研究》，2008年03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0]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自称郭实猎、郭士立，又被译为郭实腊，是普鲁士来华新教传教士，曾任香港英治时期的高级官员抚华道。

　　[①] 马克思：1858年12月1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②] 同上。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168页。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页。

　　[⑤] 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6页。

　　[⑥]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⑦]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299页。

　　[⑧] 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813页。

　　[⑨]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9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⑫]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80-781页。

　　[⑬]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299页。

　　[⑭]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825页。

　　[⑮] 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5页。

　　[⑯]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81页。

　　[⑰] 同上，第778页。

　　[⑱]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854页。

　　[⑲]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79页。

　　[⑳] 恩格斯：1894年9月2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8页。

　　[21] 恩格斯：1894年11月10日致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55页。

　　[22] Dona Torr, Marx on China, 1853-1860: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1, p.1.

　　[23] 恩格斯：1894年9月下半月致劳拉·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5页。

　　[24] 同上。

　　[25]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79页。

　　[26]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92页。

　　[27] 同上，第793页。

　　[28]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93页。

　　[29] 同上。

　　[30] 马克思：《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4-160页。

　　[31] Dona Torr, Marx on China,1853-1860: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1, p.48.

　　[32]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98页。

　　[33] 同上，第797页。

　　[34] 马克思：《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9-19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德文版)，第7卷，德国：狄茨出版社，1960年，第22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38]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800页。

　　[39]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277-278页。

　　[40]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41]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42]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6页。

　　[4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

　　[44]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

　　[45]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07页。

　　[4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

　　[47]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48]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360页。

　　[49]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5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51]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7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