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一些苏联官员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发起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其间，笔者恰好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亲身经历了事件全过程。如今20年过去了，但所见所闻所感仍记忆犹新。

　　什么因素导致“八·一九事件”发生?当时苏联维护联盟与瓦解联盟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地步。多个加盟共和国进行“共和国主权”全民公决，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甚至公开宣布脱离苏联。苏共高层发起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并以高票获得通过。戈尔巴乔夫则企图以“折中”办法缓解政治危机。高层权力斗争更趋激烈，联盟解体危险日益增大。在此形势下，主张实质性保留联盟的“苏共传统派”秘密组织起“紧急状态委员会”，联手发起以挽救苏联为目标的“兵谏”行动。

　　然而整个行动仅持续三天便遭惨败，“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投入监狱，就连公开反对此次行动的戈尔巴乔夫总统也被叶利钦从黑海之滨“押解”到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白宫)进行批斗。但“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失败无疑加速了苏联的消亡。

　　此次行动为何遭此惨败，20年来国内外苏联(俄罗斯)问题专家一直争论不休。笔者大半辈子与苏联、俄罗斯打交道，又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自然也在苦苦思索。

　　如果放在苏联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可以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早已“命中注定”。苏联发展模式僵化，“加速发展战略”失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社会不满长期积聚。苏联实行对外扩张战略，导致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严重恶化。苏联民族政策严重失误，导致大俄罗斯主义与少数民族极端主义猖獗，苏联宪法又允许共和国自由退出，早已埋下联盟解体的祸根。苏共高层接连犯下严重路线错误：戈尔巴乔夫鼓吹“民主化”和“公开性”，引起党和国家严重思想混乱;取消苏共领导地位，更是摧毁了维系一个多民族大国运转的灵魂和脊梁。从外因讲，西方阵营对苏联的长期冷战，无疑也对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八·一九事件”失败得如此迅速、彻底，仍然令人费解。此次行动尽管在形式上突破了苏联宪法的规定，但是根本目的却符合宪法要旨。“紧急状态委员会”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苏共和苏联政府8大实权人物悉数进入。行动本身也符合全民公决所表达的主流民意。记得8月19日当天，我在莫斯科街头先后找到十几位苏联公民交谈，除一位知识分子模样者声称“左派上台不会长久”，其他所有被访者都强烈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一致认为“国家乱到此种地步，早已到了非采取坚决行动不可的地步”。因此，从民心民意的角度也很难找出此次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很显然，“八·一九事件”的惨败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一系列失误不无关系。领导者软弱无能是个致命因素。明明突破了宪法规定，却极力寻求“合法”。他们在劝说戈尔巴乔夫赞同行动未果之后大多陷入消沉。在事变第二天“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笔者亲见副总统亚纳耶夫醉酒醺醺、没精打采。八大要员本来均将出席，但总理帕夫洛夫称病住院，国防部长亚佐夫因病请假。他们的软弱还体现在未能果断抓捕叶利钦、哈斯布拉多夫等反对派领袖，导致社会舆论发生逆转，强力部门拒绝效力。事变第三天，阿尔及利亚驻苏武官对笔者说：“这帮笨蛋为何不学学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如何搞政变，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抓捕反对派头目。”

　　在今天西亚北非急剧动荡的形势下，回首“八·一九事件”，或许能够给予人们一些重要启迪。(作者是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