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取得成功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典范。然而在历史上第一位通过公正、公平、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统穆尔西任职一周年之际却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再次上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闹剧。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场政变竟然得到了西方的默许，甚至西方还在激烈争议这算不算军事政变。大概是受西方的影响，不少海内外自由派公知居然对政变公然赞许和支持。

　　没有合法性的政变自然引发穆尔西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尽管如此，没有人敢想象军方会真的敢于武力对付这些抗议的平民。毕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就是专制如穆巴拉克者，也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8月14日，政变上台的军方终于武力清场。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死亡数字从死亡1人上升到278人(包括安全部队)，而穆尔西支持者的数据则高达惊人的2000以上!血腥的冲突也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

　　最耐人寻味的是，埃及总理声称安全部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也没有使用枪弹，因为清场行动开始前就已经下令不得开枪(难道抗议者都是“自然死”?)，相反，是穆尔西的支持者率先开枪，并且在现场搜出大量武器。而且特别强调警察的伤亡数字。

　　埃及军方如此残酷的血腥镇压穆尔西的支持者，举世震惊。欧洲各国纷纷表态谴责这起“恐怖大屠杀”，而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其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克里竟然笑容满面地出席记者会，对埃及军方主导的大屠杀毫无谴责，仅仅说了一句“悲惨的”，并不痛不痒地说“暴力不是解决方案，通向暴力的道路只能带来更大的不稳定、经济灾难”(但谁在使用暴力?抗议者吗?)。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提出的唯一“制裁”措施竟然是：“可能取消与埃及的军事演习”。这和美国谴责叙利亚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同。看来，受美国影响，海内外的不少公知们很快也要站在屠杀埃及平民的军方一边了。

　　发生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迅速从喜剧变成荒唐的闹剧和空前的悲剧，实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看看人类历史，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的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

　　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国家，经历过两次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但英国很幸运，当时欧洲大陆正在打仗，没有任何外力介入。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算起，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次短暂的巴黎公社，平均二十年来一次全局性的大变动，而每一次变动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复辟。至于今天的发达国家德国、日本，他们都到了国家被毁灭的程度，最后在其他国家军事占领之下，在失去了主权的前提下才走向了民主制度。其实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了150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明治维新还只是改良，是实君立宪，转型成本就已如此高昂了。

　　其实中国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代价更为不菲。这就是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简言之中华民国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点。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外蒙古也就是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在今天，海内外的自由主义学者们并不讳言民主转型的代价。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纲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西方民主，现在正在过“历史的三峡”。也就是说处于极度凶险、命悬一刻的境况。另一位自由派学者、去世不久的蔡定剑先生，他把民主化比喻成坐飞机：飞机是很危险可能会坠毁，但是因为飞机危险我们就不坐了吗?可是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飞机、过三峡的船的话，飞机坠毁、轮船沉没的时候国家不就毁灭了吗?但是他们的比喻也确实说明了，向民主转型的过程是十分危险。现在西方之所以看好印度的未来，就在于它们认为印度已经穿过三峡，中国则仍然面临着高风险。在西方看来，中国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溃、国家不解体，也要发生长期和大规模的内乱和动荡。

　　尽管民主转型代价高昂是历史定律，是普遍性，但仅就埃及而言，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素存在。

　　首先，埃及是世界上高度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革命引发的动荡双重打击下，失业率高达31%(革命前仅为9%)。不仅如此，埃及这个国家文盲率高达27%，其中妇女的比重高达69%。

　　虽然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搞民主，比如世界上最穷、最落后、最混乱的国家海地，已经民主两百多年了，但要想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经济基础(以及普及性的教育)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埃及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由于伊斯兰教没有发生过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政教分离运动，至今，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化解世俗化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人一票的选举，必然是伊斯兰势力获胜。过去的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今天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如此。其结局大多相似。或者军方发生军事政变，进而演变成全面的内战，或者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再者，有些穆斯林社会长期缺乏妥协和宽容精神，这种国民性在革命时可以表现为立场坚决，绝不退步。却也造成当执政者做出让步，准备走向民主时，国家错过从上而下的、代价较低的转型模式，甚至在民主成功之后，采用极端手段来解决冲突。这一幕在突尼斯和埃及都反复上演。当穆巴拉克宣布不再连任、自己的儿子也不参选、任期届满之后即进行全面、自由、公正的选举时，却被民众拒绝了。结果权力被交给军方，大大延长了过渡期。随后又在穆尔西执政一年后，再次以街头革命的方式，将首位民选总统赶下台，造成全国性的对抗，终至演变成空前的血腥悲剧。实际上，这种不妥协，已经把埃及的民主扼杀在摇篮中。历史已经一而再地证明，在血泊中诞生的只有暴力，而不是民主。

　　最后，根据所谓的青年人指数，即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比率超过50%的国家最易发生革命，最易激进。而埃及就属于这一行列。青年人比率高，一方面可以推动革命的发生，但又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转型的动荡程度。所以日本曾有媒体根据这一条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发生革命。不仅是中国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少，而且大都为独身子女，完全能得到父辈的庇护。

　　站在埃及人的立场来看，既然民主制度在西方都已经运转不灵了，需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变革，怎么可能在埃及这片完全不同的土壤中获得新生呢?

　　埃及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实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它让我们再一次温故知新地意识到走邪路的代价。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应该走什么路，是俄罗斯以其高昂的牺牲为中国指明了方向，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又再一次给比较健忘的中国人送来及时雨。如果说2008年西方危机在最严峻的时刻，中国还会有人以西方为榜样搞宪章运动，但今天面对埃及的悲剧，相信应该不会再有重蹈覆辙的后来者了。

　　目前人类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国政治文明并驾齐驱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这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看来，中华文明将不得不再一次在世界文明中扮演极为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说，西方民主的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昔日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富庶，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