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60周年纪念日。据报道，美国将举行隆重大会，奥巴马可能出席。笔者预测，如果奥巴马出席发言，一定又会豪情万丈地赞扬美国在那场战争中的胜利。的确，奥巴马演讲功夫是第一流的，他的拟稿班子也是第一流的。尽管当年“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议签字时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但到了2010年，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龙山美军基地慰劳驻韩美军，发表演讲称，不少人说朝鲜战争是“为打成平手的死亡(Dieforatie)”，但现在大家可以重新认识到“朝鲜战争绝对不是没有胜负的战争，我们当时取得了胜利，现在仍然还是胜利者”。

　　关于谁是胜利者的问题，被世界学界公认的，也是中国学界(包括公知)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权威、美籍华人徐中约先生的评价早已众所周知：“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奥巴马是政治人物。对他的言行，读者原不必用史实来衡量，问题在于，我们中国却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喜欢配合美国总统作义务宣传。因此，在“抗美援朝是中国最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某些人又发明了中国在美国原子弹威胁下不得已签“城下之盟”说(见《朝鲜停战签字，还缘于美国的核威胁》一文)。可以预期，今后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来奇葩争艳，比如中国跪求和谈说之类。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新奇，努力爬梳材料，不料发现其论点实在太不靠谱。就拿朝鲜停战来说，真的是在原子弹威胁下的“城下之盟”吗?当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用一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表态“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美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得也颇为深刻：“杜鲁门的原子弹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今年恰逢停战60周年，现在来回顾这段关于原子弹的历史，以此纪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会议上说：“对于朝鲜人民，我们需要给予帮助和鼓励。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都有他们的帮助。美国在朝鲜干了起来，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干起来，它什么都可以干起来。我们不准备就不好。我们准备好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我们要准备大打、长打、打原子弹。”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到准备打原子弹。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原子弹威力，但他更相信人民战争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反核的力量，也洞悉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二战后形成的美苏各自战略重点对使用原子弹的制衡作用。由于做到了“准备好了就好对付它”，终于使美国原子弹成为一个纸老虎。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叫嚣被彻底击碎。10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同意他由进攻转入防御。同时，美国决策者认为又不能向中国示弱。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当他被追问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时，他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顺便说一句，美国此后就一直处在“考虑”的层次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当时杜鲁门还抛出了一句极为令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尽管几个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杜鲁门的这番话还是飞快地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朝鲜战场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总统授权，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原子弹了。

　　美国的盟国一直密切关注战争的发展。早在麦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上桥梁时，英国、加拿大等就认为这违背了盟国协商的原则，可能导致战争扩大。杜鲁门在11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更使各盟国震惊不已。反应最激烈的是英国。在伦敦，大约100名工党议员联名向首相艾德礼致信，反对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英国参谋长会议还致电“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我们看来，如果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军队前进，而且将会使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苏联空军将不可避免地参加战斗。”英国等国除了担心使用原子弹会导致苏联空军公开参战外，他们更担心的是苏联原子弹的报复。这双方一动原子弹，二战旧伤尚未愈，岂不又添新伤吗?情况十万火急，杜鲁门讲话后数小时，英国首相艾德礼便要求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法国总理和外长赶赴伦敦去与英国战略协调，荷兰官员也与英国密切接触，并达成高度共识——必须迫使美国人保持克制。这样一来，美国的盟国简直要起来造美国领导地位的反了。在各方压力下，最后，杜鲁门被迫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这样“造反”才大体上平息下来。

　　不过，美国内部对是否使用原子弹还在争论。麦克阿瑟是坚定的使用派，他甚至狂妄建议，投掷20至30颗原子弹轰炸中国，再加上其它措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中共即将面临军事崩溃的危机。”麦克阿瑟的我行我素再次引起英国等盟国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当时同样手握原子弹的苏联也提出强烈抗议，“炸弹也可用炸弹回敬”。杜鲁门不得不亲自出面阻止麦克阿瑟的冒险行径。最后，杜鲁门忍无可忍，为了彻底封住这位原子弹“大嘴”，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于1951年4月11日宣布解除麦克阿瑟军职，即时生效。杜鲁门同时向全国发表讲话，警告中苏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然而，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诡谲的是，为麦克阿瑟“灭火”的杜鲁门同时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架B-29轰炸机受命飞越太平洋，接着美军举行了公开的核战演习。后来的事实说明，杜鲁门的行动和麦克阿瑟的不一样，一个是威吓，一个还真的是想一展宏图。

　　这次部署是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诉诸原子弹的威吓行动。因为派往关岛、继而飞至冲绳岛的9架B-29轰炸机真的携载了核弹头。杜鲁门当局的这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那些恫吓之词传到了北京，但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仍然是按照老传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继续战斗。

　　面对一个有备无患、不怕原子弹威胁的国家，威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和中国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杜鲁门机关算尽，依然一筹莫展。实际上，美国内部对真正使用原子弹一直没有信心。据后来解密的美国中情局1950年11月9日的备忘录，即《关于美国可能动用原子弹打击中共在朝鲜的侵略行动应考虑的问题》，其要顾忌的问题很多，比如，会减小苏联介入的可能性吗?中国会加大兵力还是终止介入?对美国有利吗?一定有效吗?对盟国会造成什么影响等等。评估不可谓不周到全面，不过似乎还是“有心无胆”。1951年6月末，B-29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又悄无声息地撤回。随着战场局势的进展，美国人随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此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两年。美国发现，胜利十分渺茫，和谈亦不见希望。这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乘机抓住朝鲜问题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并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同意采取“强硬步骤”结束这场战争。美国政府就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进行了反复讨论。新“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又主张使用原子弹，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表示怀疑，因为敌方只要有很好的地下工事，即使在原子爆炸中也可以不受伤害。而中朝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大量防止核攻击的工事已经初具规模。艾森豪威尔为此十分纠结。他认为如果使用原子弹能使美国取得“重大胜利”，那就值得，但他除了对原子弹的效果没有把握外，还非常担心盟国的反应，认为那将触犯全世界人民。

　　据历史记载，艾森豪威尔一度也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核威胁警告，在停战谈判中中国也作出过让步。据说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艾森豪威尔的此番言论与奥巴马的“胜利”之说都有自吹之嫌。还是来看看美国中情局1953年4月8日，即停战协议签订前三个多月的“特别评估报告”所言：“我们不能够判断是否这种认识(指使用原子弹——笔者注)会自动地使共产党作出必要的让步，从而缔结停战协定。”总之，“一厢情愿”用在艾森豪威尔和奥巴马身上，都是比较合适的。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原子弹使用的制衡因素。朝鲜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核武器数量还不足以应付在欧洲遏制苏联和在朝鲜战争中对付朝鲜和中国。也就是说，其核力量还不能两头兼顾。到了朝鲜战争后期，美国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苏联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也不断增长。

　　历史的事件总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不管毛泽东和那代中国领导人是否把每个细节都掐算得那么准，但采取的对策是完全正确的。那时中国认为，“中国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现”。中国方面断言，“要使美方返回谈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毛泽东的“打原子弹”准备工作算是击中了美国命门，使美国的原子弹始终没有超出“纸”的水平，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历史表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是不吃美国核讹诈这一套。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196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就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7亿中国人所击败。”此前，美国的首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那位坚定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强人，在临死前，道出了他一生的从战教训，数次劝阻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千万不要再在亚洲打仗!

　　应该说，朝鲜战争中的核威胁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原子弹，中国就多次受到原子弹的威胁。中国人民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没有核武器受人欺侮的滋味，这是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特别不能忍受的。尽快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就成为中国上下共识。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前夕，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更早的时候，1949年初，中共曾拨美元请钱三强设法到法国购买有关核试验的仪器和书籍，钱三强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托人找到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代办。居里托来人带给毛泽东一番话。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这番话，与毛泽东所说，原子弹有了不一定要用，但它是一种威慑，可以保卫和平，真可谓智者所见略同。

　　新中国在制造原子弹过程中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无异是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这更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不但彰显了中国独立于苏联的能力，也使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要知道，在冷战时期，拥核才有大国地位，大国才能不被别国威胁和欺负。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重要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手中握有原子弹，才能为昂首进入联合国“五强”开道，这可是玩真的!顺便提一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也使得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因为没有美国支持，“反攻大陆”想都不敢想。以前美国对蒋介石的忽悠还有点将信将疑。但大陆有了原子弹后，蒋介石的话就只能自说自听了。原子弹在新中国手里变成了“真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