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人们景仰他的伟烈丰功、他的光辉思想、他的高尚品德。他不仅是豪杰，更是圣贤;他不仅是“办事之人”，更是“传教之人”;他不仅是领袖，更是导师。联系到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宣传、学习、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坚决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廉洁’的政府机构”。[1]毛泽东痛恨贪官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热情地赞扬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他说：“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2]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3]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引用农民起义胜利后又失败的教训，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

　　1944年，是明朝灭亡300周年，也是李自成起义失败300周年。为此，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最先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连载，不久即传到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此文，在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曾引起广泛的反响。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了此文，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5]“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不久，林伯渠由延安飞抵重庆，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的消息，亲自告诉了郭沫若。[7]可见，毛泽东当年是深刻地认识到这篇史论的重要现实意义的。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问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8]信中希望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9]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即《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说：“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10]

　　1945年1月l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11]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12]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3]“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14]

　　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说：“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15]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16]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毛泽东提出了“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贫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17]的基本政策。在此前后，各解放区都制订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了各种贪污罪行和对贪污罪的惩治办法。各解放区都认真执行了惩治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分子，为壮大我党我军力量，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在毛泽东接见黄炎培时，黄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笑了笑。他首先向黄炎培表示感谢，然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建国后，毛泽东沿着他所找到的新路：发扬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注意防止和反对腐败，力求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毛泽东倡导的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为了反对腐败，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二

　　毛泽东一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革命取得胜利之际，他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请听他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的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范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1949年3月，毛泽东在进北平前夕，为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把他们召集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3月24日凌晨，200多辆小、中型吉普车、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分批从西柏坡出发驶上通往北平的大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分乘11辆小车，率先上路。登车前，毛泽东想起了305年前李自成进北京的情景，他风趣地、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希望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20]

三

　　建国初期，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出现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决策，从1951年底开展了“三反”运动。这是我党执政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反腐败运动。这次反腐败运动，使共和国连续保持了几十年的廉洁，而没有出现大的、较广泛的腐败。这与毛泽东反腐败的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及时、彻底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的一些重要指示，体现了毛泽东反腐败的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大刀阔斧。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说：“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21]同一天，毛泽东在另一个重要指示中说：“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22]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写的重要指示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23]

　　从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反腐败的坚决态度。这篇社论说：“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群众是一定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确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继续领导群众。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它考验着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24]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中说：“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25]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示：“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没，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一定会得到克服的。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们的国家计划建设就一定会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一定会失败，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26]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27]他对这种消极腐败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进而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28]

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更加重视反腐败问题，提醒全党拒腐防变，并提出了一些防范和克服的具体措施。他要求全党从四个方面去抓党的建设：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战胜资产阶级作风腐蚀的锐利武器;二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三要紧密联系群众，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四要用纪律约束党员个人的思想、行为，防止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正是由于毛泽东特别重视反腐败问题，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腐败程度是非常低的。

五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痛恨贪官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投身革命后，毛泽东为建立廉洁的人民政府，推翻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卓越地运用到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反对人民政权自身的腐败现象、建立廉洁政府的主要力量。他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他要求在整风运动和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中都要依靠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是同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胜利之本;加强群众监督，是防止党和政权腐败的重要机制。只有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才不敢松懈，不敢腐败，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也完全可以依靠民主的力量、法制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也才能把腐败减轻到最低程度。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进行社会变革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根本立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毛泽东告诫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胡锦涛明确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自觉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而且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今天，人民群众仍然是反腐败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廉洁的执政党，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必然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而不是向特权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负责。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要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相信人民群众具有反腐败的强大力量。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反腐败精神，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参加反腐败的伟大运动。因为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具有最丰富、最实际的经验，具有伟大的创造能力，具有强大的反腐败力量。只有了解群众的能力、愿望和要求，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组织领导群众去为实现群众自身的利益而开展反腐败斗争。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集中概括了党的群众观点。“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把群众观点贯彻到党的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去，形成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运动的轰轰烈烈局面，就能把腐败减轻到最低程度。

　　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指导的价值;它同样也可以为党和政府以及军队的官员提供自身品德修养的宝贵的精神食粮。

　　注释：

　　[1] [英]克莱尔·霍林沃思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中译本第8页，河南人民出版杜1989年4月版。

　　[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页。

　　[3] [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134页;第522页。

　　[5][6][10][11][12][13][14][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74页;第948页;第911页;第1019—1020页;第1091页;第895页;第896页;1031。

　　[7] 张贻久著《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第1版，第147页。

　　[8][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241页。

　　[15][16][17][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8页;第1237页;第1238页;第1438—1439页。

　　[18] 参考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56—157页;苏娅、贾鲁生著《不落的太阳》，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26页。

　　[20] 参考并征引自李昌凡等编著《一代廉洁楷模》，能源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3页。

　　[21][22][23][25][27][2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杜1977年4月第1版第53页;第53页;第54页;第73—74页;第419页;第420页。

　　[24]《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人民日报》社论)，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415—419页。

　　[26]《新华月报》1953年3月号。[30]《人民日报》1993年9月15日第1版。

　　(作者系云南大学马列部教授)

　　原载：人民网 原题：论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