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位抗美援朝老兵，时隔近60年后，再次回到朝鲜，祭拜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这一个甲子里，老兵们默默过着平淡的生活，却永怀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在重庆的壮行仪式上，老兵们意气风发，仿佛回到了58年前的岁月。 （CFP/图）
中朝友谊塔里，悬挂着赞美两国军民并肩抗敌的巨幅画作。 （CFP/图）
58年前，程铭和他的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58年后的大年初二，他和定期在重庆石门公园聚会的志愿军老兵们，开始为一个新议题振奋：清明节去朝 鲜，给牺牲在异国的老战友扫墓。
抗美援朝60周年了，他们却可能是最早通过民间渠道赴朝鲜扫墓的志愿军老兵之一。去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并祭拜了志愿军墓，今年4月12日朝鲜正式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幸存的老兵们和牺牲的战友们终于得以重逢。
但因为国际政局的困扰，出发时间还是反复被推迟。老程始终希望在清明后10天内拜祭战友，“这样才算合规矩”，但他们最终还是迟到了两天，4月17日，志愿军老兵们再次跨过鸭绿江。
18日清晨6点不到，他们就出发，一路下雨。到桧仓志愿军公墓时，老兵们打出了祭拜的横幅，唱起了《志愿军军歌》，列队上山。
雨突然停了，金色阳光普照大地。队伍里有人说，这是死者显灵。
家乡的水土，祖国的酒
老兵们过朝鲜海关时，获得了特别优待，没检查他们的包，经过通融，他们还获准把花篮带入境。
花篮是前一天他们住在丹东时，酒店送的纪念品，程铭还跟酒店要了两幅布条，一书“烈士英灵光照千秋”，一书“重庆市志愿军老战士祭拜英烈代表团”，贴在了花篮上。
在平壤，老兵们住在了据说是平壤最好的酒店，服务员都会中文。晚饭时，其他客人纷纷找这些佩戴勋章的老兵们合影，“很开心”。
他们次日祭拜的桧仓公墓，毛岸英就葬在那里，他的塑像后方，排列着一百多个白色的坟头。墓碑很干净，像是新近清理过。
领队的王绍川、程铭和烈属的代表念了悼词。老兵把花篮献上，又绕行陵园一周，把从重庆带来的一包土和一塑料瓶的长江水取出，还有在丹东买的两瓶二锅头，边走，边撒，边说，“这是家乡的水，家乡的土，祖国的酒，家乡的战友来看你们了”。
桧仓曾经是志愿军总部所在地，老兵们下了当年的坑道。60年前，志愿军战士挖1米深的坑道可获三等功，2米深就是二等功。
第二天，他们去了签署停战协定的板门店，参观了朝鲜缴获的美国间谍船，还顺道去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报告。
按原定计划，他们接下来要去一所小学看朝鲜儿童表演，但他们赶到时，学校已经放学。老兵们留下了30条小毛巾、10打签字笔，还有200元人民币。
在桧仓公墓，他们并没有遇到朝鲜民众，事实上，离开朝鲜前夜的聚餐，是老兵们和朝鲜民众接触的唯一机会。服务员们陪老兵跳舞唱歌，王绍川还用朝鲜语唱起了《金日成将军之歌》，这是近60年前，他在志愿军的宣传队里学的。
回朝鲜去
老程永远将自己看作抗美援朝的一部分，即便在宏大的历史中，他并没有被当作是多么重要的一员。“12军34师102团警卫连”，他无法忘记每一个能够刻画自己在那场战争中角色的标志，“军长叫曾少山，师长叫尤太忠，团长叫蒋国军，政委是臧克江。”他顺溜地说。
老程上次去朝鲜，是3月份，1952年。他和战友们没唱“雄赳赳气昂昂”，坐着闷罐车，昼伏夜行，秘密入朝。
记忆如时光一样易逝。1990年代，王绍川托女儿在重庆沙坪坝的几所中学做过调查。有学生不停地问：自己国家还没搞好，为什么就要去朝鲜打仗？
不过2006年，三千多常住重庆的志愿军老兵拥有了自己的联络会。每个月15日和30日聚会，那是他们回顾记忆的空间——
58年前，他们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抵武汉，过沈阳，直到在闷罐车到达朝鲜前，没人宣布过这次行军的目的。车上没有人哭，也严禁望向窗外，以防让国际红十字的人看见——这在当时被视为动摇军心的大忌。
和老程一起入伍的土娃上了前线，“不是死在上甘岭就是下甘岭”。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中，川军牺牲最多，官方统计达3万多人。而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解放军报》颁布了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其中阵亡171687人。
不过老兵们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失去战友的悲苦中。当年他们被尊为“最可爱的人”，至今，亲身参与的这段历史，仍然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去年8月，老程写过一封给中央的公开信，希望政府关注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墓地的境况。
直到今年春节后，压在心头近60年的情绪获得了疏解的契机：老兵圈内传出消息说，可以到朝鲜去祭奠了，这从未有过的意外，让老兵们奔走相告。
再次跨过鸭绿江，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提出了五个愿望：
第一要清明节去，第二要去桧仓毛岸英的墓前祭奠。此外，他们渴望能列队跨过鸭绿江，而后去上甘岭。途经沈阳时拜祭那里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亦是要求之一。
联系旅行社，办出国手续，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不过看着清明节一天天近了，朝鲜方面却通知日程要延后。
好几个老兵发了火。但他们没办法，这不是他们能改变的事情。
中朝一甲子
1954年夏天，程铭跟着部队一起撤回国，还是坐着闷罐车。此前一年，彭德怀做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说朝鲜战争总共打了3年零32天，而中朝两国并肩作战的部分则有2年零9个月。
回国后两年，老程转业，发了200块钱，相当于当时5个月的工资。他辗转江西、浙江，最后回到重庆。想起长眠异国的战友，老兵们总是掉眼泪，只是，围绕朝鲜战争的国际政治的风云，不再跟志愿军战士们有关。
1955年4月，苏联副外长费德林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朝鲜的局势以及同朝鲜同志谈话中要注意的基本问题》的报告，其中这样评价当时的中朝关系：“朝鲜的实践工作表明，朝鲜同志低估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
事实上，中朝之间就朝鲜战争的观点分歧已相当鲜明。
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只有一个关于中国志愿军。而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鲜军事司令部强调说，“击溃武装干涉分子和解放北朝鲜的功勋都属于中国志愿者”。
据公开资料，中国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才又派出新大使。
1958年，中国在朝军队分三批全部撤出。此后中朝关系翻过新的一页。至于老程，他被分配到制药机械厂做电工，一直干到退休。
1959年初，中朝友谊塔建起来了，1984年扩建。塔身正面嵌着的“友谊塔”三个朝文镏金大字，以及两侧中朝军民并肩战斗的石雕，将抗美援朝的意义定格。
老程偶尔也会从报纸上读到“中朝两国政府举行纪念活动”的新闻，不过对他和他的战友来说，这些依然是“领导的事情”，而他们自己，跟那段他们自认为最大的荣耀最贴近的一次接触，是作为“保皇派”被红卫兵批斗，因为他们曾经是彭德怀的部下。
五十多年里，每年10月，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都会发表社论，强调中朝两国“鲜血浇筑的友谊日久天长”，2000年前，朝鲜军方也会招待中国志愿军代表，2000年后，纪念活动开始在中朝友谊塔前举行。
这种官方的仪式成为了传统，即使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这一习俗也没再改变，一直到2000年举行的朝鲜战争50周年纪念，成为停战后两国最为宏大的纪念活动。
中韩建交同样没有改变老程对国家政策欣然接受的一贯态度。那时他已退休3年多，给台商打工，每个月收入1000块钱。不过老程和他的战友们都说，2000年的那场纪念“雷声大雨点小”。说到牺牲的战友，他们依然激动而哽咽。王绍川记得去年国家领导人在毛岸英墓前说“志愿军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志愿军传承下去”，他觉得。
同样是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电视剧《抗美援朝》，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拍了同名电影，但均没有按计划播出。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曾对媒体回忆说，“片子拍了一年多，结果来了个9·11，世贸大楼刚被炸，你来个抗美援朝不太好”。
“五十几年没去，没法交待啊”
实际上，老程会把和领导合影的照片放大，背面写上说明再贴上塑料膜放进书柜里。
除了和老战友叙旧，老兵们和其他人很少提抗美援朝的往事，其他人更很少跟他们提。
当年回国前，老兵们胸前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牌和一枚镶有和平鸽的纪念勋章。半个世纪过去了，小鸽子还在，标牌不见了。所以他专门花了50块钱，做了个新的，连小鸽子也做了新的，比原来的大一号，上面还有“抗美援朝60周年”的字样，都挂在胸前戴着。
去年10月底，前志愿军军官徐彦波组织了一个半官方的5人志愿军退役老兵扫墓团去了朝鲜。他带回来的录像里，桧仓的墓地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一队代表和陪同的朝鲜人，看不到普通的朝鲜人。
朝鲜战争留下了17万的中国阵亡将士。而《人民日报》的报道显示，自1970年起，朝鲜开始集中安置志愿军的陵墓，最后一个陵墓建于2001年5月，位于朝鲜江原道法洞郡。公开资料显示，在朝鲜分布着14个较大规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国境内则还有3个。
阵亡的17万官兵，绝大多数都埋骨朝鲜。老程他们还记得，他们通常都找营地边上比较显眼又没占着农田的地方埋葬战友，每个班派一个战士挖坑，赶上冬天，地冻得比铁锹还硬。战死者要穿军装下葬，偶尔从营指挥部领到白布，就裹上，赶上团里有木匠，还可以打上一口棺材。
那时候也没有石碑，没有青松，只能在坟前插块木板，或者会有几朵金达莱花，下葬时官兵们强忍泪水，就怕扰乱军心。
而今老程他们再去朝鲜，和平年代再也不用顾忌眼泪了。他们所提出的要求都一一被满足，除了去上甘岭。
无论国际政治、国家关系如何起起伏伏，老兵们总是记着自己过去的光荣，记着长眠千里之外的战友。
王绍川计划着，扫墓时拿个盒子装些土，带些树枝回来，将来建一个重庆籍的抗美援朝牺牲将士纪念碑，收集阵亡战士名单，就镌刻在歌乐山，“以后走不动了，每年清明节就不用去朝鲜”。
所以，并不难理解，刚接到旅行社通知，因为“需要保密的理由”延迟跨国祭奠扫墓时，老兵们为什么那么着急，“五十几年没去，没办法交代啊”。
推迟了两周后，4月14日天还没亮，重庆石门公园门口，23位老兵集合列队，成横向两排，报数，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牌和大大小小的勋章。
队列中有人提议，唱志愿军军歌，鼓鼓劲。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84岁，最年轻的74岁。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作者：秦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