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在有的媒体在呼吁还公知一个公道。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公民都有责任。但笔者觉得，不管处于哪个位置的公民，首先还是要认真从自己做起。对于一部分公知，属于当下的“凡是”派。这个新的“凡是”派，笔者在《自由派为何难赢人心？》一文中有说明：“凡是只要冠以‘共产党’，就要痛骂，而缺少一种以事实分析为前提的，以理服人的态度” 。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有些虽然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地对抗现政府，但总喜欢费尽心机，以学术的名义来模糊是非观。比如有的人就制造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过去的中国，对岸的中国，非常之美好。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就不言而喻了。这种对中国的历史的“学术”式的解说，只能表明某些公知欠缺学术良知，妄顾学术尊严，“爱之欲之生， 恨之欲之死”。说句直爽点的话，这完全有可能是受文革运动遗风的影响，尽管他们天天喊要警惕文革重现。对这样的公知所作所为，莫言说得也直爽，他们用的是文革的办法。

　　现在暂且不提对岸的中国，先讲讲过去的中国。当年邓小平就指出：“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1949年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统治黑暗，民怨沸腾，所以1949年的革命也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潮流。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就是“顺潮流而动则昌，逆潮流而动则亡”。任何国家、任何历史事件几乎都符合这一铁律。但是，根据当前的感受，对现实的不满来解读历史，对民国产生一种很美妙的幻想，那就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对历史的不忠。其实历史抉择、历史事实背后都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人民的集体智慧，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1949年的革命都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大趋势。如果要给这些公知们一个他们所要的“公道”，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会答应。

　　前几天，有一位叫张鸣的教授做客某网站，以《清末民初的中国，有自由》为题发话，说：“我们当然也不能说蒋介石就是民主，蒋介石也没民主，但是蒋介石的时候还有一定自由，还承认比如国民党就是这样，军政、训政、宪政，他是训政，也承诺了我们要走向宪政，也在做事情，不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慢慢走下去的话，也许这个夹生饭是可以煮熟的，中国人也慢慢学会了怎么自己投票、选举，慢慢你会操作了，因为总得有一个过程。”

　　你可以欣赏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但是总要忠于历史事实。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就不能提出一个“(假如)慢慢走下去的话……”的前提条件，搞历史学研究，不能搞这些臆测性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在当下中国争论宪政问题时，把蒋介石推行的宪政拿出来做榜样，实在是有点对历史太“厚道”了。

　　关于蒋介石如何推行宪政的，笔者已经写过一篇《蒋介石的宪政之路》，简述了从1939年到1945年蒋介石推行宪政的几起几落。实际上，这些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都知道 “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

　　如果说蒋介石推行宪政“不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也可以。那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宪政都可以，只要允许我蒋介石独享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蒋介石确实没有骗人，而只是有人想骗他。现在就来看看他在推行宪政时是怎样防止自己受骗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议”。根据“双十协议”，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当时，出席会议的38位代表分成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小组讨论有关问题。其中宪草小组任务最为关键，因为按照蒋介石的对宪政的一往情深，制定一部好宪法，宪政即可名正言顺地进行。这个小组的国民党方面以孙科为首，共产党方面则以周恩来为首。他们都是国共两党的重量级人物。其他成员还有中国民盟的张君劢等几位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

　　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此时虽然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但是他一直想在制宪中贩卖他的私货。这个私货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因此，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打算完全采用英国式，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则当首相，掌握实权。

　　在国民党代表中，邵力子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蒋介石本来就没把制宪宪政什么的当回事，只是玩玩而已。他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也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胡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最后，只得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地修改了一番。

　　尽管后来1946年底有了一部极具国民党三民主义特色的《中华民国宪法》，但蒋介石还是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去实行它。这个宪法公布不久，国民党即先后制定和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动员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宪法文本上的人民种种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同时赋予总统，亦即蒋介石本人以不受立法机关限制的紧急处置权，从而使宪法所确立的“英美混合制”成了“总统独裁制”。蒋介石的宪政就是这样按照他自己的路线图前进，其速度不是“慢慢”的，而是“快快”的。不过这个宪政带给他的是国民党政权“快快”的在大陆覆灭了。

　　回顾这段历史，笔者以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得到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就是历史的大势。毋庸讳言，顺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人物，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人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他们都不能脱离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因此，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解释，一定要了解自己国家当年的处境，来考察当年做出的那些选择，才能对自己国家今天的选择有所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游移于社会主流之外。当然也就“公道”自然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