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战争史，有一种“铜墙铁壁”的力量给我们后来人划时代的启示。

　　因为采写反映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长篇纪实文学，笔者先后采访116名原国民党官兵，其中士兵83人，由此，有了国共两军的比较。

　　而从对抗战英雄授勋(或授予英模称号)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共两军的巨大差别：

　　在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授予“国光勋章”，其次为“青天白日勋章”。据统计，抗战期间有2人被授予“国光勋章”，有170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在这172位获勋者中，将官及省部级以上高官143人，占83.1%;尉官3人，军士2人，士兵为0。

　　在共产党军队，最高荣誉是授予英模称号。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150名指战员被授予英模称号，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占97.3%;剩下的是营、团领导4人。除此之外，还授予30名民兵和3名普通群众以英模称号。

　　这个比较结果意味深长。

从淮海战役成败的根本原因说起

　　近些年，有些人认为，将领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这是人民群众追求自我解放的战争，人民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胜于雄辩的最典型的史实，是淮海战役。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又是人民解放军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以60万兵力对决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战役谋划及作战指挥，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兴趣。毛泽东曾评价：“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然而，有两项决定淮海战役成败最根本的工作，其功劳，无论多么高明杰出的将帅都无法单独受领。这两项工作，在《粟裕战争回忆录》等许多军史著作中，都有浓墨重笔的记载。

　　首先一项是百万民工支前。

　　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万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3的概算。

　　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道，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他和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等被俘将领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另一项是“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

　　淮海战役开始，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只有36.9万人。战役期间，华野伤亡10.5万人，占总兵力的28.4%。按照西方的步兵战“崩溃点理论”，当进攻部队伤亡达到33%时，部队将崩溃。可粟裕麾下的部队，非但没“崩溃”，反而连续作战，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到战役结束时，兵力竟然增至55.1万人。粟裕曾说，“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个别济南战役的“解放战士”，到淮海战役结束时，仅仅三四个月，就当上了副排长。

“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缘何而生

　　对于上述两项决定淮海战役成败最根本的工作，前一项，众所周知，得益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后一项“即俘即补即教即战”，这些年来却被主流媒体所淡化，并鲜为公众所知。

　　虽然，“即俘即补即教即战”仅仅是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丰富内容中的一小项，但其中反映基层指战员的战场作用，却有着独特的、反映人民战争本质的典型意义。

　　笔者的母亲于恒嘉于济南战役60周年前夕，将她当年的战地笔记捐献给了济南战役纪念馆。在这本早已虫蛀了的笔记中，记录了华野13纵37师政委徐海珊(济南战役牺牲)和副政委丁钊关于如何“边打边补充”俘虏兵的一整套工作部署，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开展“诉苦运动”，提高俘虏兵的阶级觉悟。

　　据记载，广大国民党士兵遭受的残酷的阶级压迫骇人听闻：

　　在经济上，军官“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有统计显示，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的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姐妹的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嫂嫂的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正是基于这残酷的阶级压迫，解放战争期间数百万国民党官兵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教育”，于“诉苦运动”的历史瞬间，抛弃遗传千年的奴性，完成前所未有的人生启蒙和亘古难寻的灵魂裂变。而当一个个草根小民的灵魂裂变，在亿万劳苦大众中发生“链式反应”时，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成了毋庸置疑的历史必然。

“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如何能成

　　笔者在采访中曾问过从旧军队过来的老人：“这么残酷的压迫，你们怎么就能认了?”他们回答：“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认怎么办?再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悟，认命。”

　　对自身权利茫然无知，对阶级压迫麻木顺从，这是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的基本生存状态。

　　笔者父亲生前回忆说，大战之前，华野13纵的团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通常都要举办党小组长培训班，培训内容很多，其中之一是如何消化、教育“解放战士”。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战场上的俘虏兵随抓随补，补充到连队后，就在战壕里，由老同志领着开诉苦会，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

　　国民党军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有一肚子的苦水，一旦接受了“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这样浅显的革命道理，有几人不痛恨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不痛恨随意打骂虐杀士兵的旧军队?有几人不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有几人不愿意投身让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更让“解放战士”心悦诚服的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有一整套以“士兵委员会”为重要标志的民主制度，让普通士兵监督干部，参与管理，当家作主。

　　学者田力为，从管理科学角度，将这种自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称之为“扁平化管理”。这是一种对传统“科层制”管理体制颠覆性的改造——管理层的利益，通过“官兵一致”被向下压缩，被管理层的权力，通过一系列民主制度被提升。也正是在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权益和权力被“扁平化”过程中，从前当牛做马的士兵，才有了“做人”的真切感受，才有了发挥人之潜能的历史舞台。

　　而当每一位基层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超越统帅期待的战争奇迹也就呼之频出了。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由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志愿军第50军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后，所属第149师446团2营和445团1营于1月3日晚，在汉城以北的一道谷地，经3小时激战，一举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少校营长柯尼斯以下官兵227人。

　　不料，战绩上报志愿军司令部后，却几度受到质疑。在时任第50军报社摄影记者的胡宝玉等赴战地拍摄了被击毁的坦克照片后，彭德怀等志司首长迅即发来了联名的嘉奖电，并通报全军。

　　这一仗，第149师两个步兵营打英军一个坦克营，全靠爆破筒和炸药包，爆破筒和炸药包用光了，就用手榴弹。战斗意志可见一斑。那一夜，“揭盖盖”的吼声在谷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按照“西顶东放”的部署，西线第一线只展开第50军和第38军之第112师，阻击敌主要进攻集团，掩护我军主力休整、补充、集结，并在东线实施战役反击。战役之初，志司首长曾预料第50军在汉江南岸顶不住，把第38军放在第50军侧后，准备随时加入战斗。然而，第50军于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坚守汉江南北两岸50昼夜，硬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了志愿军统帅彭德怀，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的交口赞誉。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第50军所属第447团荣获“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在众多参战的志愿军团队里，经志愿军总部批准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团级单位，唯此一家。更能展示我军政治工作神奇的是，“白云山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5连，两年多前，曾是长春起义部队唯一发生叛变的连队。

　　当年毛泽东主席在公布“十大军事原则”时指出：“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