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朱佳木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有着巨大的、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作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决策，此后的实践证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仅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初我们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错的，几十年来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是毫无意义的;更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只有束缚经济活力的弊病而没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失败教训而没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成功经验。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是否清楚，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的历史评价。
一、毛泽东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
有人认为，苏联和中国当初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结果;尤其是中国，更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这话有一定道理。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只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意识地掌握这一规律，只能以自发的力量通过盲目的事后的调节做到按比例，只有到了“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可能按照节约时间的原则，通过自觉的事先的计划做到按比例。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都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把它说成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来源。但是，苏联和中国在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时，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可以完全自觉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的社会条件。因此，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当时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根据，可以说理解上存在一定偏差。特别是后来为了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断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更是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种表现。另外，中国在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时，苏联已经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中国在采用计划经济时，不可能不学习苏联，学习中也难免有照抄照搬的现象。然而，只要我们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仔细、深入地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当初所以选择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上的偏差，而在于它们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一)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关于这个问题，从1953年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充分体现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纲》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业化问题便同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一道，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除了代表地主阶级最腐朽力量的顽固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登场的一切政治派别，可以说都赞成在中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但对于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不同派别答案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两个拦路虎，彻底反帝反封建，并为此提出了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毛泽东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他说：“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这一观点，使中国工业化与反帝和反封建这两个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毛泽东最初一直主张先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等，还多次表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
可是，到了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这一思想与原先关于用10年到15年时间搞新民主主义，然后一个早晨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严重步骤” 的设想，在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最终时间安排上差不多，但毕竟在过渡的初始时间安排上大大提前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1952年出现了三个对中国工业化建设来说是新的重大情况，促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中国工业化问题做出了新的思考，选择了新的战略。
第一，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工业尤其是国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了较大增加。到1952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0%上升到43%，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67.3%，钢、钢材、煤炭、水泥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比1949年有了大幅度提高(钢1949年为15万吨，1952年为135万吨)。这就使我们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与建国初相比有了比较好的条件。
第二，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明确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早在1951年2月，毛泽东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党中央据此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一五” 计划首先碰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对于前一时期光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构想。
第三，经过争取，苏联同意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1952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拟定了“一五” 计划的轮廓草案和准备请苏联支援“一五” 计划的有关材料。随即，中央书记处派周恩来、陈云等前往苏联，就“一五” 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这就使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周恩来、陈云等在得到斯大林的保证后，于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关于“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的思想，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
为什么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呢?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对不是。这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一五” 计划建设进行援助和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主观上是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客观上是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而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
(二)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什么一定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有大量的资金保证，而当时中国所缺少的恰恰是资金，需要有一种办法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时，家底十分薄弱，只有拿不走的约值80亿元的官僚资本固定资产，加上民族资本家的资产，总共不过100多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与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亿元，相当于300亿美元(当时1美元约合2.5元人民币)。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需要427亿元，相当于170亿美元，远远超过当年苏联和印度“一五”计划的投资额。当时，苏联虽然肯借钱给我们，而且有优惠条件(年息1%至2%)，但总共不过17亿卢布，约合 4亿美元，仅占“一五”计划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3%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并把它们有效地使用到重工业建设中去。
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有工、矿、农、林等原材料尤其是粮食供应的充分保证，而当时国内物资极其匮乏，粮食商品率很低，需要有一种办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扩大工业基本建设规模要求增加城市人口，相应地要增加商品粮;大规模进口苏联成套工业设备和工业原材料，要以肉类、蛋类等农产品出口偿还，这些也要求相应增产粮食。在粮食单产一时难以提高，又没有条件大面积开荒的情况下，要保证粮食增产，首先必须保证它的播种面积，这就个能允许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从而影响棉花、油料作物的产量。另外，扩大基本建设和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煤炭、生铁、铝和木材等原材料，而这些也是人民生活和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在发生矛盾时，必须首先保证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供应。这一切都决定了只能实行高度集中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体制，以及高度集中的煤炭、生铁、铝、木材等物资的调拨体制。
第三，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有大量的工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样的人才，需要有一种办法把已有人才尽快集中起来，并采用有效办法尽快大量培养适用人才。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属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22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过224人，加上地方的高级科研人员不足500人。面对这种情况，只能采取高度集中的劳动人事制度，并对大专学生采取统招统分制度。
第四，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苏联的援助，相应地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乃至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都要与其有所衔接。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做“与国际接轨”。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何时交货，何时进行设备安装，何时试运行，都要按照计划来做。如果我国没有计划，或者执行计划不严格，合作就会很困难。这也是促使我们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个因素。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样，是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另外，因为要实行计划管理，需要农业、工商业都按照计划生产，反过来又促进了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成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完成的因素之一。可见，问题的根子在加快工业化建设，而不是急于搞社会主义。
关于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作过许多论述。他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他又指出：“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计划生产的思想，理解上虽然存在一定偏差，但他之所以主张以计划经济作为我国的经济体制，绝不是因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为了从中国当时国内国际条件出发，抓住国内经济顺利恢复、朝鲜战局趋稳、苏联答应援助的历史机遇，以统一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以便在财力、物力、人才等不足的条件下，较快发展经济，较早实现国家工业化。总之，是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取得的成果
毛泽东在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过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与那一时期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密不可分的。
(一)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
1949年，当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中国，工业十分落后。首先，工业产品自给率很低，钢铁为5%，石油为0.2%，车辆船舶为1.6%;其次，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机器制造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1.6%，而且基本是修配。对于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有过很形象的描述。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然而，经过前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国生产力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方面：1976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由2200亿斤提高到5800亿斤，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75斤，人均粮食占有量由 400斤(人口 5.5亿)提高为638斤(人口 9.4亿)。
工业方面：1976年的工业产值是1949年的十多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0%提高到64%。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水泥、玻璃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大幅度提高。到1976年，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工业固定资产分布也由解放前沿海占80%左右，变为内地占一半以上，工业布局开始趋于合理。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修堤防总长度为17万公里，新建水库8万多座，并建成了许多新铁路，铁路营运里程由2.2万公里增至4.6万公里，使四川、云南、贵州、福建、新疆、青海、宁夏等许多省份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科学技术方面：在国力还不强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育成水稻矮秆良种;研制成功万吨水压机;红宝石激光器;完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等。
文教卫生方面：解放前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只有18.5万人，而1949年至1976年高校毕业生近33万人。1952年科技教学人员仅为4.2万人，而1976年已达44万人。1949年只有医院266家，而1976年已有 6万家。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上世纪 70年代中期人口死亡率由2.5%至 3.3%下降到0.7%;婴儿死亡率由20%下降到3.5%;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67岁。
以上不难看出，虽然在这26年期间，我们受到过“左” 的干扰，有时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制定计划不科学，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那样长达10年的动乱，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另外，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缺少市场调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慢，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毕竟把中华民族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
经验告诉我们，凡事有利必有弊。对任何事情作历史评价，关键要看它在当时的作用及日后的影响是利大还是弊大。只要利大于弊，其历史意义就是积极的，历史评价也应当是正面的。十全十美，只有利没有弊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记录》、《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述里。这些成果是他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如果仅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特别是发展和突破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成果归为以下五个方面。
1、关于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态度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进行计划经济的经验和干部准备都严重不足，因此，向已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的苏联学习是很自然的事。毛泽东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毛泽东也指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了先河，不仅在当时，也在后来改革开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关于计划经济客观性的问题
计划是由人事前预先拟定的行动方案，本质上属于观念性的东西。而规律有其客观性，是不能随意制造或消灭的。因此，制定计划的人如果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认真调查实际情况，计划就很容易出主观主义的偏差。毛泽东在1958年底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指出：“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他还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3、关于计划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我国计划建设实践的总结和对苏联经验的汲取，提出了指导我国制定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一些重大关系的处理方针上。
在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遵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要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中心;另一方面要工农业同时并举，要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投资计划。
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必须加强国防建设，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要适当减少军政费用，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另一方面，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对收入过分悬殊;另一方面，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要只顾一头，要反对平均主义，提高工人工资，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收入每年有所增加。
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如果生产增长很快，即使积累比重大一些也没有危险;另一方面，对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要兼顾，要处理好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做到既保证重点建设，又照顾人民生活需要。
在处理大规模建设与勤俭节约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保证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要把节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的工业基础，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反对浪费，勤俭建国。
在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照顾人民眼前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施“大仁政”，不要施“小仁政”，要把重点放在为人民长远利益的打算上，一时还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很多。
在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上，他提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积极同国外进行经济、科技交流，吸收外国投资;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把工作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等等。
4、关于编制计划应当遵循的原则问题
首先是综合平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其次是要尊重价值规律。毛泽东明确赞成斯大林关于只要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的观点。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同时，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5、关于计划的贯彻方法问题
计划经济是一种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经济的经济体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国家行政机构，因此，在管理上会较多地采用指令性计划的手段和行政手段。但毛泽东时代又发扬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既重视纪律约束，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例如，对于因为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而忽视和违背国家统一计划的现象，就往往是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措施双管齐下：一方面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强调执行国家计划的必要性和严肃性，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纪律、行政纪律，对不听招呼、我行我素的给予严厉批评，直至纪律处分。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他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还指出过：“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
当然，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以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但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只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些探索成果，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基本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在当时向人们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对于我们巩固新生政权，改变落后面貌，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等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三、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进行了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在我国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施工的有150项。这些项目后来都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三五”和“四五” 时期，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又新建了攀枝花、酒泉、包钢、太钢等一批钢铁基地，西南、华中、银川、成都等一批工业和精尖产品生产基地，大庆、辽河、大港等一批油田，刘家峡、丹江口、葛洲坝等一批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南京长江大桥，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以及遍及全国的“五小工业”(小钢厂、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矿、小机械)，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在“四五’时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还先后两次共动用40多亿美元，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包括1.7米轧机、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这些项目在改革开放初期陆续形成生产能力，因此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把头四个五年计划建设比喻为打地基，把后面的建设比喻为盖高楼，那么一般说来，打地基阶段的成效不大明显，但如果楼盖得快，盖得高，盖得牢，则说明地基打得好。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
做出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是199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所谓宏观调控，是指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其实质是人有意识的事先调节，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计划调节)、行政手段(实质是指令性计划)、法律手段，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某些不足和消极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平衡，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且在某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环节中，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等等。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因此，它虽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绝不是与计划经济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彼此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唯独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之后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没有取得主张进行这种改革的人保证能得到的结果。”“如果你们看一看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宏观经济理论，再看看中国过去20年的情况，你就会发现，95%优秀的经济学家都会得出中国的情况是不可能的结论。” 因此，报告说：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实行政府干预政策，并通过与中国相类似的方式发展国民经济。由此可见，国际上也存在这种看法，即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成功，秘诀在干始终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有益经验，完全应当也可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借鉴、所继承。
既然如此，毛泽东在探索计划经济过程中所取得的某些理论成果，对于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当然也就不会失去积极意义。其中有些经验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虽然不那么适用了，但蕴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的认识，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着重要价值。还有一些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当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或实行得不太好，但在今天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今天，我们早已摆脱了产能不足、商品短缺的局面，即使资金和某些资源不足，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加以调剂解决。但是，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出现了。对此，重温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探索计划经济中取得的理论成果，认真总结和借鉴过去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大有益处的。比如，面对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坚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搞教条主义，不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思想;面对指导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反对盲目攀比速度和以农业为基础，使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协调的思想;面对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以及积累与消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等关系的思想;面对资源短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思想;面对科技创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面对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严肃党的纪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反对闹独立性的思想。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并没有过时，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其中既有经济手段，也有必要的行政手段。例如，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检查工作的通知，废止各级政府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做法的通知，要求对各地投资一亿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登记清理的通知等等;对土地、能源等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下达了指令性的控制指标;对钢铁、水泥、房地产等过热行业，采取了上收贷款审批权、土地审批权和规定小户型在总建筑面积中的比例等一系列措施，并对违规行为开展了查处专项行动。上述措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是难以想象的，而在我国近两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宏观调控中却起到了积极和有效的作用，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说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当年为探索计划经济而积累的某些重要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最后，我想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三句话作为这篇研究心得的结束语，那就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