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隐喻，在隐喻、包括联想思维中布下陷阱，使隐喻变成真正的物质力量，是意识操纵的一项主要任务。

　　隐喻不需要论据。制造虚拟的现实，摆弄一些“某上层人士”、“某灵通人士”、“某不愿透露姓名人士”或者“据我看”，就够了。与其说这是说服，不如说是引诱，使人们误认为诱惑确实可信。装帧鲜艳漂亮的书籍，香皂外包装上的性感金发脱衣女郎，和书籍本身的价值、和女郎毫无关系，但是这一套和马赛克文化如影相随，在政治宣传中得到广泛而巧妙的利用。

　　民主派1985年在苏联掌权。“我们欧洲共同的家”、“改革的建筑师”、“文明的康庄大道”，货色陈腐而密集轰炸，一大堆隐喻被塞进意识，把所有的人都迷住了，致使社会的主要部分终于就范。改革闹得苏联社会意识四分五裂，人们的素质和辨别能力明显下降。在1989年的选举中，作家B·马克西莫夫感到惊讶：“我们自由主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现在有了一套万能钥匙，靠它可以确保自己思想上的舒适。”这把万能钥匙就是，只要说出老一套的“民主”呀、“多元化”呀，骂骂别人“倚老卖老”呀，“就会得到进入社会有影响的圈子的通行证”。

　　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在苏联改革初期有一句名言：“宁可在纽约地铁里被人杀死，也不愿在在莫斯科寂寞死”。这个隐喻在西方非常流行，而且强烈地影响了苏联知识分子。一个类似的例证，是西方的体面的午餐会上的故事，也在苏联和东欧社主义国家传播开来：一位出名的自由主义者吃完一大块牛排，忧郁的情绪上来了，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波斯尼亚人。好像今冬要有好多人被冻死了”，“但是，见鬼去吧!这总比从前在南斯拉夫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桎梏下要好!”

　　冈萨雷斯的任务，是在意识中标定对苏联的评价。他永远不会去纽约地铁，也不会发生他在莫斯科寂寞的事情。他的结论是挑衅性的。他清楚，莫斯科一个城市的剧院比整个西班牙还要多。马德里酒馆一小杯啤酒的价钱，在莫斯科可以买到5本好书或者5张密纹唱片。在莫斯科读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其广度和快捷程度不知道比西班牙大多少。莫斯科有70万科学工作者和设计师，他们在工作中不会寂寞。莫斯科体育比赛的多样化和质量，也比马德里高出许多级。任何看重精神、文化和知识价值的人，没有道理在莫斯科感到寂寞。冈萨雷斯的格言只不过是意识操纵计划的一个成分。

　　1992年有一个发生在西方新闻界并传遍世界的《塞尔维亚死亡集中营》照片事件。这不是直接的谎言。英国电视公司——据说是“独立”电视台——播发一组镜头：带刺的铁丝网，波斯尼亚穆斯林囚徒疲惫不堪的面容。这组电视镜头经过美国国会讨论，成为美国在那里战争中公开反塞尔维亚的理由。1997年2月，英国左派杂志《活的马克思主义》刊文，叙述这组照片的经过。原来镜头对准的不是“死亡集中营”而是学校，那里战前就有铁丝网，用来隔离校园和公路，以防孩子们跑到马路上去发生危险。

　　1993年到1995年，西方掀起的妖魔化塞尔维亚人的运动，成为对西方民众直到在全球进行意识操纵的一次大型试验。塞族人不间断地出现在反面语言、反面镜头中。他们完全不让人们想起，50年来，南斯拉夫人和睦相处，30%的人混合通婚，从来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制度压制的问题。对一切问题的千篇一律的回答仍然是：“随着共产主义垮台，就开始了民主。”

　　制造想象，操纵想象，在把人们的思维引进狭窄的胡同，失去辨别想象中虚拟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的区别的能力。关于私有化如何美好的想象，塞满报刊、电视、广播和人们的头脑。当一个人被这种想象俘获的时候，会认为自己已经大彻大悟，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如果这种彻悟集体出现，就会群情激动，甚至好像举国疯狂。1990年发生库兹巴斯矿工反苏大罢工。操纵者造成罢工者的这样一种想象：如果煤矿私有化，他们将把煤卖成美元，而苏联制度给予他们的其余的一切好处还会继续。罢工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毁灭的，正是他们作为享有社会特权的社会群体而生存的社会制度，而他们要求的只是必然把他们这个社会群体降为微不足道的人群的社会制度。

　　历史记忆中存储的信息和象征，能够把人们结合成一个社会，保障共同语言和正常的交往渠道。改革塞给苏联人的历史，已经不再是曾经真实地存在的历史，而是经过别有用心的编造的历史。

　　民主派意识形态专家从美国搬来连环画《俄罗斯的古代壮士歌》，插图精美，印数100万册，描述俄罗斯古代壮士大战鞑靼人的故事。俄罗斯古代壮士歌形成于10世纪末，那时鞑靼人尚未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这种花钱打造的歪曲民族史诗的连环画，毒害孩子的心灵，离间目前的民族关系，成为一种破坏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和破坏俄罗斯精神支柱的活动。

　　报纸还发表“著名军事史学家”论述“蒙古鞑靼穆斯林诸汗国大规模入侵”的文章。故意扯上穆斯林。而当时伊斯兰教并没有传到蒙古人中间，蒙古诸汗国中没有穆斯林，而是多数属于基督徒。“俄罗斯伟大的圣人”、决定俄罗斯道路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曾经和蒙古人结盟反击条顿骑士团。这就得罪了文明的西方，要向他身上大泼脏水。1989年，按照戈尔巴乔夫指示行事的“意识形态化了的”进步出版社，推出牛津大学教授G·芬奈尔的《中世纪罗斯危机》，序言称其“开启了通向英国人制造有关俄罗斯过去和苏联现在的固定思想模式的修造厂之门”，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制造为“俄奸国贼”。1990年被称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年”，一大帮西方教授应邀出席隆重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材料结集出版。该书的题旨，就是要“重新审视检讨对过去事件的诠释”、“批判性地重新思考陈旧的评价标准”。

　　改革年代的洗脑活动，试图毁灭苏联人心目中美好的、积极的、促进社会发展的象征，从苏联人的记忆中抹去克伦威尔、雅各宾派乃至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特别是在反苏宣传中严重歪曲20世纪初的苏联政治史。到处可以看到反共分子玩弄历史、切断历史的表演。

　　象征是积淀在意识中的事物、现象、人与人的关系、制度法规的形象，其意义远超出事物本身的，而且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象征世界使民族、社会、国家的历史井然有序，建立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灾难临头之际，都支撑着我们。已经逝去的祖国的奋斗者的大军，活在民族精神的深处，构成我们生活中一支特别伟大的政治力量、现实力量。逝者不会说话，然而针对在他们陵墓圣地上的丧尽天良的欢宴，针对对他们用鲜血染红的祖国的背叛和劫掠，发出沉沉的怒吼。我们将永远缅怀民族心灵上的亡灵。

　　和靠个人投票的政治市场戏剧表演不同，苏维埃国家是“思想统治型”国家，合法化和领导地位需要各种象征和神圣观念的权威。民主派和爱国者都在指责，似乎苏维埃制度把象征世界压缩到了“阶级价值”的地步。这种说法荒诞无稽，本身具有纯粹意识形态的性质。苏联是欧洲文明国家中以国家规模把民间童话和古典文学引入教育体系，也就是引入大众意识的唯一的一个。伟大的卫国战争形成许多象征，卫国战争当然与阶级斗争相关，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把它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

　　把凝聚社会的象征作为意识形态化的讥讽嘲笑的对象，可以发挥巨大的破坏作用。弗洛伊德《讥诮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论述有倾向性的俏皮话的社会功能：它是“冲击那种对于公然的轻蔑具有内部和外部抗御力的伟大、尊严和强盛的事物的武器”。

　　本来具有弘扬劳动群众国际团结意义的“五一劳动节”，里根却在1984年把5月1日宣布为“法律节”，试图把劳动群众团结的理念从记忆中排除出去。此后特意把一些热热闹闹的活动安排在这一天。美国还在1985年的5月1日，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禁运。

　　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想过要清洗象征世界。赫鲁晓夫开始了对象征世界的破坏之举。他主政期间拆毁的教堂，比此前40年的总数还要多。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中，意识形态专家全盘接受西方那套破坏象征的技巧。通过破坏象征世界，使人们失去方向标，摒弃原先清清楚楚的现实生活概念，换取意义模糊不清的偶像概念即意识形态幻影，成为意识形态操纵的政治活动的重要部分。俄侨休金的《一个西方派俄罗斯人的文化世界》，如此奉承这批人：“任何神圣化的东西与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西方主义文化具有尘世此岸性，没有对圣物迷信的地位。”没有象征、没有支柱的空虚生活被作为样板。

　　叶利钦政府把“五一劳动节”改为“春天与劳动节”，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改为“和睦节”。健康的、严肃的艺术家销声匿迹，唯有讽刺小品和独角戏演员大走红运。1992年，圣彼得堡出版讽刺苏军的笑话。反苏笑话署名结集出版。讽刺矛头还指向家庭的象征。学术刊物说，这是一种自发的、民间的创作。实际上，这是一些不大的团体和三流诗人炮制的、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明显的东西。

　　为了摧毁苏维埃制度，出现破坏作为文化核心的国家观念的现象。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在一些年里，《星火画报》、《首都周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都曾经为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故高兴得要命。莫斯科的红场，凝聚着苏联和俄罗斯的全部历史，成为与历史相随相伴的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但是1992年。恰恰是6月22日——这是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苏联战争的日子，在红场举行了巨大的摇滚音乐会。红场安葬着许多为民主派仇恨的死者，安葬着列宁。对于苏联人来说，列宁墓具有类似宗教的象征意义。一些知识分子围绕列宁陵墓进行炒作，总是想方设法毁灭神圣的象征标志。陵墓是一种祭祀崇拜的设施。现在，电视播音员竟然宣称：“我们将在全国名气最大的墓地纵情欢舞”。

　　他们的目的，是侮辱对俄罗斯国家意识来说神圣的地方，破坏俄罗斯人的传统文化标准。这种破坏神圣象征的倾向，正是西方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破坏国家象征，具有总体心理战的性质。

　　伟大卫国战争的象征对于苏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意识极其重要。改革之后的官方纲领就是，腐蚀破坏这一象征。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已经改名，《观点》电视栏目又坚持把加里宁格勒州称为哥斯尼堡。仍属国有的出版社和电视台，在把叛国行为相对化，否认其绝对的消极意义。弗拉索夫分子既是叛徒，又与斯大林主义做斗争，那场战争不过是“两股垃圾旋风的冲突”。叛徒文学和大量这类所谓“学术”著作出现了。西方90年代一部巨片《斯大林格勒》，基调荒谬绝伦，整个情节是高尚的德国人打击野兽般的俄国佬而且得到胜利。这种影片竟然大获成功。一位摇滚乐著名歌手，把“揭露极权的英雄主义的可笑之处”，作为他在1990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演唱结果，也竟然万众欢呼。

　　嘲弄和否定的对象，包括直接与俄罗斯政治制度和整个国家体制相关的象征——先是斯大林，然后是列宁等人，直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大公)，被严重歪曲的还有普希金、肖洛霍夫、苏沃洛夫等人的形象。1991年，《观点》坚持，加加林没有飞上太空。报纸还败坏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形象。他们企图砍倒文化和道德的支柱，撕碎民族意识机体的整个组织。

　　对苏联人和后来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遭受严重精神折磨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