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粉碎绞杀 诸兵种齐心协力
剿灭细菌 各单位紧急动员

吾之所短，　　　
　吾抗而暴之，　　
　使之疑而却；　　
吾之所长，　　　
　吾阴而养之，　　
　　　使之狎而堕其中，
　　　此用长短之术也。

　　　　　　　　　　　　　　　　　　　　——苏洵《心术》

　　朝鲜战争各方在板门店恢复谈判后，进展仍不顺利。
　　这是因为李奇微认为他手中还多握着一张牌。
　　这就是所谓“绞杀战”。

　　绞杀战的计划是和夏季攻势的计划同时制定的。
　　“绞杀战”亦称“空中封锁战役”，这个词源于1944年3月开始的盟军空军在意大利境内发起的空中封锁战役，当时盟军空军以德军使用的铁路线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了猛烈的战略轰炸，致使德军后方铁路线瘫痪。
　　由于封锁行动极为成功，就象掐断了德军的脖子一样，所以盟军空军极得意地将这次行动称为“绞杀战”。
　　远东空军司令官奥托·威兰中将这次想在朝鲜半岛故伎重演。
　　因为朝鲜半岛的地形、交通线的构成以及空中封锁计划都同盟军空军在意大利亚平宁半岛进行过的“绞杀战”极为相似。所以，威兰们将这次对中朝军队后方的空中封锁战役也称之为“绞杀战”。
　　“绞杀战”的企图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远东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毁灭性的轰炸，切断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线，阻滞中朝军队的后方联系，窒息中朝军队的作战力量，从而迫使中朝军队在谈判桌上就范。
　　较之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初期，“联合国军”空军已增至19个联队零5个大队又5个中队，拥有各类飞机近2 000余架，其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几乎全部投入朝鲜战场。
　　因为多数美国空军军官都是“空军制胜”论者，认为自己底牌很硬。再加上老天爷很帮忙，朝鲜北部洪水泛滥，起到了半个远东空军的作用，所以远东空军上上下下都非常乐观，普遍对“绞杀战”的成功抱有极大的信心。
　　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官弗兰克·埃佛勒斯特少将声称：
　　“对铁路实施全面的阻滞突击，将能削弱敌人到如此程度，以致第八集团军发起一次地面攻势即可将其击退，或者将能使敌人主动把部队撤至满洲境内附近，以缩短其补给线。”
　　不光是他，远东空军大多数飞行员们都持这种看法。

　　对于正被洪水困扰的中朝军队来说，“绞杀战”是雪上加霜。
　　彭德怀认认真真地对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员洪学智说：
　　“洪麻子，李奇微要把战争转到我们后方了。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打赢这场战役。咱们说好，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骂我；后方是你的，东西运不上来我骂你。”
　　“老总，我们有信心！”
　　洪学智把后方勤务司令部的作战预案一摊。
　　“好，后方就看你的了！”
　　彭德怀看完后很赞许。

　　洪学智口气那么硬，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队伍。
　　他放响的第一炮是“倒三江”。
　　7月间，朝鲜北部汛期提前来，一下子就把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桥冲毁，而远东空军的狂轰滥炸又使桥梁难以在短期内修复。
　　这时前方有些部队已开始用野菜充饥。
　　洪学智集中了4个大站1 000多辆汽车进行分段倒运。在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 1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多车皮的物资。
　　“三江”的物资是倒运出来了，可冲断和炸断的铁路和公路仍然很让人伤脑筋，洪学智手中只有几个工兵团，要按常规，修半年也修不好。
　　洪学智找到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陈赓：
　　“陈司令，修路工程量太大，只靠后勤力量不够啊！”
　　“你有什么办法？”陈赓知道洪学智心中肯定有主意。
　　“全军动手，除了一线部队，机关也好，勤杂人员也好，部队也好，都上。朝鲜老百姓也上！大家都要补充嘛。”
　　“你们有没有具体方案？”陈赓很欣赏这个点子。
　　“统一布置，合理分工，每个单位承包一段，限期完成。一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得通车！”洪学智胸有成竹。
　　有人叫苦，说工程量这么大，时间又这么紧，不好完成。
　　陈赓把眼一瞪：
　　“这和打仗一样，是战斗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非完成不可，哪个单位完不成，拿他们的单位主官是问！”
　　陈赓是老资格，那路诸侯都不能不服他。
　　就这样，志愿军第二线部队11个军、9个工兵团和后方勤务司令部的3个工程大队数十万人，在朝鲜军民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全力投入抢修公路的战斗。
　　只用25天，就实现了公路全线通车。

　　为了保证通车后运输正常，后勤战士们还创造了防空哨制度。
　　防空哨是志愿军后勤战士们发明的一种预告敌机空袭的方法。
　　1951年1～3月间，在三登至新溪、平壤以南沿线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一、第三分部的主要交通线两侧，战士们在沿途一些交叉口的制高点上放哨，监视敌机。一旦听见敌机声音，马上鸣枪报警。正在开灯行驶的汽车司机们听到报警的枪声，立即就熄灯，摸黑行驶或待避。敌机飞临上空看不见灯光，只好飞走。敌机飞走后，防空哨又敲钟解除警报，汽车继续开灯行驶。
　　这个办法引起了刚从国内赶来就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的陈赓的高度重视，觉得这个土办法很好，反正我们有兵员优势，多放几个防空哨的不成问题，于是向彭德怀作了建议。
　　彭德怀觉得这个办法可把美国飞机给整治住了。
　　于是公安第十八师和志愿军二线部队的部分警卫分队就有组织地在全线设立防空哨，主要运输线上每隔1～1.5公里设立一个防空哨，次要运输线上每隔2～2.5公里设立一个哨位。
　　这些不起眼的防空哨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不光是担任对空警戒，还指挥车辆、维修道路、充当响导、收容掉队人员、盘查可疑人员、清剿匪特，以及抢救沿途遇险车辆、伤员、物资等任务。
　　为反“绞杀战”，志愿军总部又增调了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配属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担任防空哨。这样，担任防空哨的兵力达到了7个团又两个营，每天都有约8 200余人在长达2 100多公里的运输线上日夜监视敌机的活动。
　　工程兵和汽车兵们也很富有创造性，创造了许多通过被炸路面的好办法，如“单轨桥”。所谓“单轨桥”，是将在路面上的弹坑一侧稍加修理，作为一半路面，另在弹坑中架起一条可供汽车一只轮子通过的钢轨。
　　这样既省工又省时、省料，就是有点考驾驶员的技术。现在中国军队汽车兵的训练科目中都有这么一个训练内容，只不过将通过单轨桥变成了通过双轨桥。
　　司机们还常常糊弄敌机，遇到敌机临空来不及隐蔽时，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废布或废油桶点着，做出汽车已被击中的假象，迷惑敌人，保护自己。
　　类似这样的招还很多。
　　不光如此，后方勤务司令部还组织志愿军二线部队和朝鲜军民普遍加宽了公路2 158公里，新辟公路292公里。
　　结果“绞杀战”越凶，汽车损失反而越小。
　　入朝初期，汽车损失率将近50%，曾经出现过15天内损失汽车339辆的情况。
　　到了1951年第二季度，降至22%。
　　第三季度，降为5.6%。
　　第四季度，降至4.6%。
　　到了1952年1月，则降至2.3%。
　　看看，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越“绞杀”，越有生气。
　　无论远东空军怎么狂炸滥炸，汽车运输始终没有停过。
　　“联合国军”狠狠地给新中国栽陪了一批高水平的汽车司机。

　　当然被动的躲避不是办法，还是要靠防空武器打击敌人。
　　不过刚开始时高炮部队打得不怎么样。
　　虽然大家都很勇敢，但由于射击技术不佳，大都耗弹多而战果小。一般只能实行“不在全团火力范围内不打，侧行远距离不打，对目标阵地无威胁不打”的原则来弥补，开火时集中火力先打一架，力争近距离突然开火。
　　但从保卫运输线的角度来说却很有效果。
　　敌机在高炮火力威胁之下，不敢低空飞行，只能在3000米以上投弹，命中率也从原来的30%左右下降到5%。
　　这一时期打得最好的是负责保卫物开里的第四十军独立高炮营。因为物开里是中朝军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是敌人的重点轰炸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掌握了敌机的活动规律后，洪学智们秘密将第四十军独立高炮营调到物开里附近。当4架敌机低空俯冲轰炸时，12门高炮和4挺高射机枪突然开火，一下就把4架敌机全部给击落了。
　　敌机不服，又飞来4架，倾刻间又被击落1架。
　　第四十军独立高炮营一天之内击落5架敌机，受到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嘉奖。

　　高炮游击设伏，这也是朝鲜战场中的一个创造。
　　这是志愿军高炮部队“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指导下的一个重要战术。高炮游击机动作战比固定阵地防御具有更好的作战效益。高炮部队在这种作战方针指导下，曾经创造了平均每月击落敌机60架的战绩，而其中大多数为游击炮火所击落。据统计，在固定阵地上击落1架飞机平均耗弹2 000余发，而游动作战击落1架敌机则只需耗弹300余发。
　　随着反“绞杀战”斗争的日益激烈，志愿军总部为后勤司令部加强了高射炮兵的力量，陆续从国内增调来高炮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二师、第六十三师、第六十四师、城防高射炮兵第五０三团、第五０五团、第五０八团、第五一三团、第五二四团及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独立高炮营，加上第二线部队各军配属的高炮营，对重点目标和铁路桥梁进行保卫，大大地打击了敌机的活动。
　　至8月底，中朝军队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87架，击伤118架。

　　高炮游击设伏的战法后来让新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给翻了一版。
　　新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刚成立时，只有几个营的部队，根本无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设防，洋本本上又没有什么现成的高招，导弹兵们能够祭起的法宝只能是在朝鲜战场露了一鼻子的这个“游击设伏”。
　　当时的俗称是“压航线”。
　　就这土里巴叽的套路，在世界防空作战史上首创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战例，并在后来的国土防空作战中大出风头，让很多美国造的洋玩艺儿在新中国的领空接二连三地冒烟起火，折戟沉沙。
　　美国佬直线思维，好久没闹明白这是怎么档子事：
　　中国人会变戏法，一夜之间变出了遍地的地空导弹？
　　这就叫：富有富的打法，穷有穷的打法。
　　美国佬要弄不懂这个，亏还得接着吃。
　　的确，类似的亏，他们后来在越南也接茬儿吃了不少。
　　忒冤！

　　到后来，高炮部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战术和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创造出许多出色的战例。
　　1952年3月3日，城防高射炮兵第五一三团和高炮独立第三十九营以假阵地诱惑敌机攻击，不断在真假阵地之间转换，激战4小时，击落敌机9架，击伤21架，部队无一伤亡。
　　4月29日，高射炮兵第六十四师第六一二团发现敌机3次低空侦察泉洞地区，乃于次日拂晓隐蔽机动至泉洞地区，预作射击准备。敌机当日出动280架次轰炸泉洞，高炮第六一二团与敌机作战8小时，击落敌机5架，击伤9架。
　　4～5月，高射炮兵第六十二师第六０五团5次昼间游击作战，击落敌击伤敌机各11架，自身人员器材均无损伤。创造了昼间游动作战的范例。
　　5月8日，敌机出动485架次空袭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楠亭里仓库区，担任目标区掩护的高炮独立第二十四营严密伪装，隐蔽设伏，与敌机激战13小时，击落敌机7架，击伤18架。创高炮部队营级单位日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洪学智将军在回忆录这样描绘了这次战斗。，
　　“当时，我正在楠亭里，与志后机关的同志们一起站在山坡上的隐蔽棚里，目睹这一壮观的情景。大家高兴极了。我们仓库旁边，有一所朝鲜的医院，朝鲜的老百姓高兴地跳着叫好，同时不顾生命危险川流不息地上山给高炮营送炮弹。”
　　及至次年6月反“绞杀战”斗争结束时，保护运输线的志愿军高射炮兵部队共击落敌机260架，击伤1 070架。
　　感谢美国远东空军，为中国军队煅打出一支空防劲旅。

　　至战争结束，志愿军后方高炮部队共作战10 000余次，击落敌机（照落）美机413架，击伤1 559架。

　　在公路运输线抢修抢运的同时，铁道兵部队也积极抢修桥梁、线路，并以漕渡或实施分段倒运，保持了运输的不中断，并在1951年8月底，保证了部分线路通车。
　　截至1951年8月31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在洪水和敌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向前线抢运了作战物资1124车皮，共计34000吨。初步改善了前线的粮弹供应。
　　但这在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善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的危急状况。
　　尤其是铁路运输。

　　远东空军重点封锁轰炸的铁路修复不象公路那么简单。
　　远东空军在制定“绞杀战”计划时就很明白，中朝军队的主要作战物资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苏联，都只能通过跨越中朝两国国境的铁路线进入朝鲜。而在沙里院以南的战区内，中朝军队驻有60个师，每师每天至少需要40吨补给品，因此每天要运送到沙里院以南的物资就达2 400吨，而这些补给品只能是铁路和公路运输。如果公路运输，运送一天所需物资就需要1 200辆卡车，而汽车从鸭绿江开往前线往返一般需要10天，为保险按5天计，也需要6 000辆卡车，油料、卡车等都需要向苏联购买；如果铁路运输，火车每个车皮载重量达20吨，每天只需要120个车皮就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能够在朝鲜境内就地解决燃煤的问题。
　　相较之下，铁路运输当然要划算得多。

　　“北朝鲜的铁路运输系统对于共军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远东空军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基于这个判断，除用第五航空队的轻轰炸机攻击公路运输系统的卡车外，“绞杀战”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朝鲜的铁路运输系统。远东空军计划用90天的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系统，“尽可能做到使其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
　　8月中旬，与“联合国军”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远东空军对中朝军队后方交通线轰炸破坏的第一阶段作战也全面展开，开始逐段轰炸铁路路基和反复轰炸铁路桥梁，并阻止中朝军队修复。其重点地区为满浦线（满浦至顺川）的价川至顺川段，京义线（汉城至新义州）的定州至宣川段、黄州至黑桥段。
　　远东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每个战斗轰炸机大队一般每天均以32～64机的大编队出动两次。鸭绿江和京义线之西清川江、肃川江，满浦线之百川岭、熙川江、东清川江、秃鲁江，平元线（平壤至元山）之德池川等桥梁均遭敌机连续轰炸。至8月底，朝鲜北方的铁路桥梁被破坏达165座次，线路被破坏达459处次。
　　尚能维持通车的线路仅有京义线之新义州至孟中里段、满浦线之球场至顺川段、平元线之顺川至长林段和价川段（新安州至价川），总长仅约290公里。平德线（平壤至德川）则因大同江与沸流江桥梁被破坏，全线失掉作用。
　　朝鲜北部全部铁路线处于前后不通中间通的状况。

　　美国飞机很凶，飞行员技术也好，经常超低空飞行，白天钻山沟，夜晚找灯光。还常常擦着山沟用火箭弹攻击铁路隧道。
　　艺高人胆大，这些飞行痞子大都很狂妄。
　　也该着他们牛皮，谁叫咱没那么厉害的空军呢！

　　进入9月，远东空军的轰炸封锁重点转向朝鲜北部铁路枢扭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并加强了对正在修建中的前方机场的轰炸。其平均日出动架次也增加到5批100余架次，并且逐渐压缩轰炸范围。至11月，将轰炸范围收缩至肃川至万城之间“317”至“318”1公里地段，以及泉洞至龙源里之间“29”公里处的一两点上，企图在这一两点上造成深度破坏，使中朝军队无法修复，以中断正处在节骨眼上的中朝军队的运输补给。在三角地区的几段仅长73.5公里的线路上，4个月共中弹38 186枚，平均每两米中弹1枚，其中不少是定时炸弹。
　　这几段铁路的长度仅占中朝军队使用全路铁路长度的5.4%，其破坏的处次却占破坏总处次的45.2%，致使该区4个月中80%的时间不能通车，给中朝军队的补给供应造成了很大困难。

　　富于创造性的中国军队铁道兵官兵们勇敢地迎接了挑战。
　　早在8月间，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下，就成立以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为司令员的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简称“联运司”），为便于朝鲜境内的指挥，“联运司”又成立了前线铁道运输司令部，以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寿轩和1名朝鲜同志任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副政治委员，负责指挥入朝的铁道兵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连同配属的运输、高炮部队和5个新兵团以及朝鲜人民军铁道工程旅，中朝军队在铁路线的抢修力量已达70 000余人。
　　刘居英司令员卓有成效地组织运用了这个力量。
　　那时分工很明确，各部都要确保线路被炸后迅速通车。
　　铁道兵第一师第一团和朝鲜人民军铁道运输指挥局第十五联队抢修价川至顺川段。
　　援朝铁道工程总队第一大队抢修新安州至万城段。
　　铁道兵第三师两个团抢修万城至肃川仅10公里路段。
　　铁道兵官兵们非常英勇顽强。
　　铁道兵第一师第一团第九连在百岭川奋战76昼夜，抗击了26次大轰炸，全连伤亡99人，剩下的40人仍然一直坚持按时完成了抢修任务。铁路军管局有一台机车在行车的时候被敌机发现追打，车身中弹300余处，有一条毛巾上竟有8个枪眼，但机车仍然开到了目的地。
　　解放战争时就闻名全国的“登高英雄”、铁道兵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副连长杨连第先后转战清川江、沸流江铁路桥工地，首创白天利用敌机轰炸间隙抢修的范例，因而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成为铁道兵部队的一面旗帜。
　　可惜后来在抢修时不幸因定时炸弹爆炸而牺牲。
　　还有特等功臣郭金升，那是个鼎鼎有名的“拆弹大王”，定时炸弹的克星——他先后拆除过603枚定时炸弹，把它们变成了27吨开山炸石的炸药。

　　铁道兵官兵们还具有非凡的聪明和智慧。
　　最聪明智慧处在于人家并不光凭人多打人海战术，而更多地靠科学的态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与敌人斗心眼儿，玩花招，创造了一整套抢修抢运的奇招妙法。

　　比如“片面运输法”。
　　这是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通车时间，发挥最大的运输效能，通过更多的列车，铁道兵和铁道运输部门的官兵们所创造的一种密集的片面续行运输法，俗称“赶羊过路”。因为朝鲜北部的铁路基本上是单轨，运输又大多是由北向南，在“绞杀战”中，铁路场站普遍遭到破坏，无法按常规进行火车对开的平衡运输，所以在4月间铁道兵官兵们就成功地试行了这个方法。
　　其实施方法是：在通车的夜晚，事先把早先装载停当的军用列车集结在抢修现场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安全区段内，等待部队抢修，一经修通，列车立即一列紧跟一列向同一步方向行驰。各列车之间只相差5分钟，首尾相望，鱼贯而行，一列接一列地通过，在黑夜里爬行。
　　就用这个办法，他们曾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了一夜开往前线47列火车的纪录，相当于和平时期行车数的2.5倍。
　　这个办法也有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在路上遇上敌机轰炸，机车不敢开灯，各列车相距又很近，很容易出现后车撞前车的事故。
　　这当然难不到聪明的铁道兵官兵。
　　他们又创造了与“片面运输法”配套的“当当队”。
　　“当当队”就是在每列车的车头车尾布置的传讯人员，他们手执空炮弹壳或其它发声物体，负责了望。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们就按规定信号发出预定的音响。敌机临空时，只要他们一“当当”，机车司机立即把烟筒的排气阀拧住，司机也当即停止加煤，以防冒出火光。
　　听听好象原始得不行，可当时就是顶大用。
　　很多貌似厉害的高科技，要破解其实也很简单，关键看你敢不敢愿不愿去想。几十年后，越南军民就用尿布破解过美国空军的“人员嗅探传感器”，不一样把美国佬治得没脾气。
　　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往往也越脆弱。

　　与“片面运输”配套的还有“合并运转”、“顶牛过江”等。
　　所谓“合并运转”，就是将两组以上的列车联为一组列车，用2～3个机车拖挂。
　　“顶牛过江”，这是在反“绞杀战”中创造的方法，当时桥梁被炸后，一般只能晚上紧急抢修，往往要天明了还很难达到通过机车的载重标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铁道兵官兵们就将机车置于全部车厢之后，将一列车厢顶过桥面对岸，再由对岸的另一个机车将这一列车厢拉走。
　　苏联顾问们对这个土办法赞不绝口——他们在卫国战争时期遇上这类事情一般来说都没招。

　　还有“抢22点”。
　　因为“绞杀战”中敌机轰炸多在22时～24时进行，铁道兵官兵们便抓住22点之间的空隙，组织列车迅速通过封锁区。
　　还有诸如“水下桥”、“爬行桥”等战时抢修经验。
　　在反“绞杀战”的斗争中，铁道兵部队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进行战时铁路抢修的方法，确定了先通后固（即先通车后加固）、先易后难、确保重点等原则。抢修的便桥、便线都按简易标准要求，一般能维持3～5天就算完成任务。
　　这种修复——炸毁——再修复的循环，贯穿于战争全过程。
　　整个战争中，中国军队先后在朝鲜投入了10个铁道兵师，连同国内铁路员工累计19万人，在世界上密度空前的轰炸中，保证了朝鲜北部1 000多公里的铁路线在大多数的时间保持畅通。在敌机投弹量成倍、成10倍增长的情况下，运输量反而不断提高。如1951年7月美机对铁路的轰炸次数相当于同年1月的5倍，可是7月间的铁路运输量则为1月间的2.3倍。到了1952年1月，美机对铁路轰炸次数相当于1951年1月的63.5倍，可同月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量反而增加到1951年1月的2.67倍。
　　在“绞杀战”最猖獗的10月16日至22日7天中，通过东、西清川江桥的物资即达1947节车皮，其中21日一个夜晚就用“片面运输法”通过西清川江桥490节车皮，创造了入朝以来最高的通车纪录。
　　至12月底，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线的作战物资共达15400多节车皮，保证了中朝军队作战的基本需要，使前线各军都有了粮食储备。
　　美国远东空军的情报部门惊讶地发现，尽管“联合国军”发动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空中“绞杀战”，“北朝鲜仍一直有火车在行驶”。
　　远东空军发言人公开宣称：

　　共产党中国不仅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而且拥有相当大的建造力。共军在绕过被破坏的铁路桥梁方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技术和决心……
　　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铁路修筑者。

　　这是对手送来的高帽子，不戴白不戴。

　　来自远东空军的褒奖都是干货，没含什么水分。
　　到了战争末期，铁道兵官兵们不仅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中修铁路，还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中建铁路。
　　195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官兵们仅用65天时间，就建成了一条长达129公里的山区铁路。
　　这是一个奇迹。
　　打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英勇铁道兵。

　　铁道兵后来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中继续建立功勋，在新中国几乎所有新建铁路干线上，都洒有铁道兵官兵们的汗水和鲜血。众多的铁道兵官兵把年经的生命垫在了那两条沿伸的钢轨和一根根枕木下——笔者曾多次在成昆线上往返，在这条中国西南的铁路大动脉上，列车每走不了几分钟就能在看见路边那些顶着红星的高高纪念碑和密密麻麻的墓碑，那大多是铁道兵的官兵们。
　　在百万大裁军中，这个功勋卓著的兵种消失了。
　　虽然这是为了国家建设的大局，但笔者感情上仍觉可惜。
　　在新中国军队中，这是支最让美国人头痛和服气的队伍。

　　1951年底，虽然“绞杀战”持续时间已超过预计时间一个月，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十分懊丧：
　　远东空军的空中封锁战役“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运输期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入北朝鲜。”
　　就这么认输显然绝非李奇微之所愿。

　　于是，“绞杀战”又继续折腾了半年。
　　为了避免中朝军队日益增强的对空炮火和参加保卫重点目标的航空兵，远东空军被迫将放弃了三角地区的昼夜重点轰炸，而代之以机动的重点突击与轰炸铁路线的两头，即封锁中朝军队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的战术。
　　轰炸更为疯狂。
　　其目标区为：
　　物资来路：京义线的宣川至定州段、定州至岭美段、新安州至顺安段，满浦线的价川至熙川段。
　　物资去路：平元线的顺川至阳德段；平德线的三登至新成川段；元罗线（元山至罗津）的元山至高原段。
　　3月以后，还采取了所谓“饱和轰炸”，即24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线上的几个小段实施攻击。这一时期，朝鲜北部铁路被敌破坏较“绞杀战”第一、第二阶段的总和增加了42.6%，1952年1月，更是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以来铁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月，桥梁被破坏136座次，线路和车站被破坏2202处次。
　　虽然这么凶，可更没便宜占。
　　无论从阻滞效果，还是从战斗损失来说，1952年上半年都是远东空军最沮丧的时期，没有将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予以绞杀，反而使自己产生了被“绞杀”的感觉。
　　从阻滞效果来说，折腾了半年，炸弹扔得比哪一次都多，结果反而是朝鲜北部各线铁路通车率达到了68.9%～96%，公路运输能力提高了70%。
　　不光如此，志愿军还帮助朝鲜政府完成了三八线附近地区居民向北疏散，运送救济粮的任务。
　　从战斗损失来看，这一时期，远东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飞机在轰炸运输线的损失达到开战以来最高点，半年之间，被击落198架，击伤779架。
　　在击落的198架飞机中，有一架是由一位名叫范佛里特的中校飞行员驾驶的B-26轰炸机，他在1951年4月4日轰炸沙院里火车站时，被第四十军第一一九师炮兵团第九连高炮排排长王兴民指挥的高炮第三班击落。
　　他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的儿子。

　　范佛里特将军是个慈父。
　　他通过板门店美方谈判代表，请求正在板门店参加谈判的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帮助寻找小范佛里特的下落。
　　解方将军说：
　　“老范佛里特是我们在战场上的死对头，不过他不让儿子在美国国内过太平日子，却跟他一同到朝鲜来打仗，不管怎么说，从他们父子的立场观点出发，倒是一种愿为自己国家尽忠献身的表现。作为军人，我敬崇这种精神。只要小范佛里特还活着，我们找到后，会按照政策宽待的，也决不会把他扣作人质，可以让老范佛里特尽管放心。”
　　洪学智将军委托手下的后勤第三分部尽力予以寻找，最后没有找到，据分析，范佛里特中校已与飞机一起化为灰烬。
　　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月后，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认了栽：

　　虽然联合国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了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除了美国空军，美国陆军和海军，都认为“绞杀战”失败了！
　　即使是美国空军，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认：

　　事实很明显，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10个月的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

　　美国海军战史说得更为沮丧：

　　在整个阻击战（注：即“绞杀战”）期间，敌人似乎只要愿意，就有充分力量随时发动攻势。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缪尔·Ｃ·薜佛德上将在华盛顿公开声称，人们已经承认“绞杀战”是失败的，尽管实施了“绞杀战”，共军地面部队的力量仍旧稳步得到了补充。
　　第七舰队司令官Ｊ·Ｊ·克拉克中将说：

　　空中封锁交通线的计划是失败了，它并没有封锁住敌人的交通线，共军把补给品运了上去。从他们打的那种仗的需要来看，他们不仅保证了前线部队的补给，而且还有足够的剩余，因此到战争结束时甚至还有力量发动一次攻势。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回答参议员们的质询时更沮丧：

　　我认为第八集团军正面的敌军具有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要大得多的、发动攻势的潜力。

　　这“绞杀战”绞来搅去，究竟搅了谁呀？

　　“绞杀战”不成，李奇微还有损招。
　　1952年1月28日，在铁原西北之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发现了美国飞机布撒的带菌昆虫；接着在两个月之内，又在伊川、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等70多个郡市发现了飞机布撒的带菌昆虫及老鼠、杂物等达804次之多。
　　2月29日至3月5日，中国东北及青岛地区亦发现此类昆虫。
　　早已在朝鲜绝迹了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重又发生。
　　2月20日至3月9日，在朝鲜北部的居民中，有13人被传染了霍乱，其中9人死亡。
　　朝鲜地区在这个季节的气温为-5℃～-22.5℃，这些昆虫完全不能在这种气温下生存，除了人为布撒，不可能自然生长。
　　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余人的村庄，就有50多人患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
　　3月，志愿军中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44人，其中16人死亡，患其它急症病者43人，死亡20人。
　　这些病症以往的流行期都是在7～8月间。
　　这不由不使人怀疑，这是不是“联合国军”在实施“细菌战”。
　　空气顿时紧起来。

　　1952年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了美军投撒昆虫和志愿军有关部门培养化验的情况。报告中说：
　　“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地了解外，现已将各种昆虫送回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究竟带何种病菌，尚须两日后得出结论。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总后卫生部正计划中），并需要苏联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援助。”
　　毛泽东次日批示：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2月20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拟定了反细菌战的六项措施呈报毛泽东主席：

　　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
　　二、前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
　　三、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细菌战罪行，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求美国对细菌战的后果负责；
　　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美援朝总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告，并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动反对美国细菌战罪行的运动；
　　五、电令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
　　六、电请苏联政府予以帮助。

　　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志愿军进行坚守防御作战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2年2月下旬开始，在政治外交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斗争。
　　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受朝鲜政府委托，以朝鲜人民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暴行，并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
　　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受权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主张。

　　美国政府足足沉默了一个星期。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对中朝政府所控诉的细菌战事实予以否认。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号召各国参加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代表予以否决。
　　这是为什么？

　　1952年3月～8月，中朝两国政府先后接受了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波兰等国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际科学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现场调查。
　　这两个代表团均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得出结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无可抵赖的。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这种遭到各国人民一致遣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使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1952年5月至1953年11月，被俘的美国远东空军上校小安德烈·杰·爱文斯上校、瓦克·麦·马胡林上校和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上校、美步兵第三师第七团上等兵马汶·勃朗、美步兵第四十五师第一七九团上等兵达林·歇泼斯等都先后供述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提供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官方有关保密规定。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将军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亲眼目睹美军飞机播撒细菌弹的情景:
　　“我亲眼看到了敌机投撒苍蝇时的情形：先是一个黑疙瘩，接着变成一块块黑乎乎的东西，象乌云一样，随风飘荡，一大片一大片的，也不马上落下来，最后飘到村庄，飘到田野，散布面很大。”
　　美国人怎么会想到出此下策？

　　在战场上，中朝军队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细菌战斗争。
　　2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犹疑和动摇。”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以国内派来的40余名专家和医务人员与志愿军卫生部的医务人员组成4个防疫检验队（其中3个分别配属给一线各兵团）、一个机动治疗队和7个传染病医院。各军、各师及后勤分部、大站亦分别建立了中小型防治队92个，负责本单位防疫工作。同时，根据部队任务及驻区范围，还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并在全军上下普遍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开展了捕鼠、灭蝇和保护水源，清理驻区的卫生运动。在驻地及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中，也普遍注射了疫苗（约130万人次），从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在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全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疫情者384人，其中256人得到治愈。
　　国内也一样，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菌灭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防疫运动。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20000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国内还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
　　由此而演化出以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为目标的全国范围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美国官方迄今仍然否认在朝鲜战争中进行过细菌战，
　　对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

　　中国对美国进行生物战的指控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指责是中国显而易见的一种宣传手法。然而，在日本和美国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随后证实了中国人指责中的许多要点。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在1952年声称，他有“97.5%把握”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1979年他又明确宣布，“朝鲜战争中，生物战的办法……被美国一方尝试过。”
　　最近解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对使用生物武器兴致极高。文件中有关生物武器的部分被删掉了，一般不让研究者们翻阅。……

　　无风不起浪，看来细菌战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前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成员就曾经在南朝鲜境内出现过。
　　不过，这位比较严肃的美国人紧接上面那番话也指出：

　　……尽管有这一证据，但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的并写有专著的马克·瑞安得出结论说，美国要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话，它肯定得有大的隐蔽行动，而且几乎必定“要在将来露出蛛丝马迹，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10年内，从政府到军方其它行为的特定范围上肯定能看得出来。”同时瑞安又说，很可能“即使不存在上述对美国的非难，中国人上至最高领导层也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会见了许多英美战俘及中国官员和历史学家后，我难以相信美国进行了生物战。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战史专家齐德学则认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从事细菌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其理由是：

　　一、根据战争期间的原始资料记载，我军确实在朝鲜冬季最冷的气候条件下发现过大量的昆虫，并且是在美军飞行轰炸或经过后发现的。经过化验表明，这些昆虫含有鼠疫、霍乱等10余种病菌、病毒。对这些，几个调查团和我国去过朝鲜的几乎所有专家都是肯定的。
　　二、朝鲜北方自1947年以来，既没有鼠疫流行史，也没有霍乱流行史。对这一点，美国海军部印发的文件也是承认的。然而敌布撒昆虫后，1952年2月下旬和3月间，朝鲜北方确实有鼠疫、霍乱的流行，发病区过去不曾流行鼠疫或霍乱，志愿军战士中的鼠疫、霍乱患者，也非来自国内鼠疫、霍乱的流行病区，并且鼠疫和霍乱的流行均不应该在寒冷季节，鼠疫一般应发生在炎热的夏季，霍乱过去在朝鲜一般应在8～10月份。
　　三、美军飞行员关于美军细菌战的所有供词，均情节详细具体，令人可信。供词者最早执行细菌战任务的是1952年1月初。据当时亲自审讯过美军飞行员的我军工作人员说，审讯过程中，没有任何逼供行为。
　　四、在朝、中两国政府公布美军细菌战的暴行，和我国公布美国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后，美国官方反应迟钝。对前者，10天之后才做出反应，对后者过了了一个月之后才做出反应。据此，可否推断，美国做贼心虚，在未做出反应前，是因为不好表态，因此不置可否，但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矢口否认？
　　五、除战争期间美国官方否认细菌战外，战后美国官方出版的有关史书，对此或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既然没有进行细菌战，为什么官方的史书不进行澄清呢？
　　六、美国确实大规模地研究和制造了细菌武器，美国军方也积极主张使用细菌武器，对此，美国并不否认。
　　七、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法，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均反对，因此，美国为了其国家和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现在没有、在今后也不会轻易抛出有关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档案材料。

　　齐德学同志的这7点根据很有道理。
　　笔者再加上一条，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曾多次违反国际公法，使用生化武器。这足以说明，在美国政府心中，所谓国际公法，不过是一纸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搓揉或装裱的空文。
　　就象现如今美国政府叫得最欢的“人权”一样，是双重标准。

　　不管美国政府使没使细菌战这损招，反正最后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军民卫生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中朝战士们活蹦乱跳斗志昂扬，身体健康，仗也越打越出彩。
　　想想，战场上打不赢，这种下三滥的招能折腾出什么大名堂来？
　　当年日本鬼子有个黑太阳七三一，不也没改变战争结局吗？

　　“绞杀战”也好，“细菌战”也好，都是事与愿违，徒劳无功。
　　李奇微不知道还有什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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