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需要被重新评价吗？
司马平邦
陈可辛的《十月围城》是部好电影，说它好不止是它动作打得好，戏编的好，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狡猾”，骨子里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反动。
比如孙中山，张涵予饰演的孙中山应该说是一个地道的、标准的革命导师形象，第一遍看，听着他大谈100年前的革命与幸福，是相当激动的，但看第二遍，把精彩的打斗和紧张的故事都摒除掉，就会觉得孙中山的说教地道和标准得都有点儿教条和愚民了。
有人Q版了一下《十月围城》的故事，只有4个字：领导先走！这4个字来自1990年代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上百的少年儿童因此丧命――《十月围城》里的一干香港豪客当然不像乌鲁木齐那场大火中的上百少年儿童一样死于下级向上级的拍马屁，但他们大多数人至死都不知这个孙文到底是何方神圣，而他们为什么要保卫他。
他们只是因为对李玉堂（王学圻饰）的信任而义无反顾。
一将功能万骨枯。
这永远是芸芸众生眼里崇高的主义和革命。
我觉得至少这部以商业票房为最高诉求的港人制造电影大大方方地提出他们对既有历史结论的反思，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有两位相当有才华的海外华人，寒竹和文扬，最近了又出了一本新书《中国力》，寒竹我不认识，文扬我知道，是通过2008年的海外华人保卫奥运圣火事件，他当时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四月青年”的概念，被国内媒体广为传播。
《中国力》在其第四章“适应力：重写中国近现代史”里对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做出了几乎新观的评价，虽然这只占有本书不足七分之一的内容，但巧合的是这样的颠覆性评价居然和《十月围城》脚前脚后出街，大有互相照应之势。
《中国力》里大胆提出“辛亥革命的实质是国家解体”：
采取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是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它可以被理解为，是人民抛弃王权、打倒君主的造反运动的产物，是地方各省摆脱对中央的依附、争取地方自治的分离运动的产物，但绝不能被理解为，是人民与王权组成共同体、共建国家主权的建国运动的产物。
武昌起义之后的1个多月里，全国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并纷纷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军政府或都督府。有人统计，当时各类地方自治会多达5000多个。这个结果，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国家大解体、社会大分裂的过程，同建立现代国家的建构道路相比，显然是南辕北辙。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可归纳为两点：第一，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世袭君主制被摧毁；第二，原来的地方官僚政权，由中央的派出机构转变为独立自治的军政府。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新政府却只是一个徒有招牌的空架子，窘迫不堪，连办公费用都没有，国家的运转，完全依赖各省的地方政府。国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级，军事大权在省一级，财政大权在省一级，很多省甚至设有外交司直接跟外国政府打交道。各省地方政府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一般联邦制国家的州一级政权。
此时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徒有国家虚名的地理名词，一个散落着众多独立王国的地理区域。
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在所有现代化的先发国家中都找不到先例。中国不能与美国相比，其理由前面已经说明，美国可以平稳地移植英国的两党制，可以和平地切割各州的部分权力上交给中央政府，全国只有三百万人，却占有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无主土地，中国哪一方面与之相同？
即使不以英、法、美这些早期先发国家为据，也不以日本这个重建君主制的国家为例，就参照一下同为后起国家的德国，又会看到什么呢？
“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历史，在当时即已举世皆知。1862年俾斯麦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为宰相，一个星期后即公开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当代的重大问题，不能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解决，只有用铁与血。此后的十几年，整个欧洲都目睹了德国的统一进程。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铁与血的三部曲之后，帝国伟业大功告成。
它用共和代替帝制了吗？它实行地方分治了吗？它接受自由主义了吗？统统没有。
可见，无论与哪个国家相比较，中国通过辛亥革命所走上的登山之路，都与成功的登山之路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左。
寒竹和文扬不仅大胆地狠狠反思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造成的中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凄惨，对袁世凯称帝中的积极性因素亦进行了清醒的反思，在我看来，这本书当是颠覆了之前所有著述的定论，批判精神相当难能可贵：
洪宪帝制的失败，理所当然被当做革命的胜利、中国的进步来欢呼，袁世凯本人，连同拥护他的劝进派，都遭到痛骂和声讨，但如果从登山的观点看，而不是用阶段论的历史观来评价呢？民主的中华民国，无论进入社会的哪个发展阶段，还是要实现现代化，要登山，而没有中央集权，连国家统一都实现不了，军阀肆虐、社会沉沦，对外主权也有名无实，国家的原始积累、国家对社会的扶助、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都谈不上，如何登山？袁世凯试图在共和制基础上重建中央集权，这个企图失败了，痛骂袁世凯容易，但归根结底是谁的失败呢？中央集权垮掉之后，重建的努力又连续失败，难道不是中国登山之路的失败吗？
……
“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认为不服从领袖的命令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于是开始建立绝对服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为了建立领袖权威，要求党员同意“如有二心，甘受殛刑”。如果孙中山的理想实现了，先有了一个全党绝对服从党魁一人的政党，再将这个党置于国家之上，这不是一个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么？革命的领袖不称帝，但除了称号不同，在集权程度上又似乎是相同的。
《中国力》以“适应力”概括了20世纪初，当清王朝失去江山之后，中国在面临着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威胁等诸多亡国危险下所谓“革命者”们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曲折的，是经常碰壁的，而且每次碰壁差不多是都头破血流的，这其中头破血流最多的人就是孙中山。
与《十月围城》所描述的1906年的孙中山相比，领导辛亥革命并获得推翻帝制成功的孙中山以及二次革命时的孙中山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他最后的许多革命主张居然开始借鉴当年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
再者，梁启超天才地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用来代表原来居住在大清帝国版图上的所有族裔，这样，就为中国即将建立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两个最完整、最现成的国家基础――土地和人民……
今日的中国人，你为中国拥有一个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版图而深感幸运么？你为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民族整体而深感豪迈么？在此，首先要感谢本族先辈。如果在那个全世界都在建国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曾提出这样清晰明确又富于勇气的民族主义思想，那么就意味着，你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大国，你自己就希望中国分裂成几十个小军国，内部互为仇敌，民族间征战不休，彻底成为远东的巴尔干……
对比一下就知道。当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还曾向日本提出把满洲送给日本，以换取日本对他推翻清王朝的支持……
孙中山为了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的而不是革命的主张，提出把满洲送给日本，以换取日本对他推翻清朝的支持，这似乎印证了《十月围城》中关于革命的另一种描述，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往往又是冷血的，为了所谓的革命主张会不计手段，这是所有革命家的另一面。
其实，在这方面，毛泽东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势下的做法已经被用来指摘其革命领袖的口实，被放大了无数倍，许多反毛的人妖魔毛泽东，那些纯粹出于革命手段和党争的东西正是很有利的借物。
岂不知，在这条跟上，孙中山早比毛泽东走得远得多。
寒竹和文扬在《中国力》时写道：
康有为，这位最坚决的老反革命，早在民国初年，就将当时中国的土崩瓦解状况，比做“周之列国，汉之七国，唐之蕃镇，德国之封建”之和……
此时的孙中山，不可能还不明白，各位军阀，本来就不是心系天下的读书人；诸位都督，也都是从本土势力中崛起的豪强。“民国”这两个字，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皇上没了，如今谁都可以自立为王；“共和”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无非就是谁说了也不算，最后还是枪说了算……
而对于这时的孙中山，作为一革命党的领袖，而不单单作一个纯粹的革命者的局限和矛盾，在《中国力》里有这样的评价：
孙中山倒不是不明白。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已经认识到，他以前的联邦制设想纯属空想，下野后他也明确说过，应该建立单一之国，实行集权之制，以便使建设之事纲举目张……
就这样，无论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在革命党眼里多么可恶，也无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令革命党的逆反愿望多么强烈、意志多么坚定，在中华民国“共和”十年终成“共乱”十年之后，国家统一问题而不是地方自治问题，又再次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力》里将100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契合进入已经被主流的历史教科书以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充满的历史观里，这条兼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国家、天下的政治格局的线索是如此之新鲜，在这两位才华横溢的作者笔下，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再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已然被所谓的正史定论的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史的大人物以及他们经历的那些大事件，都一一被加入民族主义元素进行重新评价，或者说这个叫做中国力而被两位精通英文的作者制造成Sinolizing，其核心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被妖魔化的历史，由来已久，无论是当今的右翼还是左翼学者似乎都没有对之重新解构的兴趣，倒是两位清醒的海外华人作者，或者因为长期不陷于左右互搏的争论里，可以跳出小圈子，大胆把民族主义彰大为一种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潜在动因，看了《中国力》，我最大的感受是，之前的许多纠结于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中国的问题因为这条中国力的加入变得清晰明白许多了。
最简单的是，把民族主义和中国力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步的观念植入《十月围城》，那么，那些散居于1906年香港闹市里的江湖豪客们为了一个自认毫不相干的大人物生死相许的故事也可以得以圆寰，在现有的或者说是传统的评价语境下，如李玉堂、刘郁白、沈重阳、王复明、阿四这样不关心政治，更不知民主主义革命为何物的人能够誓死保卫一个民主先驱孙中山，并能为1906年之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做出自己的牺牲和贡献，他们的崇高在于他们正是中国力所涵盖下的一部分，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
《十月围城》里更具复杂色彩的人物还有一个相貌你发地狰狞的阎孝国（胡军饰），他在片中有一句最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台词：就凭你们几个书生，光凭游行和喊口号就能拯救中国？虽然阎作为清廷鹰犬是电影里最大的反派，他的愚忠更代表了腐朽的满清王朝有多么不符合历史潮流，是当亡的一类，但凡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亦无不为阎的话和精神动容，他的死符合“把美好的事物撕裂给人看”的悲剧意境，正因为他身上有潜在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让现在的中国人可以感同身受。
阎孝国在电影中还有一句誓词：誓杀孙贼，报效朝廷。
《中国力》亦在“适应力”这一章里亦揭示了孙中山当时作为革命党领导人而不只作为革命者在革命与党争的漩涡里展示出来的双重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