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时候，本想写一篇文章，因正在外地开会，没有富裕时间，便搁下了。开会的内容多少也与之有关，所以还是想写一篇补上。对于辛亥革命意义的讨论目前显得比较多样，从主流来说，基本上对它是肯定的，但也指出它的不彻底性，导致后来很长时间的中国政局的动荡。我认为，如今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两个方面讨论得不足。
首先是辛亥革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从价值观上说，辛亥革命的很多领导人与西方的价值观比较一致，例如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沿袭了林肯的观念。辛亥革命中很多积极分子大多也在西方国家学习，或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思想，很多人还是基督徒。因此，以当今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发生的民主变革为参照，按理说，辛亥革命应该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但事实上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国内矛盾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清政府大失人心，因而，没费多大功夫，没费多少弹药，没死多少人，很快就一呼百应地成功了。此后，对于孙中山领导的亲西方力量，西方列强也没有大力支持，反而迫使孙中山将权力交给了保守的袁世凯，为什么？
西方对于中国发生的变革所采取的态度，我们不能只从价值观这一个方面来认识。如果仅仅以价值观是否相同来解读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许就会简单化，或者过于想当然。孙中山与袁世凯相比，前者更接近西方的价值观，袁世凯最后还在西方的支持下复辟当了皇帝，孙中山不会。但是，西方为何没有像在当今很多国家发生的那样，在财力或军事上支持孙中山？相反，当孙中山初任临时大总统，当时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居民想要庆祝，港英殖民当局居然不同意。我们应该看到，在价值观是否相同之外，西方另一个更重要的取舍标准，其实是利益。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西方列强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今天我们称之为“不平等条约”。由于孙中山更接近西方价值观，因此，孙中山从反清的强烈愿望出发，内心不愿接受腐败的清政府与列强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他希望中国推翻清政府之后，能够与西方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他接受西方思想、西方价值观的必然。然而，西方列强却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他们情愿树一个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更远的袁世凯，而不喜欢孙中山。因为，如果孙中山主导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就会受损。如果袁世凯主导中国，他更容易将清政府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延续下去。为此，哪怕复辟也没关系。这种现象在以后也多次出现。例如在伊朗，美国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权，扶持独裁的巴列维国王上台；在中东很多国家，只要符合西方的利益，像沙特、科威特那样非民主制度的君主制国家，也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反而伊朗在推翻亲美的巴列维国王后，重新开始民主制度，却受到美国的打压。这一现象在拉丁美洲也多次出现，在此不用一一举例。
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后，权力转移到袁世凯的北洋系手中。袁世凯死后频频发生权力交替，每一次交替，新上任的领导者首先要等待西方列强的认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交换：新上任的北洋政府领导人如果继续承认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就认可；如果试图不承认或者废除，西方就不认可，他即便掌握了权力，也不能长久。因此，说辛亥革命不彻底，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此后在中国形成的领导者，大都是西方的傀儡，扮演着维护西方在华利益的角色。
西方援助孙中山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德国。德国支持孙中山是希望他不要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美一方，但支持力度有限。还有一次是苏联，苏联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与西方国家形成了对立，需要中国这样的盟友，也是利益高于价值观，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苏联为何不主要支持价值观上更接近的中国共产党。孙中山获得苏联支持后，接班人有点麻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时间难分伯仲。蒋介石率先“叛变革命”，原因就在于英美列强眼看北洋旧军阀难以继续掌控大局，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在新人物中寻找代理，于是把蒋介石拉到了自已一边，蒋介石也因此再次维护了英美列强的在华利益。例如开平煤矿在清朝时被英国人占有后，抗战时被日本人占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把它交还给英国。汪精卫原先还想坚持孙中山的路线，但眼看英美势力强大，最后也随了蒋介石。只是这一迟疑使他丧失了原先高于蒋介石的地位，最后居然想借助日本人再次崛起。此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内战，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利益，与国民党代表的英美在华利益的大决战，所以才如此惊心动魄。西方对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态度，利益是高于价值观的，至今依然。
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凝聚力问题。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出于对清政府腐朽无能的痛恨，提出“驱逐鞑虏”的口号，的确具有鼓动性。但是带来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将其凝聚在一起，除了文化原因外，其他主要民族接受、认可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清政府的核心正是“鞑虏”。因此，“驱逐鞑虏”只是一个汉族的口号。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汉族要翻身掌权，其他民族为何不能采用同样的方式？革命者最初只考虑了自己的凝聚力，而没有考虑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导致藏蒙疆地区的离心现象。当然，这多少也情有可原。革命党最初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或者要多长时间才会成功、才会自己变成掌握权力者。等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革命党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很快废除了“驱逐鞑虏”的口号，改成“五族共和”，原先强化民族区分的的称谓也改为“中华民族”。从而使得藏蒙疆等地的离心现象有所收敛。
这一问题对于今天依然有意义。中国国内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变革、改革这是共识。革命不过是较为激烈的方式之一。然而，如何使变革不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这个问题容易被忽视。当今藏疆地区离心现象也有抬头，对此需有所分析。藏疆地区凝聚力下降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它彷佛是当年革命党人为了实现变革而冲动行事的翻版。为了改革，有些人把需要改革的对象描绘成十恶不赦，如同当年革命者看待“鞑虏”一样，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过分地大肆鞭挞，甚至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中国的一切和所有历史。不仅如此，在严重自轻自贱的同时，还树立了一个“高大全、伟光正”的外国形象。我们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上有差异的其他民族会怎么想？从逻辑上说，其他较大的民族一定会想：既然你这么坏，我何必还要和你在一起？既然你说外国“高大全、伟光正”，我为何不直接挂靠比你更高尚的“先进文明”？而且，这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并且拼命宣扬的。加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凝聚力便因我们自己的失误而受挫，离心力开始上升。
当年革命党人在产生这一失误时，还没有掌握权力，考虑不周全可以理解。他们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立即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做出了纠正。现在的改革者本身就是掌握权力的，在国家凝聚力问题上的不慎重，就显得很不应该。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要改革，就把自己描绘的一无是处；我们不应该看到社会问题，就彻底否定自己的一切；我们更不应该为了借鉴别人的长处，就仰视别人，把别人描绘成人类历史的最高目标。改革的目标之一就应该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不应该为了改革而忽视了这一问题。辛亥革命的这一教训和经验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