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发现的争论时有发生

　在研究各种门类的历史中，相对而言，科学史的研究，除了受到难以抗拒的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干扰之外，一般是较少争议的，愈到近代愈是如此；因为其所处理的题材，是自然界的客观现象，具有不以当事人主观喜好为转移的一定客观标准，所以比较易于判断是非对错。
这是就事而言。就人而言，科学家也有一般人的五情六欲，喜怒哀乐；此外，科学家，特别是搞理论物理的大科学家，由于专业上习于单干，性格上独立特行，言行怪异，为人做事有时难免惊世骇俗，以致增加了科学史家治史的难度。例如英国的大科学家牛顿（1642－1727）与德国的大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两人纠缠于谁先发明微积分的恶性之争，互控剽窃，斯文扫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本来是两个大科学家个人间的争执，后来竟然变质成为英德两国和两个民族的荣誉之争，以致为判定微积分的发明权而增加了科学以外的政治干扰因素。当然科学史上也有不少君子之争，例如爱因斯坦（1879－1955）和波尔（1885－1962）关于量子力学之争；这是纯学术之争，丝毫扯不上个人的恩怨好恶，而且两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瑜亮情节，一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虽然找出历史真相有一定的难度，但这却是研究历史的最基本要求；没有真相，何来历史。所以，即使有这种或那种的困难，史家仍然要尽可能地找出历史真相。科学史当然也不例外。
这是就干扰寻求历史真相的人、政治和宗教的因素而言，另外一个是文献的因素。历史学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如果没有文献，没有实物，历史事实必然淹没无闻。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这里主要是指研究史前的夏商两朝或远古的历史而言，如果拿来作为寻求历史真相的一般指导原则，未免太过于自信。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掌握了足够的文献，甚至是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文献，有时也难下定论。
古代的历史暂且不说，就拿一件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广为举世华人熟知的科学史的例子来看吧。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物理学大师，于1956年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现象，被195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誉为含盖「原子、分子、核子和基本粒子物理的一个重大的基本革命」，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根深蒂固的陈旧传统观念，从而对近代物理学作出了划时代的突破性贡献。同年10月，两人破天荒地成为华人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由此，年华正茂的杨（时年35岁，1922年10月1日）李（时年31岁，1926年11月25日）一下子跃居世界顶尖物理学家之列，举世交赞，国人尤为钦敬。从此在科学家的殿堂里，也有了中国人的名字。
不幸的是，随着这个科学大发现却发生了一个令人深为遗憾、至今犹困扰人们的小插曲：就是两人在自1962年以来至今的四十多年间发生了是谁牵头的无谓的争论；具体地说，两人对于谁首先获得灵感，找到了打开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黑屋的钥匙一事，各执一词。杨说是他，李说是他，互不相让，以致变成了一个科学史上罕见的、至今待解的谜。从此，两人分道扬镳，铸成李政道自己所谓的「中华民族」和物理学界的大悲剧。

二、杨李各执一词

这个谜，相对于两人的伟大发现而言，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无关宏旨，何况又没有涉及到国家民族或两人所在的学术机构的荣誉，尽管当事人对此事非常认真和动情。杨振宁说，鉴于李「四处乱讲，说我（杨）与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带领的」，和「多次听到关于他（李）这种胡说的谣言」（见《杨振宁文集》，1983年）。所以，「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
李也不甘示弱地回应说，鉴于杨「对我（李）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所以，「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
1982年，杨首先公开同李的分歧，而李一直沉默以对，直到4年後才正式以英文书面回应（〈破缺的宇称〉(Broken parity), 收于《李政道文集》，1986年）。此事本来已经渐为人们淡忘，但杨却又于16年後也即1998年在中国出了中文文集，更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由江才健所著的传记（《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书中用相当长的篇幅重翻旧案，把他同李的争论的责任全推到李的身上。
李认为杨传中有诸多不实和矛盾之处，甚至严重损害其人格尊严和学术成就，于是「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而于2003年借《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访谈，作出详细系统的全面反击，并由《科学时报》于次年出了专书（秉承、柳怀祖、滕丽编，《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作者按：该书虽名曰「解谜」，实际上只是《科学时报》对李的专访，所谓「解谜」者，不过是李的一面之词，并非该报社经过对有关各方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之後公正地写出的「解谜」，所以仍然是个待解的谜）。

三、事实真相似乎「呼之欲出」

杨李这样一来一往的恶性争论，又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波澜，造成了「很大的震惊」，又成了人们茶馀饭後的热门话题。
这个谜既是一个无关宏旨的小插曲，纯属李杨两人之间的争执，原本就没有非要破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是由于作为当事人的杨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回忆是历史的真相，所以两人为治史的人出了个难题，就是要在两个具有重大分歧甚至矛盾的真相之间，判定真伪对错。
本文无意涉及李杨争论的各个方面，而仅限于探讨两人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宇称不守恒究竟是谁首先找到了突破点，也即是谁起的头。
作者作为科学史的业余爱好者，出于对这个科学界罕见之谜的强烈好奇心，仔细查对了李杨的直接和间接的证词或说词之後，可以暂时得出这样初步的结论（主要因为人证不足）：就事而言，似乎隐隐约约地觉得真相似乎「呼之欲出」；但就人而言，似乎又隐隐约约地觉得内情可能比较复杂，因为可能涉及到不足为外人道、外人也无法妄加臆测的当事人的复杂内心世界。
例如可能在两人的潜意识中起作用的瑜亮情结、舍我其谁的龙头君临心态、文人相轻以及论资排辈和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以及科学家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经历的反复曲折重叠的心路历程等，以致把原本单纯的一个小小的争执弄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纠缠错综，扑朔迷离，难以得出令二人共同接受和信服的结论。
本文作者现在先客观地列举「呼之欲出」的真相吧。关于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是谁起的头这件事上，也可以分成一个中心个环节和两个相关环节来分析。其他大量相互攻讦的口舌之争和恶言相向的情绪化细节，由于与本文的主旨无关和篇幅所限，兹略而不论。

四、杨说是他首先想到关键的下一步

两人争持不下的中心问题当然是谁首先闪现了突破宇称不守恒想法的灵感。
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想法，不是李杨首先提出的，在1954年、1955年、特别是1956年初，大约已经有两三年时间成了物理学界一个热点，各家各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关键在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杨于1982年1月回忆说，是他首先想到了这关键的下一步。
1956年4月3日至7日，罗彻斯特高能核物理年会的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破解「θ（发音为西塔）－τ（发音为套）之谜」：为什么一个质量和寿命相同的粒子，却产生两种不同的衰变模式？所以，他和李当时也是顺着大流，最关注这个问题。
5月初杨由长岛布鲁克黑文到哥大同李例行会面时，在李的办公室，在咖啡馆、在中餐馆，话题自然一直是围绕着如何破解「θ－τ之谜」打转。在热烈甚至争辩的讨论中，他忽然兴起了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和衰变过程分开来看；具体地说，就是假定宇称不守恒在强作用中守恒，而在弱作用中不守恒，这样「θ－τ之谜」就可以迎刃而解。然后，杨说他引用他以前的论文和他1950年关于十种耦合常数的论文，向李阐述他的观点。李本来是反对的，最後终于被说服，接受了他的看法。
随後的几个星期，杨用十种耦合常数对许多β衰变作了计算。李当时对β衰变不大熟悉，变得有点焦虑，主张先写一篇关于那两个没有β衰变反应式的短文发表。杨不同意，因为他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他计算的结果显示，过去所有的β衰变实验，和β衰变中宇称是否守恒完全没有关系，并说，李同意他的结论。
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忽然了解到要从数学原则上证明为什么过去的β衰变研究都和宇称守恒无关的个中诀窍，在于以前的实验中都没有测量膺（伪）标量（pseudoscalar）。有了这个突破性的想法之後，杨十分兴奋，便迫不及待地在晚饭的时候，打电话向李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道理。

五、李说是他大胆推想导致突破

而李政道对同一件事的回忆却完全不同，好像两人是在讲述两个不同的故事。李追忆说，1956年4月上旬，虽然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个想法，但是还是解不开「θ－τ」之谜。
沿着这一线索前进的最早的建议产生于他同斯坦伯格（J.Steinberger，李的芝加哥大学同学、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当然也是杨的同学和旧识，从事超子研究和实验）的一次谈话；4月8日或9日（也即罗彻斯特高能核物理年会後的一两天），斯坦伯格到他的办公室，例常讨论一些问题。
斯坦伯格这时正在做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在讨论过程中，李忽然心血来潮，兴起了灵感，想到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他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膺标量。用了这个「θ－τ」以外的新的膺标量，就可以解决「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他建议斯坦伯格去检查一下他们的数据，以寻找不对称性。
李扩大了视野，认为「θ－τ之谜」不是孤立的点，可以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膺标量。他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正是他的这个大胆推想导致了宇称不守恒的突破。
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要他的实验组做实验。斯坦伯格告诉他，原始数据都记在实验工作记录 (Log Book)上，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分析。之後，实验组按照李建议的方法，分析了数据，但因数据不足，不足以得出定论。但是，却初步证明了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是正确的，是可行的。

六、李政道列举有力旁证

李政道说，到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李努力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和奇异粒子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并准备对β衰变进行研究。
对于这点，李列举了有力的旁证。他说，实际上在杨来看他之前的两个星期，他已经有了这个想法。这时，布德（R. Budde）、克瑞廷 (M. Chretien)、雷特奈尔 (J. Leitner)、塞缪斯 (N.P. Samios)、施瓦茨 (M. Schwartz) 和斯坦伯格六人，已经在哥大完成了一个在重粒子 衰变中探测宇称不守恒的实验，结果发表在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103卷，No. 6, 1956年9月15日，页1827－1836）。其中讨论了他的突破性想法，并表示感谢（该文中之注11）；文中只字没有提到杨，因为这件事根本与杨无关。
李又列举了实验组另一个成员施瓦茨（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于1988年回忆这段往事时，也提到李当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见〈超子衰变的早期实验和五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其他往事回忆〉，收于诺维克（R. Novick） 编《宇称不守恒三十年》（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1988）。这篇文章是在杨于1982年首度公开他同李的争执後发表的，所以应该有一定的针对性。
李特别提到斯坦伯格在1956年5月初的一天，向李谈到他刚刚在布鲁克黑文就他们小组的实验结果和分析提出报告时，顺便提到李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当时也是听众之一，却激烈反对李的关于宇称不守恒会导致超子衰变不对称的想法。杨的这种反应，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还是抱着宇称守恒的传统想法，所以才会这样。
李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後，就打电话给杨说，他有一个理论上的大突破，请杨在和他讨论之前，不要再公开反对。第二天，杨来纽约哥大看他，他在办公室、咖啡店、中餐馆里把他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他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一五一十地统统告诉了杨。杨听到後激烈反对，杨说他前两天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二面角」，他也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得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
在中餐馆时李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写下方程式，划了图，再次向杨重新解释一遍，强调不是杨所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新膺标量，据此就可以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突破。然后，又在纸上写了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的细节。杨听了之後，逐渐不再反对了。

七、李说杨先反对後被说服

回到李的办公室时，杨已经完全被说服，也感到兴奋。杨在李的办公桌上，看到李正在撰写关于在「θ－τ」以及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告诉杨，他将把这篇文章同斯坦伯格实验的文章同时发表，还告诉杨，他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到已经有50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的领域。
李说，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和∑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其可行性取决于对∧和∑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分析的结果。这是任何理论物理学家都知道的，所以他找了斯坦伯格的实验小组（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和∑事例，都在斯坦伯格的实验小组手里，约有40个之多），去分析他们的数据。因为1956年5月，杨来看他时，杨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李建议作了分析。所以杨1982年的回忆文章对这点却不能提，一提就露了马脚。
李还说，如果果真如杨所说的，杨在1956年5月初的一天同他在哥大附近的一家中餐馆（李说天津餐馆，杨说上海餐馆）用午饭时，忽然灵感来了，在一个骨节眼上想到了∧和∑的产生和衰变反应链。既然有这样重要的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他不可能在吃过午饭回到哥大後，不去找杨也很孰的朋友斯坦伯格，立刻就把这个关键的∧和∑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突破的想法告诉他，也不可能不急着请斯坦伯格尽快做一个实验，来验证他的想法。
个中原因在于，杨完全清楚，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道李的思想突破，而且早已按照李的想法做了分析。杨心理也很清楚，前两天他听了斯坦伯格在布鲁克黑文作报告时，他还激烈反对过。

八、李说是杨主动要求合作

以上是两人对中心环节真相的回忆。其次是有关的关键环节，就是两人如何在破解「θ－τ之谜」上进行合作。杨在这个环节上，只是说他和李每周两次例行见面，并没有特别提到两人如何开始进行合作，共同破解「θ－τ之谜」的事，而是假定两人已经开始合作了。
然而，李却非常重视这个环节，并作了澄清。他追忆说，不是这样的，当时并非如杨所说的那样，他当时同杨没有任何合作项目。1956年4月底5月初，当杨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他在写的关于「θ－τ」、∧和∑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时，是杨主动要求参加合作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
李称杨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根本没有这回事。自接受杨加入合作後，杨为了同李多有讨论机会，才每周到哥大来，而不是在合作之前。5月初杨来哥大时，李说杨已经有一阵子没来哥大了，所以忘了在哥大附近停车的困难。这年整个4月份，除了4月初在罗彻斯特会上见过面，之後李压根就再没见过杨。杨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10月发表了宇称不守恒论文之後才开始的，杨在记忆里把时间前後倒置了。
当杨主动提出要同他合作时，他考虑到杨是他的好友，而且杨又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眼光」，在探索宇称不守恒的问题时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所以杨的参与，无疑将会使结果更加圆满，所以才欣然接受。
杨的专门领域是数学物理，而他的专门领域是基本粒子，要破解「θ－τ之谜」，正是同时需要他们两人的专门知识，互补短长，相得益彰，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1962年，伯恩斯坦在〈宇称问题侧记〉（《纽约客》，1962年5月）中高度赞扬说，「在现代物理学中，没有什么可以和李杨合作相比美的了」，这是对两人合作所作的最有力的肯定，由此也证明李「欣然接受」的决定是明智的。

九、两人是合作者、竞争者和胜利者

李政道说，鉴于1952年同杨合作的不愉快经验，主要是杨一再坚持在发表两人合写的文章时，不顾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习惯，总是要求排在李的前面，对此他已感到不耐，所以停止合作。为此，他替自己定下了一条今後同杨合作的原则，就是除非杨主动提出要求合作，并经过他考虑同意後，才与杨合作。
1955年李同杨再次恢复合作就是按此原则决定的，这次的合作，也不例外；就是在李于1956年4月上旬作出思想突破之後，杨于5月初主动要求参加合作，李经过考虑後才决定接受的。所以才一起写出了获奖的那篇历史性的论文。李坚定地说，之前的整个4月份，两人没有任何合作项目。
也就是说，李原本已经对同杨的合作有所警惕，潜在意识里提醒自己要小心对待。但是，由于当时物理学界在宇称不守恒经证实後带来的巨大变化带动物理学的高速发展，而于1956年至1962年的6年之间同杨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密切起来，对杨的警惕也就随之淡忘，结果果然造成1962年再次分手的大悲剧。 李说，杨从此参与了实际上由他带头并主导的宇称不守恒的探索。他们谈话之後的两个星期，两人分别完成了对整个 β 衰变的分析。他回忆说，两人这时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同时都是胜利者。他说，任何把两人分成谁先谁後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个有关环节是得奖论文的撰写过程：这麽大的事，两人的回忆应该不会有多大出入，可是却出现了令人惊诧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杨在回忆中说，5月底他得了严重的腰痛，不得不在病榻上口述，请他的夫人杜致礼帮忙笔录，才把那篇得奖的论文写出来。由于杜没有受过秘书的专业训练，所以是逐字逐句手写下来的。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
杨追忆说，成稿後给了李过目，李作了几处小改动。接着他便把稿子交给布鲁克黑文加速器部门的秘书凯克小姐 (Barbara Keck)，请她打字。6月22日论文完全打好，并且标上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编号，然后投寄给《物理评论》杂志。10月1日刊出时，题目却被改成了〈对于弱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杨说，论文发表后，他们静待实验的证明。

十、两人争说自己才是得奖论文主笔人

李却反驳说，4月上旬，他把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告诉了斯坦伯格後，就全力投入撰写奇异粒子的弱作用领域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分析和论文的撰写工作，题目是〈奇异粒子弱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这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根本与杨毫无关系。后来他的这篇论文，作为他与杨合写的获奖论文的後半部，并发表在10月份的《物理评论》上。他强调说，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虽然是他起的头，也是他主的稿，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的系统理论性分析却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
5月底，李根据自己4月份的稿子以及两人5月份合写的稿子，写好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完全不是像杨所说那样，忍着腰痛口述而请他的夫人杜致礼笔录。他写好後接到杨的电话，说他腰痛，下一次不能如期来纽约。李说他在电话中告诉杨，已经请哥大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艾琳?特拉姆（Irene Tramm） 女士打好字了。既然杨腰痛，他就就将打好的稿子全部邮寄给杨。几天之後，杨来电说，已全部过目，写得很好，唯一的提议是，题目可否改成《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因为一般物理论文标题上都不用问号，杨说如果使用问号，可以更引人注目。又说，他可以为出版一事作出安排，因为《物理评论》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比邻，改了题目後可以直接交给《物理评论》。后来，该杂志编辑不同意标题使用问号，又改回到他原来的标题，也就是他们得奖的论文标题。
李反驳说，由于论文中有许多是纯科学性的、高度复杂的专业符号和数学方程式，一个丝毫没有专业训练的人如杨的夫人杜致礼，单靠别人口述而写出这样长度的高度专业性论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十一、历史小真相不必都要「水落石出」

李政道说，杨收到论文後并没有立刻将论文交给《物理评论》杂志，而是带着所谓的腰伤全家到波士顿度假去了。他打电话找杨，当然找不到，等到把情况搞清楚之後，催促杨将艾琳打好的论文寄给《物理评论》，已经是三个星期之後6月22日的事了。（这个日期同上面杨所讲的日期完全一致，在这一点上两人没有分歧）
论文于1956年10月1日发表，吴剑雄于1957年1月10日正式宣布在美国国家标准局所作的实验结果证明了杨李两人的突破性想法。于是，「β衰变中的宇称定律死了」，于是李杨两人于这一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无庸赘述。
粱启超对判断史料之真伪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概括说，「当两书同载一事但绝对矛盾时，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粱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页134）据此，杨李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的回忆，虽然讲的是同一件事，却在关键的环节上出现了重大分歧，甚至矛盾，所以其中必有一伪，或两人俱伪。俱伪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李列举了有力的旁证。那么可不可能两人的回忆，部分真，部分伪呢？当然有此可能。
史家如果仔细查对杨李的回忆以及有关的间接史料，将会感到真相几乎呼之欲出。这是纯就事情的本身而言，但是如果就揭露事实真相的後果而言，正如李政道所深知的，「杨李之争对中国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榜样」，诚哉斯言！所以这个真相，在我们这一代不公开地――当然私下里人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判定真伪，也许对维护两人在世人和国人面前的崇高大师形象，也许更为有利；因为大师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高人一等，在道德上更要气度恢宏、虚怀若谷、奖掖後进、成人之美，足堪士林表率。在国内文风、学风、世风日下的今天，我们是多么需要像钱学森这种德才兼修的国宝级大师啊！
其次，虽然历史研究旨在找出真相，但真相有大真相、小真相之别；如果涉及到宇称不守恒突破本身的历史背景、理论分析、实验证明的过程、突破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等重大情节，如有不实的叙述，当然必须追根究底，因为兹事体大，是历史的大真相，绝不能放过。但是，如果所涉及的只是杨李两人之间――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在场――的争论，只是要判定突破是谁牵的头，这只是个可以忽略的小真相，实在不值得史家去花费大力气，非要不计道德和学风、世风的高昂代价，求得个水落石出不可。这是小题大做了。李政道说得好，「既然两人合作的成功，已经得到公认，对科学史家来说，这类事情（杨李之争）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诚哉斯言！就是退一步来说，即使史家果真判定了杨伪或李伪，找出了历史真相，难道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吗？难道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就守恒了吗？难道李杨的大师地位，就因此而动摇了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意大利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针对杨李之争有感而发说，杨振宁的成就已经接近爱因斯坦，何必又那么介意宇称不守恒突破的牵头权呢？
李杨两人的恩师吴大猷于1989年7月14日在给杨振宁的信里说，「整件事是一件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之前争了，而让真相慢慢地展现出来。」智哉斯言！可以看出来，他对两位爱徒的这场有失斯文的恶性争执是非常痛心的，不希望再继续缠讼不休了。
这正是本文的态度，恐怕也是所有爱护、敬仰杨李的华人，以及两人的亲朋故旧、门生同僚共同的态度吧！
这场旷日持久、极为不幸的恶性争论，当两人要说的话都说了之後，当两人要出的气也都出了之後，最终究竟谁真谁伪，谁是谁非，公道自在人心，应该就此划上句号，虽然是个不完满的、令人深为遗憾的句号。两位当事人目前均已进入「形骸已与流年老」的耄耋暮年，何不以「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的豁达谦恕心境，从记忆中摸掉当年一时争强好胜的意气之争，转而重温亲如兄弟时合作破解大自然奥秘的伟大天才杰作的美好岁月，岂不更将传为千古美谈的佳话！
适值李政道80大寿（11月25日）前夕，欣闻国内将于11月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高规格贺寿大会，作者无法亲临其盛，特以此文作为贺礼，聊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