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评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打印页面

这篇文章在2008年写了一半，放下了。最近有人感兴趣，也有点空，便将它写完。刚好有朋友问起我两年前如何质疑过张闻天的能力，又看到何方老先生要张闻天“进退失据”的证据。所以这次把全文分两部分放在这里。

事情已经过去56年，可是还不断有人在重复那些假说，而不去看事情的真相。我认真看了先父熊向晖为澄清这个案件所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查阅了《周恩来年谱》中的相关记录，有了自己的看法。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是国民党特务为了破坏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策划实施的一次恐怖谋杀。他们在中国代表团包租从香港起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使机上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3名外国记者和5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

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原定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这架印航飞机去雅加达。但是后来周总理没有从香港走，也就未乘坐这架飞机。

于是，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在重复这样一个臆测：周总理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搞暗杀行动的情报，因此改变了行程。

不知道这个臆测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做出来的，但是后来有很多人，确把臆测当成了事实，并经一些媒体的传播扩大了其影响面。

周总理是不是因为得到了暗杀情报，才改变了行程？仅以常人的智商判断一下，也不该把这种臆测当真。

第一，据当时收到的情报，国民党特务策划在香港、印尼两地对周总理实施暗杀。周总理在香港和在印尼的风险，是同等的。如果因为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搞暗杀的情报，周总理就以改变行程来规避危险，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印尼？行程可以改变，目的地能改变吗？果真是以规避危险为第一，那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去。反正在那个时候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的名单还没有公布（是爆炸案之后的4月15日才公布的），周总理又刚刚做过阑尾手术，不去印尼的理由很充分。而且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当时政治局开会，也提出总理不要去印尼的意见。但是总理考虑各方面影响，还是坚持以身涉险，亲赴万隆。

第二，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日开幕，“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发生在4月11日。此前印尼方面并没有邀请周总理在会前访问该国。我们平常赴约会，都不会提前太早，一个国家的总理又怎么可能提前一个星期到东道国去？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 3月12日中午，周总理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当晚手术。3月28日，周总理接受会诊后出院。4月1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报告杨尚昆，周总理“伤口恢复很好”，但听说总理近来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建议“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腹部应包腹带，注意饮食，并须由保健医生随行照顾。

吴努希望周总理在4月13日左右到达仰光，与印度、埃及、阿富汗等国领导人商讨万隆会议有关问题。总理表示有困难，因为当时总理准备从昆明乘汽车到中缅边境，这需要5天。——这段路我在1990年代走过，一路山路盘旋，走来非常辛苦。那时总理已经57岁，又刚刚做过阑尾手术，决心走这样一条路，的确要有超人的毅力。

后来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安排，派印航一架飞机于4月14日来昆明接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去仰光，这才免去总理的山路劳顿。

因吴努的邀请改变行程的并不只是周总理一个人，而是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们都需要到昆明集中出发。“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遇难中国人员，大多是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团记者。

此时，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已经获悉周恩来不走香港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对代表团的打击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的实力，乃令其手下仍按原计划进行恐怖暗杀。

在为仰光会议和万隆会议做准备的繁忙工作中，周总理在昆明依然关注着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和有关人员的行程安全。

4月9日晚，周总理显然接到了更新也更具体的情报。他从昆明打电话给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其速告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根据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署名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记载：4月9日当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还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处进行交涉。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

4月10日8时一上班，董越千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9点30分，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请注意总理电话通知、外交部办公厅获悉的情况与张越交涉时措辞的差别。

总理要求告诉英方和印航的是：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

外交部实际交涉时告诉英方的是：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

这不是细微的差别。要炸飞机，必定是可以接近飞机的人员。安保的范围会集中在飞机本身。而阻挠和捣乱，范围可以漫无边际。事后来看，香港警察一直注意的是有没有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飞机，制造困难。其注意对象显然主要是飞机以外。

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和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所要求的强烈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显然，外交部和英方的交涉内容，与总理的紧急指示，严重不符。

执行交涉的是张越。但是，张越作为一个副司长，不可能自作主张决定和英国人说什么，怎么说。他甚至未必知道总理电话通知的实际内容。

当时总理不在北京。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张闻天。这个交涉的口径，张闻天难辞其责。

张闻天为什么不按周总理的紧急指示和英方交涉，却做出这种大而化之的改变？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书生气十足的张闻天不相信国民党特务要搞政治暗杀的情报！

情报往往纷繁而混乱，彼此还会有矛盾。所以，并不是什么人都善于分析和判断情报，遑论利用情报。这需要掌控全局的能力、心胸和水平，以及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在这一点，张闻天显然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

还值得注意的是，4月9日晚董越千接到总理指示后，连夜通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黄作梅。但是过了一夜，4月10日上午上班后，才向张闻天汇报。

的确，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但是，英国驻华代办处如果夜间找不到人，通过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英国政府交涉应该可行——英国比中国晚8个小时，此时正是他们上班的时间。

我们从多年跟随张闻天工作、为他起草文件并在他家值夜班，但不是张闻天秘书的何方老先生的有关回忆中得知，“张闻天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所以“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是不能打搅他的。而“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后起草要在首都群众声讨美蒋特务罪行集会上讲的发言稿，在何方50多年之后的描述中，都还是“零碎的事情”，总理要交涉的一个指示，显然不是张闻天认为“特别紧急的事”。

我们无法断言，如果原原本本按总理的意思交涉，爆炸案就可以避免。但是，最起码，在事后的外交交涉上，我们会主动得多。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他采纳了同在昆明准备万隆会议的章汉夫和乔冠华的建议，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并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要张越再问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4月10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特别交待，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

总理做这些交待的时候，还不知道张越4月10日与英方交涉的具体内容。这样考虑，体现了一种扎实稳妥的风格，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然而，4月12日下午新华社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并没有“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

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

显然，这是把先前掌握的情报以“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英方这样的措辞含糊其事。

而且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说，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没有见到外交部就此点对英方的反驳，恐怕因为这也是实情。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张越4月10日和英国参赞的交涉，是照本宣科。

问题还是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他主管全局，让一个对此事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官员去交涉这个事情，连必要的背景情况都没有告诉。被动啊！

其实，即使4月10日的交涉没有提到安置爆炸物的事情，在声明里如实回顾交涉内容，也并无不可。因为发表声明、提交照会的目的，是要敦促香港当局破案。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情报，出了这个事，英国和香港当局也有责任调查破案。毕竟飞机是从香港起飞，当时香港又是英国管着。

可是，大凡水平不高的人有了过失，第一反应通常是摘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解决问题。外交部声明的不实事求是，使得我们本来有理的事，也显得气短了。更何况当时对飞机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开始调查，声明里已经一口咬定这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从不相信暗杀情报到以情报为依据发表声明，张闻天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然而情报还没有得到证实，就在声明里强硬地下了断言，难以服人啊！尽管情报并不错，但是这还不是以它为依据下断言的时候。

今人看这篇外交部声明的文字，大概已经看不出什么不妥来了。可是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就会知道它含糊其事的强硬，在外交上给中方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本来发声明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求英国人承担破案的责任。可是我们硬生生从声明里读出了三层意思：我没责任，你有责任，你得破案。

以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外交声明来摘清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引火烧身么？

所以英国人坚决不认帐。英方在4月17日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

但是在这里，英国人玩赖是行不通的——他们的责任无法摘清。即使在飞机出事的问题上他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调查事故原因，他们的责任也无可推卸。

4月17日，印度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据3位生还的机组成员报告，使飞机失事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

飞机从曼谷飞香港的时候还好好的，从香港起飞之后爆炸，这个“外来原因”只能产生在香港。而当时香港的治权在英国，他们怎么能没有责任呢？

香港当局在飞机出事之后的不承担责任和不作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中国新闻媒体连续发表了中国各界人士的谈话，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

英国人居然生气了。4月26日，杜维廉代办来见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说，对中国新闻媒体对英国当局的指责，英国政府很不满意。

但是在飞机出事之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港方一直没有作为，也太说不过去啦。

责任是推不掉了，英国人还要找个台阶下。杜维廉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将飞机失事前所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可能找麻烦以及事件发生后断定飞机是被破坏所根据的情报，提供给英方，以便利香港当局的调查。

张闻天的漫不经心掉以轻心进退失据，英国人的老奸巨猾拖延耍赖，将“克案”做成了僵局。台湾媒体甚至造出了“克案”是中共“自导自演”的舆论。最后，还是有些人腹诽“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周总理，因势利导扭转颓局，使“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联手印度，既是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也是这场外交战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着妙手。

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客观条件，对中国相当不利。且不说张闻天的失误造成种种被动，就说策划组织这起血腥谋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远在台湾，我们也鞭长莫及。而实施谋杀的国民党特务，虽然近在香港，可是对那块中国领土，我们还没有收回主权，没有治权。当时对香港行使治权的英国又推三阻四，不承认爆炸案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凶手一一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为了世间公道，从实际出发，中国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目标，就是迫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展开调查，让“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被炸的飞机属于印度航空公司，死难者中有5位印航机组乘员。这就使得印度和中国一道成为这桩谋杀案的受害者。

和成立还不到6年的新中国比，印度与英国的关系要深得多，国际影响力也大得多。拉住同为受害者的印度促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不仅为中国的诉求壮大了声威，而且也使中国和英方打交道既有了回旋余地，又有了见证——通过印方向港方提供我们掌握的情报，印度政府会了解实际情况，香港当局也无法赖帐。

早在4月14日，刚到仰光的周总理在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见时，就谈到，中国、印度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

4月26日，仍在印尼访问的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国政府获悉，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总理，他指派调查飞机案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尔·纳·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去香港。

4月27日，周总理在印尼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万隆会议本身的日程，以及当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有多么紧张。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只有6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余对中国都怀有深深的敌意或疑惧。周总理既要参加大会，做大会发言，又要一个一个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交往，做工作。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历史的记录表明，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

奉派代表周总理和中国政府前往香港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一起调查此案的，是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的先父熊向晖。

5月7日，周总理回到北京，8日下午即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总理请赖嘉文告尼赫鲁再转告艾登，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在调查飞机失事一案上给予合作，并表示“中国愿意提供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今后调查所可能得到的材料”。 5月12日，周总理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的中、英文本交给高氏。此份情报已经指出此次暗害活动的主持者、指挥者，以及具体执行者即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5月15日晚，周总理接见杜维廉，告之中国政府准备派一位代表与高氏5月17日去香港，通过高氏与香港当局联系。

5月15日夜，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亲自向时年36岁的熊向晖交待任务：高氏代表尼赫鲁，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你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总理强调：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此案复杂，不但涉及蒋，而且涉及美国和英国，所以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也是受害者，但是看法和态度不一定和中国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原则来处理。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这个交待，清晰而理性，有效地指导了熊向晖后来在香港3个月的工作。

距5月17日离京赴港，熊向晖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虽然是仓促上阵，准备却相当充分。由李克农、罗青长、章汉夫、黄华在5月16日分别向熊向晖介绍情况，并取得英国代办处给他和助手及译电员3人一个月的香港签证。当晚，周总理约见赖嘉文和高氏，黄华与熊向晖参加。

在一天的准备中，熊向晖注意到周总理5月9日下午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时对英国政府提出的5点破案要求，其中包括：中方提供的材料不得透露给港英当局的华籍职员和与美国有关系的外籍职员；对材料中所提人员应予监视，防止逃跑；对关键人员进行审讯等。

事后证明，这几点要求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言之有据，十分必要。

从联手印度到对英国政府提出这几点破案要求，周总理已经彻底扭转了“克案”初期的被动，赢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

5月17日，熊向晖及随行人员和高氏乘中国民航飞机到广州，5月18日，他们一行由广州乘专列到深圳，之后抵达香港。抵港不久，高氏即将我方提供的情报面交港督葛量洪。

当晚，英警偕华籍译员按我方开列的12人姓名住址搜查。对其中4人分别拘留、逮捕或监视，5人未找到，而凶手周驹则于当天上午乘飞陈纳德航空公司的机“偷渡”台湾。

5月19日，高氏将头晚抓捕情况告熊向晖。熊当即表态：一，证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完全正确，证明飞机确实是蒋特所为。二，香港当局仍应竭力追回周驹。熊并提出四个问题：一，为什么周驹恰巧在高先生和我到达香港这一天逃走？二，飞机怎么能有人搭乘偷渡？三，按国际惯例，陈纳德的公司有责任把偷渡者送回香港，为什么会让他到了台北保安队手里？四，香港当局说，周驹在5月18日上午10点16分从启德机场下班，又说他5月18日上午10点乘美国飞机逃走，两次时间和事实为什么不一致？

高氏说，前三个问题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忽略了第四个问题，没有注意到那个16分钟的时间差，认为熊向晖比他高明。

高氏和熊向晖合作愉快，但是其中不无反复。主要是高氏一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中间人，对这个任务沉不下心来，呆不住。

刚到香港后，高氏认为，中方情报已提供给港方，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可与熊向晖直接接触，他的中间人任务即可结束。熊向晖告诉他，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工作刚开始，你我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

案件有了一定进展之后，高氏又对熊向晖说，港方对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材料的正确性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并在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他现在对破案信心倍增。他认为中方提供的情报以足以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建议熊信任港方，让他回国。熊向晖则对他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作为朋友，个人建议，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你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这两次熊向晖对高氏的表态，都及时报回北京，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5月24日北京给熊向晖的电报中指出：通过高氏转达我们与港方之间的情况和意见，比我们直接与港方发生关系有回旋余地。可告他奉周总理指示，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到破案为止。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做法。

熊向晖将北京来电告诉高氏后，高说，周总理对他的夸奖及要他继续留港是对他的极大信任，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对总理说中印关系的话，极感兴趣，要熊向晖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

由于周总理亲自抓了对高氏的工作，高氏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对办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中间人变为当事人。当年8月中，由于英方明显有包庇案犯的嫌疑，办案不力，中方决定召回熊向晖，给英方施加压力。此时，和熊向晖一起在香港已经将近3个月，曾经数度要抽身而去的高氏，却主动提出单独继续留在香港，观察情况。

高氏是印度的高级情报官员，精明干练，对尼赫鲁和后来的英·甘地夫人忠心耿耿。在办理“克案”过程中，周总理联手印度前前后后做的工作，令高氏十分钦佩。这样的工作使他不仅愿意出力，而且愿意尽心。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每当香港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或者反复，熊向晖电告北京后，北京马上就做出反应，或者约见英国代办，或者与印度大使洽谈，督促香港当局将警察司中参与办案的台湾特务一一清理，克服办案中的种种阻碍。

6月初，港方通过奉尼赫鲁之派来港督促办案的印度最高情报官员、高氏的上司马利克对熊向晖表示，他们虽然承认被捕人犯是台湾方面的特务，可能将其驱逐出境，但是却不能将其与“克案”联系定罪。熊电告北京，提出，这个反复的后面可能有美国压力，建议做英、印上层工作，至少争取港方公开承认此案系蒋特所为。

周总理得知此情况，6月4日当天下午就接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请他将这一反复转告尼赫鲁总理，指出：港方既已承认事情发生在香港，一再认为我方提供的材料可靠，从捕获和侦察到的人犯中联系起来加以追究，即不难获得充分证据。如果港方认为这些人犯因无证据，不能判罪，只能驱逐出境，就说明它想把此案草草了事。我们得到材料，蒋介石通过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要香港政府把逮捕的人驱逐出境到澳门，并交还文件；否则对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将不予保护，还要派人到香港来捣乱。此外美国也在施加压力。看来这个材料是正确的，而港方过去否认这一点。关于马利克对港方态度没有异议，周总理表示诧异，怀疑这是否代表印度政府的意见。

6月8日，赖嘉文见周总理，告知尼赫鲁的表态，请周总理不必有任何怀疑。印度一定尽一切力量使调查彻底地继续下去。

当熊向晖把这些交涉情况告诉高氏时，他说：你们的效率真高啊！你在这里跟马利克谈，你们总理又找我们驻华大使谈了，连我们总理也知道了。

这效率，不是因为周恩来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对同志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也是他令海内外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士一概折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给有意包庇案犯的英方施加压力，中方将熊向晖召回。他于8月18日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已去北戴河，让他先向外交部汇报，廖承志参加。

汇报由张闻天主持。熊向晖还没有开口，乔冠华就说，这个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件事拖的太久。他认为由外交部按一周前给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

这令熊向晖非常意外。刘少奇虽然是地位高过周恩来的国家领导人，但是这场危机始终是周总理在直接处理，其前因后果刘少奇未必明细。尽管少奇同志同意了乔提出的方案，可这未必是他的决定。所以熊向晖据理力争：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见，但这件事是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已经以总理的名义邀请高氏来北京，高氏还没有来，就单独发表声明了结，这不合适，应该先报告总理。

在场的廖承志当即表态：应该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章汉夫也认为应该先报告总理。

乔冠华为何节外生枝，从未见当事人的任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对这场“相持战”不胜其烦，对英方能按中方的意愿了结此案没有信心。当然，他显然对死难烈士也缺乏周总理那样的感情。

幸亏熊向晖没有被“少奇同志已经同意”的大旗唬住。否则，周总理联手印度促使英方破案而好不容易扭转被动开创的新局面，就会前功尽弃。

熊向晖回京一个星期之后，高氏于8月26日从香港来到北京。第二天，周总理就见了他，之后又请他再餐叙。

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章汉夫副部长提交了周驹的罪证摘要，其内容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系台湾特务机构指示周驹所为。香港当局9月3日发表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9月4日，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赫尔曼面见国民党台湾省“主席”严家淦，要求将犯罪嫌疑人周驹交回香港当局。

尽管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是此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密谋“克什米尔公主号”谋杀案的所有凶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在与印度联手促使英方港方破案的过程中，一大批混进香港警署乃至政府机构的国民党特务被揭露和清除。所以，熊向晖在总结此案时，认为，这个案件“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和智慧，在案发后的不利局面中，周总理联合印度向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进行了坚决而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

时隔56年，“克案”仍然不失为外交危机处理的一个典范。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的人对工作对同志的态度，掌控全局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能否把工作做到人心里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