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抗战壮丁营如同纳粹集中营

高戈里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专题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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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按语

前段时间，博联社一位中共党员贴出一篇题为《抓壮丁与蒋介石独裁》的文章，评说《抓壮丁》"对蒋中正先生的讽刺实在不够公允"，讨论中，该中共党员向我郑重建议：应该"走出国门"，看"历史档案（如美国）"。为了不辜负这绝好建议，我将美国人以及国民党文武高官关于中国抗战壮丁的历史记载陆续贴出来，与各方共享。

西奥多·H·怀特，中文名字白修德(1915--1986)，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与贾安娜合著《来自中国的惊雷》，对国民党军队虐待抗战壮丁，有过非常详细的记载，现摘选如下：

七百万抗战壮丁无影无踪了

多年的僵持局面，已使中国军队成为软弱的、军心不振的、没有组织的一大批人，被敌人鄙视，被它自己的人民视为外人，被它的政府忽视，被它的盟军嘲笑。谁也不会怀疑中国士兵的勇敢，但中国军队本身却并没有运动力，并没有实力，并没有领导。

简明地列一些数字，要比写几本大书，更能说明中国军队的状况。一九三八年，当日军初步攻势结束之际，华军共有四百万人。这之后的六年间，中国政府每年征兵一百五十万人；至一九四四年，军队的名单上至少应有一千二百万人，但当时只剩四百万人了，就是四百万人，也还是客气的说法。其余八百万人哪里去了呢？谁也无法确知。这其间僵持的数年中，战死和受伤的也许有一百万人。其余七百万人就干脆无影无踪了。他们失踪了，因为有些人由于疾病和饥饿而死亡，有些人个别的开小差回了家，或大批的投降了敌人。

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中国有征兵制，征兵的方法是最简单和最无情的。中国的征兵毫无编号，体格检查或合法免役等办法。重庆政府决定要多少人之后，就指令每省应出人数，各省再指令各县各乡，于是就开始征召。在某些区域内，征兵比较诚实点，但整个而言，办理征兵之贪污腐化，不可以言语形容。有钱的人是绝对不必参战的，各地官员以划一的公开的价格，把免役证卖给有钱人。任何农民，只要凑得出钱，就可以贿赂避免兵役。最后被抓住当兵的人，往往是最无法离家的人。一区内壮丁拉光之后，就绑走过路人，或从有组织的壮丁贩子里购买壮丁以充数。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了。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从没有假期，从不回家，极难得收到家信。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受训之后还活着的壮丁到达前线军中，其境遇比被征时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中国军队是在战场上慢慢饿死的。如果运气好，官长诚实，而且一切都按照规程办理的话，中国士兵所吃的是米饭和蔬菜。他的口粮照规定是二十四两米一天，但是十分不足的。米以外的食品，偶而有些青豆萝卜之类。

军中病症千奇百怪，最多的是由于挨饿而起的病。由于他们的体格被恶劣的食物、失眠以及多年的前线生活所腐蚀，浮游着的任何传染病都极容易侵染中国士兵。

华军内部的贪污，好象心脏里生了癌

华军内部的贪污，好象心脏里生了癌，四肢百骸都受感染。战争将近结束时，差不多每一师每一军都是受个别待遇的。每个师长领到一笔钱后，就随意拨一点出来作为军医、饷银、菜蔬以及作战意外事项的开支。在通货膨胀日益厉害的时候，军官们也许觉得比起国内任何集团来，自己站在贪污的最好的战略地位上。譬如，一个师长领到了一万人的饷银和军需品，应该层层发放给他的部下。但花名册上有一万人的一个师，实际上也许只有九千人--或七千，或五千人！花名册上的兵力和实际兵力的差数，就可以衡量一个指挥官塞入腰包内的钱究有几何。不仅如此，他给活着的兵士吃得愈少，他的利润愈多。揩油之弊，在中国军队里不胫而走。薪饷表是虚报的。米账是虚报的。这弊病弄得这样彰明昭著，以致将军们认为贪污是自己的权利。每师应有一万人左右，但很少有一个师在六千人以上--而且光是补充病兵死兵，也得经常征调新兵入伍。至一九四三年，有些部队每师官兵少至二千人。

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

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在官长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训练班里的美军人员抱着嫌恶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晒在炙人的太阳下，直至昏倒为止。士兵不仅是军官的私人仆役，也是军官太太和家属的私人仆役。事实上，士兵如获得机会成为军官太太的仆人，就交了好运了：他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脱掉制服，换上白色的仆役短衫，又变成一个平民。部队行军时若经过其中很多士兵的家乡地区，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些人这就会走入山中，一去不返。有一支八百人的部队从华北的甘肃出发，行军到昆明去入美军办的训练班，在路上有两百人病死，三百人开了小差。另有一师人从华北向南行军--也许是快乐的，也许是不快乐的，要看各人的观点如何而定--经过四川。该师大多数士兵原来是从四川征出来的。该师出发时七千人，到达目的地时只有三千人，因为整排整连的人失踪回家了。

对于中国若干高级军官，最客气的说法，也得说他们是不够格的。他们除了偷窃部下的食物和钱款，漠视他们的疾病，残酷地殴打违背纪律的人以外，自己也是很坏的领导者。......在战场上见到过中国兵士的人，谁也不会怀疑到他们的勇敢，但指挥官这样无益地浪费他们的勇敢，使旁观者为之伤心。

是军官让士兵变坏

遍布华军内部的残酷和痛苦，不仅使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堕落，也使一般士兵变坏。士兵被看成饿着求饭吃的狗，他所受待遇如此，就设法从比他更弱的人--农民那儿尽量攫取东西，这样采解决自己内心的不满。

一九四三年，有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奉派至鄂西，对"鄂西大捷"作一报告。中国报纸上是把这次"大捷"吹成为可和斯大林格勒之役相等的胜利的。他在此役结束很久之后写下一篇通讯，这篇文章未得刊出，是幻想破灭和失望的范本。这位记者并未发现胜利，却发现此役华军损失了七万至八万人，敌军损失了三千至四千人。更惊人的，是他发现人民是冷淡的。他的通讯说：

在政治上，为什么农民成为我们的敌人呢？因为我们自己把他们推到敌军方面去。在敌军到达沣县和津市之前，形势危急时，当地驻军下令人民疏散，每家只准留下一人。两天以后，又有一道命令叫人们全体撤退，一个人也不准留。如有违背，以汉奸论罪。老百姓走了之后，（中国）驻军就在全城抢掠，把抢到的东西搬走。年纪太老不能离家的以及不愿离家的人，全给杀掉。有时连房子也一起烧掉。我到津市的时候，驻军抢来的老百姓的衣服仍在市上出售。我和老百姓谈过话。开头，他们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后来我提起重庆，说我是来视察的，他们就左顾右盼，看到没有人在旁边，其中一个人就把四个指头放在桌上，然后再把手翻转来。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要说的是（中国）四十四军把全城抢光了。他低声对我说，驻军曾经强奸，抢劫，放火，杀人。老百姓知道军队抢光了该城后，就想回家，但军队不准他们过去，要过去必须出钱。每人得缴献五百元至一千元。八十七军也是如此。

在前线旅行的时候，许多人告诉我说，他们觉得敌军到来时不会有什么扰乱。这使我很诧异。老百姓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消息，是值得加以调查的。事实上，敌军进占时，并未扰民。他们在任何地方过路，都只要求茶水。于是大家都说敌军比国军好了。他们说起国军时，觉得自已是第三者，仿佛那不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敌军撤退时，却大规模地烧杀，使他们懊悔都来不及了。敌人对中国人民，是异常奸猾诡谲的。

提高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惊人的简单"

史迪威要求把这种自私，无能和腐败从指挥部里清涤出去，让一九四四年的中国军队--一支如此贫病与饥饿的，在骇人听闻的领导和野兽般的虐待之下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缅甸．史迪威捡起了一九四二年战役后的中国残余部队，把他们从渣滓锻成了战争中钢铁；他所用的方法其实是惊人的简单，但是却无可非难的成功。他给他们给养．给他们衣服，训练他们，武装他们；于是缅北这支军队的中国军官开始懂得了一个现代后勤制度的用途，也学会了领导进攻的技巧。史迪威曾经带领着这些军队深入丛林地区，让他们个别去领导，信任他们，加强他们胜利的信心。两年来，他曾企图把中国国内更广大的军队也变成象他在缅甸所创造的精兵。但是他每一步都得去争取纸上的协议；就是后来纸上答应了，实际上还是毫无结果。

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中国就答应过让美国人用现代方法和技术来替中国训练一支三十师的大军；可是当协议成立以后八个月里，他们却都不在纸面上把师名指定。他们答应了史迪威，给他头等体格的士兵好进行缅甸的攻势；可是送到美军军营去的，凄惨的，残废的，和营养不足的壮丁当中，百分之五十都不得不在第一次体格检查时就退回了。虽然中国曾经答应过一定保持史迪威几个进玫师的人数充足，可是当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时，他在缅甸的军队就有几千个缺额，滇西怒江区的几师更有上万的缺额。一九四二年时，史迪威曾经要求过，至少要给在前线上的中国军队充分的饮食，可是十八个月以后，由于他的催促，也不过只是在中国军队的盐泡饭的伙食上每月加上了一磅肉和几磅豆而已，而且就是这样的所谓改进，也只限于少数在怒江的精锐师。

"中国最黑暗的史迹"

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由于政府的虚伪誓言硬说今天一切均已改善，痛苦就变待愈益悲惨可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用金钱来避脱了兵役，保甲长之流就无法征足额的兵。于是为了要供应足够的"人肉"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巡逻队，逡巡四乡，绑架路上行人，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的大亨。军官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做着同样的交易，所以对于壮丁的体质衰弱等，也没有了怨言。在成都，一个黑市的壮丁--被这种巡逻队绑架而去的肉票--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

在四川某县里，一个村长带着他的武装村兵把守在交叉路口，抓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和他的孙儿。那孙子原本是陪着他祖父去医院看病的，但这理由并无济于事，村长还是把他们抓进了壮丁营。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的村长亲自带了他的卫队到船埠上去抓船夫，船夫出示证件证明他们正从事于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且都是免役的。可是结果是，两个人被活活淹死了，一个被鞭打至死，一个的手指被砍去，十多个人被抓了去。还有一次，一个连长带了他的士兵去大路上抓壮丁来填充他的兵额，抓到了一个便衣的路入。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比这连长位置更高一层的营长，这连长于是恐怖万状，当场就把这营长打死，随后又畏罪自杀了。尽管政府的宣传机构不断散布堂皇的诺言，恐怖依然笼罩着所有乡村的道路。壮丁都纷纷逃离家舍，在丛山中组成匪帮以待抽丁的平息。青年农人都不敢赶猪担米去城里售卖，怕的是在路上人财两失。

抗战壮丁营如同纳粹集中营

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怕为国家出力卖命，人民的爱国心是从来没有低减过的。只是他们个个都深知壮丁营是个什么样子。政府的规定就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反证。政府的规定是：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砂粒，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用件，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战斗部队的情况是够可怕的，但是与壮丁训练营比较起来，前者就成了天堂。壮丁吃到的比挨饿度日的士兵还要少些，有时他们连水都喝不到。他们当中许多都被剥了衣服而睡在泥地上，他们被鞭笞：死掉的壮丁底尸体可以放在那里几天不管；在许多区域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甚么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据说还有一队一千名的壮丁，由于训练官员的失职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