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之六：
“喝兵血”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打骂、残杀士兵是旧中国的一幕悲剧，“吃空”，则是一出闹剧。
所谓“吃空”，又叫“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
“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吃空”，一般吃基层连队和独立排的，机关的兵员不但不缺，往往还超编，因为军官需要人侍候，侍候人的人是断然少不得的。通常，连队的“空额”不光是连长自己的，还有上级长官的。上级长官也不是每个连队的“空额”都吃，下属留的“空额”有的吃得到，有的吃不到，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暂编第52师“人事、经理自成一系”，上司就吃不到该师的“空额”。第182师师长在其所辖3个团中，因第545团是他从原暂编第19师带过来并编的，所以该团的“空额”他就吃得多一些。当然，长官吃下属的“空额”也不白吃，对吃得多的单位，他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在兵员、经费、装备的拨补上，在职务的提拔上，在战区布防和作战部署等方面，多给他们一些关照。
军官究竟能吃多少“空额”，没有完整的资料记载，只能根据一些零星文献、口碑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了解一个梗概。
国民党独立第95师有“赵子龙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嫡系。据该师师长张伯权回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一人就吃800个“空额”，仅在独立第95师就吃150名“空额”。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只及报表数的百分之六十”。
基层官佐也能“吃空”。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第1连排长赵谦说：他所在连队有15个“空额”，据说这是陇耀师长规定的，让连长们吃了“空额”以后，就不要再克扣士兵的粮饷了。
原国民党第546团特务连一等兵李开国起义后不久，调到该团5连任文书，接原文书开小差后丢下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发现人头不对：花名册上有名有姓的士兵150余人，可是实际上，全连还不到100人，起义后开小差的充其量也就十来个人。
开小差的文书后来无处可去又回到部队，他告诉李开国：“5连花名册上有40人左右是按照当官的吩咐乱编的名字，叫‘空额’。这40多个‘空额’有连长的，也有上级长官的。”
经老文书这么一指点，李开国想起来了，部队从吉林市仓惶撤到长春市时，武器装备大量丢弃。国民党国防部在为其拨补武器装备前，曾派人前来“点验”。“点验”要数人头，抽花名册当场呼点。为了应付国防部大员，第546团临时拆散了一个营，将士兵分配到其他两个营和团直属队。每个临时分去的士兵都被按照花名册安上了个假名字，你叫“王老二”，他叫“谢小三”，等等。喊到假名字时，顶替者必须答“到”。拆散了的这个营，对国防部大员则以“在城外执行守备任务”为由予以搪塞。其实，“点验”第546团时，该团的守备早已被其他团接替。
很难说第546团的把戏不会被识破，蒋介石的钦差大臣再笨也笨不到哪里。“吃空”在国民党军队比比皆是，太司空见惯了，不“吃空”反而不正常，不然，国防部还派人来“点”什么“验”？不过，这也没什么难处，有钱能使鬼推磨，安排好国防部大员吃喝玩乐，再塞点“包袱”，不愁他不闭上一只眼睛。
这次“点验”第60军破费了多少，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是，各级长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蒋介石撒了个弥天大慌，狠狠地捞了他一把。不捞白不捞！
不少起义士兵都记得，撒谎的不仅仅是部队长官，分队长官也撒谎。国民党军队当官的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很少深入基层。上级长官于光天化日之下敢欺上瞒下，连长们何尝不能也干点瞒天过海的勾当？上行下效，背着上级长官发点小财，顺理成章。
于是，军、师、团长们不时地也要“点验”所属分队，抽查人数。“空额”可以吃，但兵也不能太少了，否则，谁来打仗？
遇到这种情况，连长们也要“借兵”。通常是连队之间互相借。若不成，则找来一些老百姓，给他们套上一身军装，管两顿饭，最多给点小钱，完成冒名顶替任务，再扒下军装放他们回去。
“吃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隐瞒作战阵亡士兵数。据暂编第21师参谋长杨肇骧著文回忆，1947年秋“吉林保卫战”结束后，国民党第60军少报了数百人的伤亡，一方面是为了邀功请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领经费、粮饷。
第60军的兵员经上上下下各级长官这么一折腾，部队的军事实力只能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军长、师长说不清，解放军干部派来后，也只查了个大概：长春起义时，全军报称2.8万人，实际进驻九台2.3万人，其中还包括“空额”、冗员、冒名顶替及大批眷属。解放军干部全部到达后，才对相当混乱的部队进行了彻底清查整理，清查出来的实际人数为1.9万人，其中军官2714名。
由于部队起义后的逃亡人数无法统计，上述数据只能概略地反映国民党第60军“吃空”的大致面貌。
“空额”，由带兵长官掌握、开销。划给连长的“空额”，一般是连长自己吃，也只够他自己吃。团以上部队长的“空额”由于数量较大，通常交军需部门经管，列入“特账”收支。
纳入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特账”的“空额”，1948年初，至少有133名，其中在第2团“吃”到44名，在第3团“吃”到11名，在师直属队辎重营“吃”到78名。
李嵩师长的“特账”不分公私，其收入来源，除了从下属团队收上来“空额”兵饷和粮代金等经费外，还有“制作符号剩余款”、“购买大车剩余款”、“行军锅灶剩余款”，上级拨发的“犒赏费”、“防寒费”，还有从吉林铁路局警务处带到暂编第52师的“滚存结余款”等等。在所有资金来源中，通过“空额”吃进来的“饷项结余”和“结余粮代金”占半数以上。
顺便提一句，所谓“购买大车剩余款”和“购马剩余款”，很可能是1948年3月该师从吉林撤往长春途中抢劫老百姓的牲口和大车卖的钱，因为在时间和数量上，这笔资金来源与控诉运动中该师官兵揭发的情况大致吻合。再说，李嵩若真的贪污装备款，他未必敢如此做账。
上述所有款项的开支，均由师长一人说了算。这种私有性质，在旧军队天经地义。李嵩师长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支汇妻子蔡凤仪和长沙亲友李世辉等人的款项，均从这里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款项虽然归师长任意支配，但师长并不独吞。有些公务活动也要从其中开支，如“特支费”、“犒赏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等等。不过这类开支只占10%左右，且其中多数款项后来又转到“临时费”中去了。军长给的“犒赏费”，“犒赏”到部下头上的仅占13%左右。
“特账”还有一项较大的支出，就是给部分军官送钱，予以补贴。送钱的对象一般是副职或不带兵、没有经济权的军官，当然，都是用得着的人。至于钱送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师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
各级长官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占有，强化了他们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各级长官对这些不义之财的任意支配，强化了内部封建的忠义道德，而一旦培养出一批感恩戴德的部属，自然不愁打起仗来没人为自己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军队的私有性质，随着金钱与地位的循环、流动、交换，也不断被强化下去。
“吃空”，在今人看，似乎荒唐得不可思议。
“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总打败仗？”许多起义官兵都这么说。
起义官兵还说，“吃空”，是旧军队最低级的贪污。
基层军官的“空额”不是少吗？贪财者自然会挖空心思打一些在士兵身上榨取油水的鬼主意。
从昆宜师管区基干团这个人间阎王殿里熬过来的李开国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师管区，他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每顿只给一碗稀饭，饭里掺了不少稻子，还尽是沙子，吃下去直拉肚子。就这样的饭，吃起来还限制时间，5分钟一到，哨子就响了，没吃完也得把碗放下，说是“锻炼军人的战斗作风”。
最初，大家都以为是上级拨的粮食不够吃。一次出公差到粮店去扛米，李开国才偶然从侧面听说，士兵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半，而士兵们吃到嘴里连一斤都不到。从那以后，李开国开始留心观察没吃到嘴里的粮食都哪去了。
原来，每次到粮店买米，连队管伙食的特务长（即司务长）都要单独挑几个兵跟着他，别人扛一包米回连队，只跑一趟，这几个兵却要进粮店里扛两三次米，而扛回连队的只有一包。很明显，一部分大米被他们扛到附近一个什么地方，盗卖了。
这些当官的不仅克扣士兵的伙食费，在师管区最后半个月，新兵的一切训练统统停止，全部上山砍柴。砍回来的柴，一律送到县城各家客店。半个月下来，县城周围山上的柴砍得光光的，县城客店里的柴都堆得高高的，军官们的腰包也装得鼓鼓的。士兵出完了力气，分文得不到，全部被送往前线，抗日救国去了。
转业到成都市煤建公司任副经理的齐云阁，长春起义前两个月，因没饭吃，被迫到暂编第52师第3团通迅排当兵。齐云阁记得，那段时间，因长春被封锁，粮食特别值钱，1个玉米面窝头能卖到18亿元东北流通券。排长在长春城内有家，他经常背着大家偷偷把克扣下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去换金银首饰。长春起义后，排长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开了小差，以后再没见着。
军官剥削士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扣饷”。“饷”，是士兵的津贴，军官的工资叫“薪”。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士兵该发多少饷，在笔者采访的起义士兵中，竟无一人说得清。
龙培，在暂编第21师第3团重机枪连和第182师通讯连都呆过，他说：“旧军队士兵的饷少得可怜，按规定应该每月发一次，但实际上，当官的想起来就给你发一次，想不起来就不发。发饷是一级发给一级，连长发给排长，排长发给班长，班长给我多少是多少，根本不敢问。不打你、骂你，就很不错了，谁敢惹他们自找不痛快？是不是层层克扣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原暂编第21师第2团的士兵罗珠成说到发饷就来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16岁那年，罗珠成被抓了壮丁，他刚分到连队，班长就问他：“你带了多少钱？”
“3元。”罗珠成老老实实地告诉了班长。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见罗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没动，班长又解释一句：“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这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再没还给罗珠成。
当这些老人被告之，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每月伙食费6元，薪饷2—3元，抗战中、后期又有所提高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痛骂：“全他妈的让各级当官的层层贪污了！”
在旧军队，公开勒索士兵钱财的很少，多数情况是以欺骗的手法谋人钱财。赌博，就是最常见的方式。
浦绍林当兵时，口袋里装着几枚“叮当”作响的大洋和铜板，一到部队就被几位军官盯上了，高低拉着他去赌钱。见浦绍林胆怯，其中一个还拍起了胸脯：“放心，跟着我，不会错的！”
拗不过他们的浦绍林只好跟着去了。赌博的方式是摇骰子，猜单双。一位军官将骰子放入一个碗里，扣上盖子，“哗哗”一摇，赌徒们便“单”、“双”地叫了起来，这时，再揭开盖子验证输赢。没用多少时间，浦绍林兜里的钱输了个溜干净。
浦绍林说：“在旧军队里要学坏太容易了。我之所以没有学坏，是因为遇到了好人。我一到连队，赵霖芝、张子新他们几位就叮嘱我这个‘小老乡’：‘不许跟周围的人学坏！’那一次，他们把我臭骂了一顿：‘你小小年纪，怎么也学赌钱？那几个人专吃新兵和生人的钱，谁和他们赌，都是输的多，赢的少。’”
从那时起，浦绍林就对赌钱产生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厌恶，不但自己不沾，也不许家人沾，打麻将赢点小钱也不行！
与第546团的邓团长相比，耍钱的这帮芝麻官要发点小财的确太艰难了。邓团长在越南执行受降任务时，“劫收”了一笔让全团官兵都眼热的洋财，货真价实的“大洋财”。
那是一个日本人的保险柜，里面放着金条。邓团长不知从哪搞来的，钥匙也没有。那天晚上，邓团长亲自带着团直属迫击炮连的十来个人，将保险柜抬到河边，借着“哗哗”河水流动声作掩护，让士兵轮流用军用十字镐刨，干了一晚上，才将保险柜五六层铁板一块块刨开。取出金条的保险柜被埋到河床下面。邓团长带人打道回府后，连夜派人在马厩内沙土地上，挖了个深坑，把金条埋进去，直到上面来视察的大员们走了，才把金条起出来。
国民党军队贪污公开，丑闻不胜枚举，人称：“喝兵血！”
军官的贪污直到起义后，还胆大包天地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力。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2营的军官起义后，贪污解放区发行的东北流通券4158.6万元（旧币）。原国民党暂编第52师第2团炮兵连连长起义后，贪污、盗卖解放军供给的大米290斤、高粱米900斤、皮大衣6件、棉大衣8件、鞋子7双、帽子5顶、手套7付。
还有，全是士兵觉悟后揭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