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滇系第60军由中将军长曾泽生的率领，在长春举行了战场起义。

　 该军起义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调集了410名干部前往起义部队驻扎的九台，担任各级政治工作干部，这其中有60%左右的干部，是两年前海城起义的该军第184师云南籍官兵，且多在基层担任连政治指导员或营政治教导员。

　 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及所辖3个师，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及步兵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任命：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军政委，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军政治部主任；白肇学任步兵第148师师长，陈一震任师政委，邓应斌任副师长；陇耀任步兵第149师师长，李桂林任师政委，任孝宗任副师长；李佐任步兵第150师师长，李树民任副师长，李冠元任师政治部主任；耿万福任军后勤部部长，刘峰任军后勤部政委。

　 1949年1月26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吉林九台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军政委徐文烈作了题为《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的报告，详尽部署了起义部队政治整训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方法和政策。

　 根据这一部署，起义部队将展开以士兵为主体的控诉封建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又称“民主运动”），以控诉阶级苦、民族苦为主要内容的诉苦运动，以自觉与旧社会、旧军队割断政治、思想联系，摆脱其反动影响的阶级自觉运动，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战争观教育、内部团结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三个运动”属于改造性质，“三个教育”属于建设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里，徐文烈明确提出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的“人权保障”问题。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最年轻的士兵如今都已进入了“古稀”年龄，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那如泣如诉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记忆。

　 起义士兵人人感慨：从此，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奴隶，是人，应该做人！

　 起义军官个个叹服：控诉运动这个办法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解放军干部更是兴奋：控诉运动之后，我们不再担心挨黑枪了，部队也一下子好带了！

　 的确，在这之前，不仅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控诉前的政治教育不服，就连一些士兵也有所抵触。

　 情绪上的抵触，有时是杀气腾腾的。

　 离休前担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的华文，当时在暂编第52师第3团和第1团都当过政治委员，他说，那时，每天晚上睡觉都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子弹上膛，再关上保险。他带了两名警卫员、一名马夫，全是党员，轮流值班，以防万一。

　 日子最难过的是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都来“诉苦”。一些官兵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算小问题。

　 有个老兵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在指导员面前晃来晃去，非让指导员回答“这是啥东西”。

　 更有甚者，还有个老兵拿着一枚手榴弹让指导员“看看”，没等指导员回过神来，“啪”地一声拉着拉火管，往10米开外处一丢，然后，看着指导员“紧急避险”的狼狈相，一阵狂笑，扬长而去。也不是成心要杀你。就是吓唬吓唬你，出出你的洋相，让你难堪，他好出一口气：“国军”的武器装备比八路好多了，凭什么投降？不变着法子搞点恶作剧，这面子往哪儿搁？

　 也有动杀机的！

　 海城起义的陈家才和李德钰，在暂编第52师第2团3营机枪连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人约定，晚上出门一定要一起行动，以防有人下黑手。不幸猜中了。一天晚上，两人一同查哨，刚出村庄，黑咕隆咚的，不知从哪儿飞过来的一枚手榴弹，落在脚边。幸好发现及时，二人迅速往路旁的沟里一滚，躲开了。事后，一直没查出是谁干的。

　 海城起义的周启龙调到该团8连当指导员不久，发现副连长私卖连队多余的60多套冬装，遂严厉批评。副连长恼怒万分，当夜安排勤务兵和理发兵趁夜暗在老乡后院挖坑，准备活埋周启龙。幸好发现及时，逮捕了副连长，周启龙才免遭灭顶之灾。

　 几天后，该师第1团4连发生了聚众携械叛变，绑架、劫持解放军干部高汝云、许排长事件。

　 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更多。

　 暂编21师第1团1营有一名姓杨的班长，起义前，在从吉林撤往长春的途中，曾经以刺刀威胁，强奸了一名妇女。由于这位妇女被迫屈从，使得他突然良心发现，感到了羞辱。然而，他却以推卸责任方式为自己开脱，向受害妇女解释：“不是我要搞你，是当官的叫我们来搞。我们当官的说了：‘共产党共产共妻。他们可以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位杨班长，起义之初，依然相信反动军官的欺骗宣传，背地里继续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

　 当年的营教导员林家保记得，教育之初，军里有要求，要鼓励起义官兵暴露思想、讲真话。你知道人家想啥，才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嘛！

　 话一说出去，五花八门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有的对起义“充分理解”：“在长春快要饿死了，跑又跑不了，就得起义。当兵的只要有饭吃，给谁扛枪打仗都一样。”

　 有的对起义满腹疑团：“过去上上下下都说‘做人要有骨气，死不投降’，现在怎么又起义了，不成软骨头了吗？”

　 有的认为起义是奇耻大辱：“咱们60军台儿庄的功劳，这回全丢光了！”

　 还有人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大发感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都是为了夺地盘、争天下。共产党有苏联支持，国民党有美国支持，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皇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有位老兵还说：“我打了十多年仗，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国民党胜也好，共产党胜也好，早点结束就好，我好回家。”

　 林家保记得，当时扯得最多、争论最大的，是两年前的老话题：如何看待、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争论的背后，是维护或与颠覆国民党政权“正统”地位及道义根基的思想较量。

　 话题，是由学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引起的。学习中，指导员们一说“国民党不抗日”，起义官兵就不服气，尤其是军官和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人甚至“哗”地扯开衣襟，露出台儿庄战役的累累伤痕，然后“啪、啪、啪”地把巴掌一拍：“国民党不抗日？这伤难道是狗咬的？”

　 对指导员们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更不服气：“我们在台儿庄、赣南、滇南流血牺牲，是你们共产党下的命令吗？”

　 其实，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并没否定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文章是在承认事实的前提下，批判国民党抗日“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

　 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但这是一系列理论精深，表述复杂的问题。

　 海城起义这批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士兵或下级军官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如第442团2连指导员尹大忠甚至一个大字都不识。就连当时比较优秀的浦绍林，也只上了5年小学。林家保读书比蒲绍林还少。

　 海城起义后，林家保他们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教育，但那时主要着眼于阶级立场的转变，理论问题并未深究。战争年代，客观上没有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纠缠不休。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一旦觉悟到国民党政权是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总根子时，无可遏制的阶级仇恨，必然引导他们全盘、彻底、不容有一丝保留地否定国民党的一切所作所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这种政治情绪，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口号之后，尤其为政治斗争所需要。

　 关于国民党抗不抗日的争论反映到军里以后，由徐文烈政委亲自作了解释，林家保记得“要分开讲”：把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区分开。

　 果然，这么一“分”，硬顶的没有了。谁愿意，谁敢把自己和蒋介石划到一堆儿？实际上，这些人嘴上不说，心里依然不服：蒋介石不抗日？那西安事变时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杀他？

　 对这些人，徐文烈、王振乾他们心中相当有数，胸有成竹地告诉基层的同志：不怕，等控诉运动一搞起来，这些认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年的指导员们说：“那年月，我们这批海城起义的同志能有多高的理论水平？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靠朴素的阶级觉悟，靠老指导员、老政委的言传身教？”

　 控诉运动部署得相当周密。事先，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亲自率领军政治部工作组对所属3个师各1个连分别作了摸底抽样调查，通过掌握大量第一手现实思想情况，为指导全局工作提供了依据。各连政治指导员在控诉运动正式开始前，先深入班、排，找士兵逐个谈心，掌握全连官兵的政治成分，从中发现并挑选控诉典型，做好工作后，逐级向上推荐。

　 控诉运动通常先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典型引路，造成浩大声势和浓烈气氛，再转入以连为单位的普遍控诉。控诉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都十分庄严肃穆。当年第442团1营教导员刘进昌记得，控诉大会召开之前，团政委王锡令把他带到3营的会场：“你看看人家，会场布置得像灵堂！”

　 控诉开始后，登台者没有不哭的，轻者掩面而泣，重者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原国民党第544团3连的一名士兵诉说到父母双亲被地主逼死的惨景，竟然哭倒在主席台地上，满地打滚，边滚边哭边喊：“哎呀，我好伤脑筋呀！”完全哭糊涂了。

　 没有人敢取笑他把“伤心”说成“伤脑筋”。有的，只是同情、同感的泪水。常常是台上一个人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恸哭，台下，是连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抽噎。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看入戏的人特别多，少数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和王东才报仇。

　 成都川棉一厂离休干部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花插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动员他们吃。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的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时，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直刺苍天！口号是预先统一布置的，振臂一呼，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把个人仇恨顺着口号内容，汇集到声讨阶级压迫制度及其维护者这个政治方向上来。

　 政治情绪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政治立场的转变。那位曾经强奸妇女并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又过了一年多，杨班长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群体政治情绪的转变还造成了人人皆骂国民党浓烈的舆论氛围，此后，再没人替国民党、替蒋介石说半个字的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