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三）

张捷

三

现在简要地讲一下戈尔巴乔夫策划的“改建工程”实施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
上面提到过，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只是提出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也主要讲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和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没有对“改革”进行全面的论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为“改革”做组织准备和造舆论，还没有拿出进行这项“改建工程”的完整的图纸，可以说这工程尚未正式全面开工。到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才对“改革”的内容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而在六月全会上又着重讲了改革经济管理的问题，接着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样他的彻底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具体计划才逐渐浮出水面。最后他在1988年6～7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之后，他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说明，最后制定了一个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交由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审议，最后二十八大经过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不过将其称为“纲领性声明”。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人道主义。它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使用任何暴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所谓的“多元化”理论作为其重要的思想原则。抽象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不羁和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的，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符合人的这一本性，尊重人的多元的思想，满足人的多元的需要和利益。根据这一观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首先提出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反对意识形态的所谓“垄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与此同时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借口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方面也实行多元化，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结构，肯定私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搞所谓的“混合经济”作为向私有制的过渡。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据抽象人道主义得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全人类价值优先”论。这个理论戈尔巴乔夫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在他看来，在核武器时代，人类争取活下去的问题是一个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他利益应当服从于这一全人类利益。他把“全人类价值优先”论作为他的“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要求在它的指导下“逐步实现非军事化和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实际上是要实行一条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
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如上所说，为“改革”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翻历史旧账，否定苏联人民走过的历史道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专制独裁的不人道的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歪曲、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使其在实际上丧失指导地位，而且将其边缘化。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理想遭到许多人的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大行于世，成为主流意识，各种旧思想和旧观念纷纷借尸还阳，整个社会出现了思想混乱的局面。这就为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抓经济改革，但是未见多大成效。到1988年，他开始认为，如果脱离政治改革，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变革。于是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就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改革上，大搞所谓的政治民主化。这里要顺便讲一下事后他对作出这样的改变的看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的政治家认为，把重点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是一个错误。戈尔巴乔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回忆录里谈到1989年中国之行见到的情况时说：“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某些政治家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们说，我们应当走中国的道路，即先实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避免动荡，保证稳定。很难说，在这样的议论中更多的是幼稚和不求甚解，还是政治投机。” [64] 他在1998年出版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重复了这样的看法。[65] 200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忠告”中国朋友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在这之前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未必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未必能说明他有所“醒悟”。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按照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委员会拟订的政治改革办法，开始行动起来。首先抓住原有的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得不够的问题，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通过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确定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为常设的国家权力机关。同时，改革选举制度，实行所谓的“自由选举”，还搞三权分立和权力下放。就这样，逐渐实行由苏维埃制度向议会制过渡。1990年3月再次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大家都知道，从苏维埃制度建立以来，共产党一直处于领导地位，并将这一点载入苏联宪法。苏联宪法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们懂得，要改变这个制度，首先必须改造这个党，使之适应“改建工程”的需要。因此，在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时，如同雷日科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决定“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66] 首先他们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党学说，改变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根据雅科夫列夫自述，他曾经在1985年底上书戈尔巴乔夫，说明把苏共分为两个党的必要性。他认为两个党“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这大概是雅科夫列夫吸取美国的“先进经验”实行多党制的一种设想。据他说，戈尔巴乔夫对他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虽然感兴趣，但不强烈，认为“这些想法为时过早了些”。[67] 后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与曾任《莫斯科新闻》总编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谈话时提到了这件事，雅科夫列夫确认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早了”，而戈尔巴乔夫订正说，他说的是“暂时还早”，接着加了一句：“不要着急，我们还要走得很远。” [68]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早就有拆散统一的党的计划，不过他用的是“渐进”的方法。他先是搞乱全党的思想，使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而随着政治改革的开展，这些分歧愈来愈严重，并且完全公开化。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所谓“激进派”先在政权机构内部拉帮结派，成立所谓的“跨地区议员团”，接着以它为核心，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公然宣称，事态的发展已导致苏共的分裂，建立新的政党已不可避免。戈尔巴乔夫对这种公然违背党章的分裂活动采取默许和认可的态度。到召开二十八大时，苏共已被搞得四分五裂。在这个党内，几乎什么样的人都有，虽然还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共产党人，但是占优势的已是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者。一位名叫阿列克赛?谢尔盖耶夫的代表在二十八大发言时这样称呼与会者：“共产党员同志们，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左的和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我党的其他成员。”他说的“其他成员”大概包括那些采取两面派手段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反共分子。这样的人员构成，已超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预期，不仅分为两个党，而且分为几个党也绰绰有余。应该说，苏共已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危机之中，有人认为二十八大是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是为苏共举行的葬礼。他不幸言中了。
戈尔巴乔夫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不仅使党发生分裂，而且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其突出表现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思想倾向各不相同，它们当中有主张走西方道路的自由派，有主张继承发扬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爱国者，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有主张君主主义的，也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甚至还有主张法西斯主义的，总而言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1990年8月，这样的组织已有九万多个。随着形势的发展，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变得愈来愈嚣张，他们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作为第一步，要求修改宪法第6条，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而戈尔巴乔夫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他在1990年中央二月全会上做关于向二十八大提出的纲领草案的报告时说，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的方式，就国家基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动议”。接着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通过了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决议。紧接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非常）会议决定对宪法第6条作了如下修改：“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修改，说明苏共主动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由先锋党变为一般的议会党，同时也标志着正式实行多党制。
在修改宪法第6条之前，苏联已出现个别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例如1988年5月成立的民主联盟，1989年8月成立的苏联民主党等，但这些组织尚未取得合法地位。修改宪法前后又陆续成立了一批政党，例如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立宪民主主义者党、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绿党、俄罗斯人民共和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政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其中有些党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政治多元化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我们都知道，苏联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自愿联合起来的多民族国家，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改革”开始后，由于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遭到否定，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人把一些历史问题翻腾出来，大做文章，进行挑拨离间。外国敌对势力乘机进行煽动，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情绪有了恶性发展，原来存在的民族矛盾变得尖锐起来，结果造成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接连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由于归属问题引起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它延续了数年之久未能解决，造成严重的后果。分立主义的行动最早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1987年8月23日，在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四十八周年之际，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加盟共和国首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此项条约和三国1940年加入苏联的决定。在这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不断举行这样的活动。到1990年初，拉脱维亚宣布废除当年议会通过的加入苏联的决议，爱沙尼亚通过了一项向独立过渡的宣言，立陶宛则干脆宣布独立。最后，苏联国务委员会于1991年9月1日做出决定，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这样，这三国正式分离出去了。 叶利钦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采取对抗中央和分裂国家的政策。在他的策划下，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于6月12日通过了所谓的“主权宣言”。乌兹别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竞相效尤，也通过了这样的宣言。戈尔巴乔夫迫于形势和屈服于压力，提出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建立由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邦的主张。1990年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讨论了联盟条约草案，赞成尽快签署。据报道，戈尔巴乔夫为了求得多数人的支持和赞同，在国家性质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建议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把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他提出的理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名称上规定它的社会构成”。[69] 后来干脆把“苏维埃”一词也取消了，变成“主权共和国联盟”。1991年3月17日，根据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举行了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有80%的有投票权的公民参加了投票，赞成保留的占76.4%。根据法律，全民公决具有强制力，它赋予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留苏联的全权，可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这个权力采取强硬手段，继续与愿意参加新的联盟的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进一步做出让步，最后各共和国才同意于1991年8月至10月签署新联盟条约。
我们知道，到“改革”的后期，苏联整个国家已出现全面的危机。除了上述民族矛盾和分立主义的种种表现外，国内敌视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加强攻势，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他们的煽动下，游行示威活动接连不断，暴力冲突此起彼伏，造成政局的剧烈动荡。这些势力已占有明显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他们的操纵下通过了一系列反社会主义的法案。国家机关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联系遭到破坏，生产出现过去从未见过的下降，货币贬值，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降低，这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和罢工来表达这种不满情绪，这不仅加剧政局的动荡，而且也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总之，整个国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这种形势，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表现出了历史上某些“亡国之君”的致命弱点：把个人进退得失放在首位，优柔寡断，妥协忍让。眼看国家就要葬送在他手里了。苏共领导层内部关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人和爱国的知识分子见此情况忧心如焚，开始采取行动。1991年7月23日，一些党政要人（其中包括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久加诺夫、内务部副部长格罗莫夫和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等）以及三位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拉斯普京和普罗哈诺夫）共十二人联名发表《告人民书》，指出“伟大的国家……正在毁灭，遭到破坏，将要不再存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同“危害者和掠夺者”进行斗争。[70]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戈尔巴乔夫到南方休假之际发表声明，宣布由他接替总统职务，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的全部权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宣称，它意识到危机的深重性和“对祖国命运应负的责任”，“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71] 但是该委员会缺乏明确的纲领，没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结果这次被称为“八?一九事件”的行动失败了。
戈尔巴乔夫从南方休养地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发表谈话，赞扬叶利钦等人在挫败“政变”（他把“八?一九事件”称为政变）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表示要与叶利钦合作。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且在声明中说，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最近发生的事件，由于中央委员会“未能站在抵制和谴责的坚决立场上”，因此中央委员会应当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行决定”。[72] 这位总书记如同博尔金所说的那样，“第一个宣布与苏共脱离关系，第一个背叛了党，怯懦地抛弃了党”，“就像船长率先抛弃正在沉没的船只，将军第一个逃离战场的行为一样”。[73]
这还不够，接着他颁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在苏联军事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没收苏共财产，交由人民代表苏维埃保管。在这方面，他与叶利钦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后者甚至先走了一步，早在1991年7月20日就颁布俄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而在“八?一九事件”后，他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接着又下令没收俄罗斯境内苏共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档案，转交俄罗斯档案机关管理，并宣布俄罗斯共产党的全部财产和不动产均归俄罗斯联邦所有。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破坏和背叛，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九十三年历史和一千五百万党员、曾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大党不再存在了。[74]
“八?一九事件”的失败，进一步加强了以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分立主义者的地位。当戈尔巴乔夫重新提出签署新联盟条约时，叶利钦要价更高了，要求对条约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随声附和，而且敢于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对抗。而戈尔巴乔夫为了寻求妥协，步步退让，结果到11月底搞出了一个希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盟条约草案。草案把每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称为主权国家，因此该条约就叫“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条约规定，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民主国家，在条约的每个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这种邦联制国家与联邦的区别，在于它强调各组成国家的独立性，其权力完全由各参加国授予。雷日科夫称这个条约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一个又一个条约草案，“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目的就是不惜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75] 应该说，在如何想方设法改变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与参加联盟条约谈判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是一致的，不过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希望通过签署条约哪怕能使国家保持名义上的统一，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为了摆脱中央的控制，一心想要完全独立，对签订这样的条约并不感兴趣，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应付而已。在这方面，叶利钦显得尤其突出。
在上述条约草案公布后仅仅只过了十来天，叶利钦就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于12月7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西南的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接着于12月8日发表声明说：“鉴于起草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走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成为现实；指出中央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生产崩溃和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注意到前苏联许多地区社会紧张局势升级，导致有众多人员伤亡的族际冲突；意识到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起责任以及实际上实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声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三方于1991年12月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 [76] 协定的序言说：“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起国签署过1922年的联盟条约，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存在。” [77] 简言之，他们签署了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同时宣布苏联解散。
值得注意的是，协定的序言特别强调他们三国是当年建立苏联的发起国，言外之意，他们有权废除1922年建立苏联的联盟条约。这里首先应该指出，当年的发起国除他们三国外，还有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三国），因此实际上发起国有六个，而且根据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一律平等，发起国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因此俄、乌、白三国无权决定涉及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更何况其他加盟共和国拥有绝对多数。1991年12月12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审查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后裁定，这样的文件没有法律效力。
有人为叶利钦等人开脱罪责，说什么苏联崩溃是由于宪法中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他们似乎想说明叶利钦等人的行为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确实，苏联的第一部宪法，即1924年宪法明确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后来1936年宪法和1977年宪法一直保留这一条款。但是如同加入苏联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一样，退出也需要履行这样的程序。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通过了关于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要求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必须就此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并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的支持，并且要有五年的过渡时期。叶利钦等人急于独立，完全无视现行法律法规，不仅进行分裂活动，而且要把苏联完全搞垮，这是严重的叛国罪行。有人推断，叶利钦等人之所以选择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中进行密谋，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非法活动，一旦事情败露，可以逃往国外。据格拉乔夫说，为以防万一，当时甚至准备了直升机。[78]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白俄罗斯之行事先是知道的，不过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叶利钦对他“摆迷魂阵”，说去明斯克是为了谈石油天然气供应问题，顺便与也到明斯克去的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谈谈。而根据卢基亚诺夫回忆，在阴谋分子来到别洛韦日密林的当天，白俄罗斯的克格勃领导人就发现他们会晤的真正目的，打电话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请求他准许把这些阴谋家控制起来，戈尔巴乔夫没有表态。[79] 再说他作为有义务和责任保卫国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总统，在得知叶利钦等三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后，理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卢基亚诺夫这样说过，这三个搞阴谋活动的人曾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事关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事关三亿人民命运的问题，事关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曾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80] 确实，这位总统没有采取任何断然措施，只限于发表声明和谈话，而且语气平和，甚至肯定协定有其积极的一面，只表示他不能同意“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能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认为“这个问题只应当通过宪法途径，在各主权国家参加并考虑到各国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加以解决”。[81] 而叶利钦等人抓紧时间让他们控制的议会批准这个协定。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先后于12月10日和12月12日通过了批准协定的决议。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三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协定甚为顺利，许多身为共产党员的委员也受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思潮的裹挟和影响，或由于其他原因，投了赞成票，其中有的人事后深感后悔。投反对票的只有极少数人。在白俄罗斯，在表决时只有现任总统、当时任最高苏维埃委员的卢卡申科一人投了反对票。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做到这样，需要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具有高度责任感，并且有一种反潮流精神。协定被三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后，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更难以解决了，这就失去了扭转局面的最后机会。
叶利钦从明斯克回莫斯科后，戈尔巴乔夫像平常那样约他谈话，而叶利钦心中有鬼，担心戈尔巴乔夫会把他作为叛国犯抓起来。根据格拉乔夫的回忆，有一次他到总书记的办公室去，发现戈尔巴乔夫正在等叶利钦。这时戈尔巴乔夫对他说：“你能想像得到吗？我请叶利钦到我这里来，他说，您会不会把我抓起来？我就说，你怎么啦？是不是发疯了？叶利钦又说，也许您没有发疯，但是有人说不定发疯了。” [82] 应该说，叶利钦的担心是合乎情理的，显得不正常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要知道他作为一国总统，有义务履行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誓言，严惩叛国犯。但他不那么做，至少是对叛国犯的姑息和放纵。政论家布尔拉茨基认为戈尔巴乔夫要制服叶利钦并不难，但他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不愿使用暴力，不惜以任何代价避免内战。[83] 这一点也许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那样做，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虽有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但是他们憎恨苏维埃制度、一心要把它搞垮这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在采取行动时，都不考虑这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并不一定认为签署别洛韦日协定是叛国行为，甚至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肯定这个协定有积极的一面。他们在具体做法方面有所不同，叶利钦公开反共，采取所谓“激进”的做法；戈尔巴乔夫则闪烁其词，采取比较“渐进”的策略，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把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搞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叛国的同案犯。
在这之后，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12月13日中亚五国（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领导人会晤后表示准备加入俄白乌三国的联合体。接着，苏联十一个加盟共和国首脑撇开戈尔巴乔夫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进行会谈，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的协议书》并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宣布随着独联体的成立苏联将停止存在。[84] 首脑会议还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决定辞去总统职务。当日傍晚，一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悄然降落。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开会办了个例行手续，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根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的叙述，戈尔巴乔夫简直是被叶利钦赶出克里姆林宫的。后来他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的研讨会上说：“当叶利钦毁了苏联和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有的记者推测，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会哭。但是我没有哭，因为我消灭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而且也需要消灭亚洲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人类实现普遍和平与和谐的主要障碍。” [85] 如果此话属实，那么这不仅说明他承认搞垮了苏联，而且说明他坚决反共的立场使他达到了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程度。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总是强调他一直是想保留统一的国家的，把苏联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叶利钦身上。当然，叶利钦是搞垮苏联的罪魁祸首之一，他通过搞阴谋活动最后拆毁了苏联，是严重的叛国罪行。但是这并不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责任。上面说过，苏联是各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想是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是立国之本，而共产党的领导则是联合的坚强支柱，有了这两个条件，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各民族才能友好团结，紧密合作，把苏联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戈尔巴乔夫如上所说，从一开始就要“改建”这座社会主义大厦。他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们失去了社会主义理想，导致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泛滥，毁了各民族联合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制造党的分裂，使党不再成为联合的坚强支柱。“改革”造成的社会动乱以及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使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被割断，这更加剧了分立主义的倾向。总之，戈尔巴乔夫破坏了苏联这座大厦的基础，使它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甚至可以说，即使签署了新联盟条约，保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四不像的空架子，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不存在了。利加乔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这样说：“戈尔巴乔夫直到今天为了替自己辩护，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叶利钦妨碍他搞改革，一个人搞垮了苏联。实际上，为了让我们的苏维埃大厦倒塌而把地基翻松这件事是他戈尔巴乔夫做的，而叶利钦则把这件事完成。他们两人对搞垮党和搞垮国家同样负有责任。他们两人应该为此而对后代承担责任！” [86] 戈尔巴乔夫像叶利钦一样，他破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罪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他们两人将永远遭到后世的唾骂。

引文出处：
[64]М.戈尔巴乔夫：《生活与改革》，第2册，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该书中译本《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虽注明"全译本"，却删去了作者讲中国之行的这一章。
[65]见М.戈尔巴乔夫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66]Н.雷日科夫：《大国悲剧》，中译本（原名为《最大的历史悲剧》），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6页。
[67]Н.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77、183页。
[68]见《真理报》2005年4月28日。
[69]《前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12页。
[70]见《苏维埃俄罗斯报》和《莫斯科真理报》1991年7月23日。
[71]见《真理报》1991年8月20日。
[72]见《俄罗斯报》1991年8月27日。
[73]见В.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为《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74]在1986年召开二十七大时，苏共有党员一千九百多万人，1990年召开二十八大时，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为一千八百多万，在这之后，由于大批党员退党，到1991年6月减少到一千五百万左右。
[75]Н.雷日科夫：《大国悲剧》，中译本（原名为《最大的历史悲剧》），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56页。
[76]《苏维埃白俄罗斯报》1991年12月10日。
[77]见《消息报》1991年12月22日。
[78]《劳动报》2001年9月13日。
[79] 见《真理报》2005年4月28日。
[80] 转引自Н.雷日科夫：《大国悲剧》，中译本（原名为《最大的历史悲剧》），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
[81]《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710页。
[82]《劳动报》2001年9月13日。
[83]《独立报》2001年3月2日。
[84]见《消息报》1991年12月23日。
[85] 原载斯洛伐克《曙光报》1999年第24号。转引自《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年8月9日。
[86]《真理报》2005年4月5～6日。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