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纪念鸦片战争结束165周年和香港回归10周年而写，即将刊于香港《海岸线》杂志。

鸦片战争，中国是被“打”进近代史的，这一点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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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鸦片战争结束165周年，也是香港回归10周年。鸦片战争和香港回归这两件事，一个是古典中国崩溃的起始点——在割让香港的同时，中国也被强行纳入由西方支配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该体系的外围和底层；一个是现代中国重建的关键环节——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和服务中心，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汲取全球资金和信息的中介和手段，同时也是规避和化解外来政治及金融风险、维系本土安全和稳定的屏障和缓冲。可以说，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香港以多重的定位，发挥着几方面的功能。

　　这其间，香港也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

　　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15兵团（邓华兵团）在攻克广州城之后，挥师抵达香港北部边界。此时收复香港殖民地可谓易如反掌，况且，此前在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曾“悍然”炮击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并以强硬态度严词谴责英国政府。那时，对大英帝国，解放军将士可以说更多的是轻蔑。但是，以作战勇猛著称的“四野”部队此时却出人意料地勒马于深圳河边，并宣示将维持和平，恢复贸易，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英国当局敏感地注意到中国发出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信号，决定投桃报李，当时的《华侨日报》遂以大标题刊登“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于是，在日后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围困中，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贸易和情报往来的“国际孔道”。看似下闲棋、布冷子，实则关涉全局。这一“长期打算，积极利用”的对港方针制订于1949年初，迄今已近60年，即使到了今日全球化的时代，香港仍大体不脱离当年的设计，这的确堪称为战略运筹学的经典之作。

　　在当年毛泽东等人对香港未来的高瞻远瞩的长期布局中，能感觉到来自中国历史的儒道兼备、奇正互用的古老政治智慧。但是，鸦片战争这一创巨痛深的记忆无疑仍深埋在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内心——毕竟中国近代的开端，是以一场失败的国际战争为标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国近代史的性质和使命，这种性质和使命即使在今天也并未被完全超越，甚至可以说，只要中国尚未恢复其古典时代的世界地位，中国近代史就仍未结束。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鸦片战争也就必然会周而复始地成为关注、争论的焦点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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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今年是上述历史事件的纪念周年，有关的文字也必然较往日更多。伍嘉祥先生评议鸦片战争的《莲花城》（香港《海岸线》杂志2007年春季号）就是我较早见到的一篇。该文以广州城外的海防要塞“莲花城”为切入点，讲述钦差大臣琦善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在莲花城会晤的情节，辨析所谓《穿鼻草约》的真伪，最后探讨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这个战败原因的探讨是伍嘉祥文章的重点，也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文章的严重偏差。

　　先引几段关键论述，伍文指出：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各地清军均拼死抵抗，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义薄云天。但碧血干城难保金瓯不破，将士用命仍不免于毁灭性的失败。”

　　“战争是国力的较量，军力的强弱正是国力的体现。”“清军的枪械和火炮与先进的英军装备比较，无论是射程、射速，还是射击范围、射击精度、弹药威力方面的性能和品质都有很大差距；双方舰船的船体坚实度和火力配置，差距更大。”

　　“双方军力强弱已立见分明，再高昂的士气，再拼死的抵抗，血肉之躯毕竟抵不住先进的杀人利器。清军失败是无疑的。”“正义与道德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是如此苍白无力，只有军事力量的强弱、武器装备的优劣、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即可决定战争胜负。”

　　以上表达的唯武器论观点直接围绕战败原因的探讨，但又不限于鸦片战争，而辐射更广泛的问题，因此特别有澄清的必要——

　　我们知道，战争是敌对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较量，具体到作战过程及其胜负更取决于除武器装备之外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心士气、组织制度和地缘环境等多种要素。战争史的实例反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武器装备尽管重要，却并不能单独决定战争的胜负。否则，如果按照武器决定论的逻辑，那么就根本不会有实际的战争发生——敌对双方把各自武器装备的性能参数互相比较一番，胜负就已经确定了！战争，当然是多种要素在敌对双方之间动态地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复杂博弈。其中最关键的仍然是人。顺便说一句，近年来主流论述中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质也不过是武器决定论的变种。

　　作为武器决定论之杰出反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

　　先看中美两国的悬殊差距。1950年，美国作为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当时最能反映一国工业生产能力的钢产量方面是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中国钢产量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在武器装备方面，美国一个军（2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一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况且，中国没有制空权。

　　因此，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断言：“赤色中国这个新的敌人，缺乏工业能力，无法提供进行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多的重要物资。”“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按照唯武器论的逻辑，中美两军如果相遇，所发生的将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而是单方面的屠杀。

　　麦克阿瑟，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五星上将，美国陆军的骄傲，他的狂妄直接表现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肤浅。

　　抗美援朝战争的具体过程不讲了。简单说，志愿军面对以美国为首的、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在两个多月内从鸭绿江平推到38线，除击败主要对手美军外，也包括在第三次战役中完全用轻武器和炸药包全歼英国皇家重坦克营（其百夫长式坦克装备着当时最大口径的坦克炮），在第五次战役中全歼英国王牌部队皇家格洛斯特营（此役志愿军战士刘光子独自一人俘虏63名英军），等等。抗美援朝战争体现了小胜大、弱胜强的“革命辩证法”，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战胜超级军事强权的经典范例，由此，也奠定了中国长时间的平和。这让人不由想起那句曾经耳熟能详的名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回到鸦片战争问题，尽管当时敌我之间也的确存在着武器装备的所谓“代差”，但失败的主要原因仍是清政权及其军队的渐趋腐朽，这里首先涉及到清王朝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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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大多经过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建立。由此执政的新一代统治集团由于残酷环境的长期磨砺和汰选，大多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并对国情民情有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因此，他们大多能在王朝建立初期励精图治，奖励农桑，予民休息，通过恢复经济，以巩固新王朝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经过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土地与人口这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得到缓解，因而也为社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客观条件。

　　然而，当王朝的鼎盛期过后，一方面，在社会上层，统治集团日益因循苟且，官僚系统腐败锈蚀。另一方面，在社会基层，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批贫困人口流离失所。与此同时，随着王朝鼎盛期内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商品-货币经济日益挣脱国家体制的束缚，从上下两方面推动着王朝的瓦解：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催化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各种商业利润投资于土地），致使流民剧增；另一方面腐蚀着庞大的官僚机器（官商勾结，贿赂公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当上述过程逼近某一临界点时，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任何环节的断裂，都将启动蓄势待发的社会大动乱。由此，群雄逐鹿的历史活剧再次重演，其结果是另一个王朝诞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在战国时代的这句名言似乎是对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的一个预言。

　　从1644年入关到鸦片战争爆发，清政权已维系了近200年。从中国历史上看，在国运长久的朝代中，两汉分别延续了231年和195年，唐持续了289年，两宋合计319年，明延续276年。到19世纪中叶，按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清政权的运祚可以说已接近尾声了。

　　实际上，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到乾隆末年就已江河日下。中央政府的情况可从财政状况见出：康熙时，府库存银5000余万两，雍正时6000余万两，乾隆55年（1790年）以前增至8000万两。而到乾隆晚年，由于各项支出以及官吏贪污和乾隆的铺张挥霍，库存已告匮竭，赋税所得，年剩余仅200万两。另一方面，乾隆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已极严重。据史料记载，北京的旗地被旗丁卖掉者已过半数，旗地每亩租银从清初到乾隆末年已增至十几到二十几倍。土地迅速向豪门显贵之手集中，例如，宠臣和坤占田8000顷，怀柔郝氏占田至“膏腴万顷”。因此，至嘉道两朝，社会动乱便接连爆发。川楚白莲教起义，河南、北京等地天理教起义，新疆维族起义和张格尔叛乱等相继袭来。

　　至于国家机器最坚硬的内核——军队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在统一女真、入主中原的征战中，八旗兵曾所向披靡。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兵也曾是作战主力。但在之后的战争中，二者皆相继失去战斗力。到嘉庆朝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所用的已是地方“乡勇”武装。按照清初定制，八旗和绿营都有定期操练的制度。每隔几年，皇帝还要在京郊举行大阅兵，届时天子亲临，外藩从观，声势浩大。但是，从嘉庆17年（1812年）以后，几十年无大阅，营中操练也逐渐废弛。1840年代，军营中流传着“进营要少，见贼要跑，雇替要早，糙米要掉”的诀谚。军官吃空额、扣兵饷成了“潜规则”，其他还有官弁出售兵缺，军营设赌收费，有的水师干脆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以至于后来曾国藩不禁发出浩叹：“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因此，上引伍文所谓“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各地清军均拼死抵抗”的说法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被革职后曾对人说：“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广东水师公然参与鸦片走私，获利颇丰。这样的军队临战，即使能振作于一时，也绝难持久。战争中，更常见的是守军望风而逃，例如沿海的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战而弃。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评议说：“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在他看来，火炮的精良与否并非胜败的决定因素。

林则徐，站在中国近代的转折点上，即使他也是那样缺少准备。

　　可以设想，假如西方工业革命提早150年，或者中国历史推迟150年，那么，当鸦片战争降临之际，则正当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台湾郑氏政权之后，国势臻于极盛。也就是说，假如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与中华文明相遇之时，刚好是一个王朝的鼎盛期，而非衰落期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就可能要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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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和比较。刚好，伍嘉祥先生的文章在探讨战争失败原因的最后，也追溯到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战争的失败与其说是国力军事实力角逐的失败，不如说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全球贸易趋势打败了小农经济的封闭社会更为深刻。”

　　这当然是不错的。从长时段的历史看，在世界史的所谓轴心时代，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再到中国，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哲学的突破”，与此同时则是持久的、大规模的征服和兼并战争。由此，在轴心时代的晚期，从西向东分别诞生了罗马帝国、印度孔雀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其中，又唯有中华帝国通过秦汉时代的制度创新，成功地整合了内部各地域各民族，而持续存在了两千多年，作为农耕文明的典范，成为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

　　但是，从1500年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欧洲通过占有美洲的资源和非洲的人力，逐渐主导了世界贸易（包括大西洋贸易和东西方贸易），进而主导了世界生产（领导了工业革命），从而后来居上。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近代工商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在带来技术进步和财富效应的同时，也实行了世界范围的种族灭绝、征服和奴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为根本动力的近代工商文明，在今天已经面临无法摆脱的困境：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各地都在复制着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同时相伴生的则是社会分化、贫富对立，是金融危机、通货紧缩，还有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以及现代都市人群中普遍的生存压力，个体内心的焦虑、孤独和紧张。

　　1860年代英国殖民当局在香港铸造的银币。如何超越资本逻辑，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课题。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曾把资本主义称作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他说：“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观察点上，对“工业文明和全球贸易”即工商文明，就不应该简单地以当年一时的成败论其优劣。实际上，超越工商文明模式，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重农抑商及其“大同”理想，作为一种文明遗产，对于未来就仍有其世界意义。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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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来，以高科技军事霸权为后盾，国际垄断资本连同其政治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于全球。20世纪也曾席卷于世界的左翼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探索，连同其背后支撑的理论体系，在全球范围被清算和抛弃，随即被下一代人遗忘。这让人想起歌德在《诗与真》一书里写下的一段话：“谬误和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散谬误而为他们自己开辟空间，但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又自然地很快合拢了。”因此，强权逻辑和资本逻辑重又支配了主流叙述，甚至某些出发点良好的论述（例如伍嘉祥先生的文章）也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以这些逻辑为隐含的前提，的确令人惋惜。

　　柏林墙倒塌，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迄今已近20年。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旨在全面控制世界能源，以便在21世纪继续支配全球。但此役也严重消耗了其战略资源，致使美国的政治、军事、金融霸权迅速度过了其后冷战时代的鼎盛期，越来越力不从心。未来10-15年将可能是当代世界史质变的关键时期，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现行世界秩序将可能解体，上述强权逻辑和资本逻辑的颠覆不会为时太久了。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