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日本谍报：大清全民皆腐败，占领中国不是问题
摘自《绝版甲午》作者：雪洱
（张宏良按：下面是甲午战争之前一份日本谍报，分析了日本必然和必须战胜中国的理由。这份谍报对我们今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今年特别是夏季以来，美国频繁在中国周边发动军演，直接参加军演的国家接近30个，这是1949年以来美国首次把刀直接架在了中国脖子上。针对中国的频繁军演表明，如果中国在已经宣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胆敢违背美国意志，美国将有决心有能力随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许多人总是误认为，目前美国不敢对经济已经比较庞大的中国动手，大家对比一下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就会知道这种盲目乐观有多么危险。甲午战争之前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倍数，远远高于目前美国高于中国的倍数，结果是被经济规模不足自己五分之一的小日本打败。当时大清国之所以会被小日本打败，宗方小太郎等日本间谍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大清国已经腐败透顶，不仅是官场腐败，甚至全民都已腐败。当然，所谓民众腐败不是指贪污索贿，而是指伦理纲常尽失、精神麻木坏死。
如果说，连当初经济规模远远小于中国的日本，都对能够打败中国没有丝毫疑虑，现在经济规模远远超过中国的美国，会对打败中国有所疑虑？况且，当初包括最大买办李鸿章，提出的口号都还是“以夷制夷”，幻想用洋人制约洋人，力求国家自保，并没有想帮助洋人解体中国，而如今，在中国买办汉奸组成了强大的“沉船派”，旨在帮助洋人解体中国的情况下，美国还能不比当初日本更有信心？《绝版甲午》这本书的作者雪洱先生说得好：“日本人编造豪言壮语是在欺骗别人，中国人编造豪言壮语是在欺骗自己”。这句话用来形容当今许多国人心态，倒是十分准确。
这个日本间谍的报告，再次印证了此前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一个政府腐败、国民麻木的国家，无论经济规模多么庞大，都只能是一个肥大国家，而绝不可能成为强大国家。再肥大的牛羊也不能够抵御虎狼，不仅不能够抵御虎狼，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因为只有肥大牛羊才更加能够填饱虎狼的肚子。目前陷入危机中的美国就如同一头饿虎，急于要找到能够填饱独子的肥大牛羊。而拥有庞大经济规模的中国，自然就成为美国要用来填饱肚子的肥大牛羊。
其实，从战争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戴韦中的美国人，反倒比许多中国人更加清醒，他说道：“
关于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忘记，但是记忆的内容不同。你们记得的是你们打败了我们，而我们记得的是毛泽东已经死了。在我们看来，不是你们中国军队打败了我们美国，而是毛泽东。我们美国人庆幸的是，你们只有一位毛泽东”。
这才是美国不仅能够发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许多国家，甚至能够发动中国周边国家打击中国的根本原因。
此前我们就一直在说，大国之间决定胜负的不是经济和军事等物质因素，而是战争意志品质和战争必胜精神。对于战争意志品质和战争必胜精神已经被汉奸文化完全淹没的当今中国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足以让美国产生畏惧的地方。对美国立场来说，猎杀中国与猎杀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样都是稳操胜券的事情，唯一不同的就是中国地盘更大，人口更多，猎杀起来比较麻烦而已，如同宰杀一群羊比宰杀一只羊更加麻烦一样。
——这就是下面这份甲午战争日本谍报对当今中国最大的启示。
请看下面《绝版甲午》中有关日本谍报的摘录。）
1889年4月，日本在华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帝国军部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书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些大势报告中，都一致强调中国发生的腐败是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主张日本先发制人占领改造中国，利用中国之人力物力而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提交一个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他首先指出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可怜的。
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所得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故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以逞其私欲。
因此清初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将崛起，相信中国地大物博，以中国之丰富物产人力，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自己是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体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
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立国的精神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
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上下信息不通，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
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就是所谓清流而已。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挥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
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