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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也许不无价值；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已经联系着他们个人巨大的职业利益，因此“反思改革”就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不得不进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的内容，明显地具有“理不直、气不壮”的特点，结果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呈现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要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给出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称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个要求在传统农业时代制造出长期存在的、高于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群体的剩余剥夺水平破坏社会稳定，导致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使得高消费群体往往与王朝灭亡一齐消失。也许可以得出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以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互为条件。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的机器智能化过程，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这些带有口号性的政策，其具体的制度内涵是：要在农村建设强大的基层政权并依托其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劳动密集投入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涉及到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方法，这一政策的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就已经明确表述过了，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特别是重工业优先政策下，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使得地方政府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因此就不得不主要由中央政府来组织和主导，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二、支撑快速工业化战略的资源基础

在新中国的管理目标提出之后，就需要考察制约目标实现的各种资源和因素，有形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无形的资源主要是管理，西方也有的经济学家把管理看作是第四种生产要素。

中国大跃进和快速工业化战略的最终基础，在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领土面积，虽然人均剩余生产水平很低，但是总量却很大，足以支持快速工业化的剩余沉淀要求。同时这一工业化所需要的剩余，也必须以“低成本”地从分散在全国的小生产者那里集中起来；由于剩余转移的巨大规模，因此工业化的剩余积累对消费压缩所形成的“负担”，必须相对平均地由各个社会阶层共同分担，后面两个要求实际上是新中国政治设计的起点：低成本集中剩余和平均分配高积累的负担。

这一点正如大北三郎所写，它的改革“为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平均主义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所获得的成功是平均分配贫困的成功，而不是平均分配财富方面的成功”。他还写道：“如果中国能在不损害这种平均主义社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转引自罗兹曼等著《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Ｐ326）

把一切剩余转移到工业化目标上来，第一个重要步骤是通过土改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然后在通过农业税等手段转移给政权掌握，去支持快速工业化的需要。而后来的“三大改造”更是消除了经济领域的各种消费特权，由整个社会来平均担负高积累成本。后来的文革更是深入追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权，后来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不断推出，例如取消军衔制等等。

工业化进程到底是由资本主导还是由政权主导，实际上通过不同的“力量对比”的竞争比较，在建国初期实现了重新选择。当然这个选择过程，本身是依据短线资源的表现来决定的。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之后，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表现都极端消极，新中国政权最后否定了资本参与主导工业化进程的早期设想――新民主主义，一九五三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本严重不足，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管理所需要的组织资源上，有一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毛泽东要求成为“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目标下成长起来的军队转业干部队伍，简易训练出来的“有机知识分子”，政权中间的主流派要么是有军队工作背景，从前的地方干部也是服务于军队和战争需要的后勤人员。在资本的整合力量严重不足，能够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资本是“短线资源”，而军队转业干部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一定的威信和相应的动员能力，在国家经济管理中间要算是“长线资源”。

新中国是一个后革命政权，其政治整合和组织资源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这个组织资源的缺点和优势，既决定了管理方法的军事化特点――简单粗暴，也奠定了低成本汲取全国经济剩余的制度支持。由于管理成本的存在，使得管理方式和方法上具有“路径依赖”特点，在管理成本投入足够的情况下，难以指望一个更理性化的行政体系，换言之，管理合理化联系着一个适当水平的管理成本投入，包括管理方式方法改进和学习过程、干部的培训和运用。共产党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其主要部分是战争年代完成政治整合的，共享一个非常完整的“战争动员经验”，在管理手法上存在着“军事化”特点：管理强度高、目标性强、下级作用小，由此就存在着军事化管理模式对社会经济过程多样性方面的照顾和反应不足的问题。早期的许多基层干部，往往从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间产生，不需要也没有条件进行管理经验和文化素质方面的积累。而大军南下时期许多军政大学招生，仅仅培养几个月，就去参加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这样低水平的管理投入和学习成本支付，与后来的管理僵化，要联系起来看，这不是决策者的设想或者路线是否“极左”所能改变的。由于这一管理特点的存在，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密切互动，就更加重要了。

要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私人资本主导之外，就需要通过强化农村基层政权来实现。在土改完成之后，新中国政权就采取各种措施，逐次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因为多数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都在农村。从互助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县政权以下的三级政权机构逐步强化并完善起来，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经过试错和调整，最终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小队），这一选择的制约条件是：中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的“雇佣”能力不足。

基层政权动员能力的强化，还只能解决劳动力动员的组织力量问题，还不足以解决要在短期内要求社员进行超额劳动的问题，毕竟所有的超额劳动投入因为主要是增加长远利益的，在当年无法取得适当的报酬。所以动员的要点在于：取消长远利益实现的风险，就是社员必须能够相信或者得到适当的保证：长远利益是可以得到的。大寨最终成为榜样不是偶然的，大寨的典型意义恰恰在于很好地解决了把长远利益增加，作为短期内加大超额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来运用，这一点老田以为是“大寨榜样”的核心价值，有类似于“泰勒制”那样的技术合理性。毛泽东后来发展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试图把劳动大众的权力和利益进行更充分的“保险”，这一保险实际上指向拥有控制权的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防止他们把控制权变成剩余索取权，给人民利益进行“保险”的核心设计就是精英阶层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权，这也是平民阶层实现长远利益的唯一风险所在。

在大寨大队修梯田的年月，由于个人短期劳动的超额投入不能增加当期收益，肯定是没有对应报酬的，因此当期劳动投入只能是增进长远利益，并在以后的系列年限里逐步取得收益。长时间的间隔就产生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社员无法确信自己能够从以后的递增收益中间取得合理的份额，社员将拒绝投入劳动。要在“个人效用函数”中间加入“长远利益”部分，就必须降低实现个人长远利益的风险，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政治上来解决的――就是依靠取消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来确保民众的长远利益，只要精英们不行使剩余索取权，那么未来可分配利益的增加都将与劳动者的今天努力正相关。按照陈永贵的总结就是要“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需要个人承担当期劳动的超额投入，而“两个大批”则是在政治上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向社员不断重申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政治承诺，降低乃至取消实现长远利益的风险；换言之，只要陈永贵不把大寨大队积累下来的资产搞“MBO”化公为私，那么大寨大队的社员都有足够的诱因去参加“修梯田增产”的高强度劳动，后续年份的增产肯定是可以增加他们的可分配收益，因此长远利益就在此条件下就当然地成为社员当前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在意识形态价值上，“两个大批”还能够提供一个粗略的意识形态，帮助增进对公有制经济的认同，降低经济组织的运行管理成本，“两个大批”比吴敬琏于光远等人教条化地照抄马列的陈词滥调，更能在大寨大队的认同建设中间起到实际作用。批判是对不容许少数人行使剩余索取权的一种变相的重申，降低个人的长远利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只要是真正取消了官僚精英群体的剩余索取权，长远利益的实现就不存在风险。（老田《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看新中国的发展战略》，载乌有之乡网站老田网页。）

特别是资本在积累不足的条件下，缺乏适当的控制能力，无法降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就表现出极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在当时的特定经济条件下，表现出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需要民生目标相矛盾的总趋势，因此私人资本雇佣的员工，也很难获得一个长远利益的保障，也不可能存在当期投入超额劳动的激励。由此看来，政权主导还有一重好处是可以在个人利益中间顺利地加入“长远利益”作为激励因素，与私人资本主导能力不足难以控制未能的不确定性相比，政权可以方便地排除大多数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从而给劳动者关于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在管理上，政权通过大批判等形式重申劳动者形成的关于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极大地提高了认同水平，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成效。充分动员丰富劳动力的条件，是给予劳动者以长远利益实现上的可靠保证，毛泽东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都是以否定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为核心内涵的，粗略地针对了相应的功能性要求。

“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依据，还要在政府主导与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对照中间，去进行解读。新中国工业化第一步，到一九七八年完成累计完成的投资数量为15133亿元，如果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就要考虑加上建设用土地的价格，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交通系统建设中间很多土建工程（1978年公路通车里程89万公里，铁路5万多公里），都是无偿征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的，这个巨大的投入也没有转化为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如果是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这一切都必须要付出适当数量的货币，要建设同样数量的工厂和交通事业，要求实际沉淀的“购买力水平”肯定要超过30000亿元以上。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总量不超过120亿元，要实现这样数量的积累规模，将需要上百年时间。

由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非竞争性”，使得企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的学习成本极低，可以由一个或者一群企业无条件地帮助新企业完成技术“复制”工作，这对于私人企业而言是无法得到的，新的私人企业投产总是要经历一个时间的学习和培训过程，更加大了投入要求。

由于政权全盘主导工业化，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企业投资方向更少盲目性，所以成功率极高；要完成同样的工业化任务，考虑到投资失败带来的巨大浪费，势必要极度扩大总的投入数量。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喜欢拿效率说事，但总是选择性地“遗忘”各种宏观统计数字。1985年和1995年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的基期，工业企业的净产值率由36％下降到24％，与此相关联的各种效率指标诸如销售利润率、资产利税率等等下降的相对幅度更大。据工商联统计，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能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私人资本在经营方面失败的概率太高，由此沉没的无效投资数量惊人，如果考虑到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更低的企业淘汰率，则按照单位时间内整个社会投入的资本总量去计算投资收益率，更是大大高于改革后时期。（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2005年6月30日正式面世）

“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依据，是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比私人资本在“购买力积累”方面，要求更少，包括有形的土地划拨、劳动力动员方面的节约，以及在无形的学习成本节约、经营成功率高两个主要方面。换言之，政权只要有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就可以在购买力积累的水平之上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且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技术的学习成本，计划经济也基本上不担心投资失败问题。

范旭东号称中国的化学工业之父，他在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时候，成功说服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在汉代“盐铁官卖”之后实施了2000余年的高盐税体系里，得到低税待遇，使得他的盐化工事业得以顺利生存下来。在中国绝大多数人还不识字的时代，他得到了侯德榜等人的帮助成功开发出“联碱法”，在技术和生产工艺上获得突破。在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都非常不健全的时代，他能够成功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自己的事业的长期亏损，股东们还继续信任他，最后才争取到发展机会；在与西方大企业的竞争中（主要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居然能够胜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成功概率极小的事件。范旭东当然是一个英雄，当然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因为他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作到四个重要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正是这样的“小概率”限制了人们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与这些著名企业家同时存在的是一个“国困民穷”而且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中国。无论今天的精英主义者对1949年前的中国现实如何花力气去粉饰，那个时代清晰地留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记忆中的，是一个“洋钉、洋火、洋油、洋布”遍布中国大地的时代，还有对准中国民众头颅的“洋枪、洋炮”。只有创业成功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的时代，普通人也可以成功领导企业的时代，才会有经济的快速进步。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许多产业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上百年时间所走过的历程，但是在这些行业的建立与壮大过程中，没有一个英雄和企业家特别值得人们铭记，因为他们只是完成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职任务，他们无须承担任何投资和经营上的风险，也无须靠个人奋斗去突破任何政策和体制上的障碍，担心任何资金筹集与产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问题。这个时代的企业成功概率非常高，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领导企业取得进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这些行业和工厂负领导责任的人员，甚至存在严重的管理经验和文化水平不足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让精英主义者灰心丧气的时代。这个时代所树立的典型都是一些普通劳动者，他们的事迹如王铁人也不过就是努力工作，不计较代价而已。中国改革20年来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典型，如牟其中、年广九、马胜利、步鑫生等等，无一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归根结蒂，企业家还是要以企业成败论英雄的，今天中国企业经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仅成功的比例极低，而且成功之后要守成也不是那么容易。最近20年来的成功企业家，往往是一些往往能够在正常渠道之外取得额外资源的特权人士，中国企业经营由此又创新进入了一个“需要英雄”时代。

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高积累政策，不仅直接决定了农业增产的努力方法，也直接给定了新中国的个人分配结构。快速积累过程，使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一方面要减少当前的剩余分配，对于政治认同的下降是决定性的，同时巨大的积累规模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贫穷”来负担，在影响了消费的同时，要求一种适应性的意识形态作用――突出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相比较而言，精英阶层失去了“高档消费品”的选择，在高积累政策下是必然的，这一点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间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改革时代主流经济学追随“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没有什么发展”，强烈抨击“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等等，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统计资料和社会经济的实际进步相一致，但是在政治上则具有相当理由：这一场快速工业化进程中间精英阶层牺牲了特权消费资格，平均分配贫穷首先是取消了奢侈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