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史论之四：新中国经济“强行起飞”的系统制度安排――从“一化三改”到“三面红旗”

作者：老田

按照番邦蛮夷罗斯托的说法，经济起飞是要前提条件的，他把起飞定义为一种工业革命，在这个起飞阶段，投资率要超过10％，农业采掘业和社会经营资本两大部门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现代工业结构准备一个可以持续存在的基础。其实毛泽东时代是在基本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GDP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的一半（57美元）；解放前投资率最高的所谓黄金十年，投资率也不足5％，远远达不到经济起飞的条件。

从历史经验看来，旧中国在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无法集中足够的剩余去投资，甚至不能让有限的社会剩余流向合理的产业门类。中国的资本积累条件不佳也使得资本家信誉很坏，直接导致了“一化三改”的决策。1952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来被总结为“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经济起飞将不再依赖资本的整合作用了，而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罗斯托本人把中国经济起飞的起始时间定位在1952年。

除了人们对资本在解放前恶劣表现的历史记忆之外，资本信誉的败坏还在于建国初的表现，私人资本的恶劣表现与自身的虚弱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长远眼光其实是缺乏主导能力和控制权的表现，因为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无法排除，就进行“逆向选择”把眼光完全盯在短期利益最大化上面，结果又极大的败坏了自身的信誉，加速了资本在新中国自取灭亡的过程。资本家信誉败坏的关键原因有二：一是资本弱小缺乏控制权因此资本行为模式长期陷入短期化，导致在积累的道路上枉顾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是共产党政权和掌握舆论的记者群体（多数出身于解放军）拒绝为资本积累撑腰，资本在政权和话语权的不合作态度下弱势尽行暴露，劣迹被反复曝光本身就是资本权力远远不敌政权和话语权的强大。换言之，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有二：一是资本家公然背弃整体利益，二是政权和话语权对资本劣迹的不妥协态度。而建国初打击投机资本的“稳定物价”之战和“三反五反”运动，本身就成了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的舆论动员前凑。

资本控制权的弱小，超出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预料，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业因此出乎意料地顺利。许多资本家虽然很割舍不下自己的资产，但是在强大的政权和话语权的面前，各地资本家都有一个要当“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强烈诉求，许多人甚至亲自出马参加游行，去敲锣打鼓地欢庆“全行业公私合营”。当时有个说法说这些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关门痛哭。”这一现象的存在，本身是资本控制权弱小的表现，1956年初合营运动一经发动，各地官员和资本家都是争先恐后，结果很短时间就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新中国早先几年的历史，只要不是白痴就很清楚，资本信誉败坏如此，弱小若此，靠他们来主导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绝对不行的，只有寻找更强大的主导因素，这就是依托新中国强大的政权机器。“过渡时期总路线”定性为“一化三改”实际上内含了新中国经济“强行起飞”的目标和制度模式：资本不能兼容国计民生的整体利益目标，就要由比资本更“能干”的力量，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针对了中国特定的生产要素供给现实――中国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资源却很丰富。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就要求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私人资本的力量太有限无法动员广大群众的参与建设。而共产党政权在革命中间按照毛泽东“政治挂帅”要求，培训了大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初步具备相应的组织技术和政治条件，能够胜任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劳动力动员工作，而一些未经革命洗礼的国家如印度，就不具备这一份重要的组织资源。因此毛泽东主张“一化三改”的基础，也在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大批“有机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依托，也只能是空想。主导新中国的经济起飞过程，本身也要求转化在战争期间形成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使之承担起经济建设的任务，让这一股力量在完成“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任务之后，再行承担“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新任务，毛泽东对于这个群体是了解的，在建国前后毛泽东有过多次讲话，针对的就是这个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偏向，毛泽东还就自己的预测对他们反复敲警钟。

针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950年代开始进行了政权的系列强化和下沉过程，最重要的几个步骤都是在农村进行的，先后经过农业互助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运动，把分散劳动力通过反复强化的基层政权的组织作用，进行集体努力，卓有成效地进行土地平整和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把新中国的灌溉比重提高到40％，保证农业的剩余生产水平足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强行起飞的一个主要表述既形象又贴切，叫做“大跃进”。对于新中国经济强行起飞的目标表述，大家都很熟悉，有几个不同的时代表述，建国初是说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1957年以后是说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在1964年第三届人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把发展目标修改为四个现代化，在1975年四届人大报告中间正式提出两步走：第一步是初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世纪末的时候初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些不同阶段的表述，都是紧扣住工业革命的目标和工业革命过程的不同阶段。

强行起飞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还有一个根本要点是如何分配中国有限的剩余，以及政权作为整合力量起作用的方式。从“一化三改”到“三面红旗”，制度的内涵开始丰富和完善起来。三面红旗的具体内容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和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立足于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的基层政权强化形式）；而“三面红旗”的主要内涵有三：一是国家政权代替私人资本的主导作用去整合人力物力；二是在剩余分配优先安排重工业发展；三是在农业上针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现实强化基层政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通过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去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新中国起飞过程中间的大量公共工程，多数也是依托有组织的劳动投入解决的。“三面红旗”的全部内涵的表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间就已经完成了，最后又以这篇文章为蓝本书写了八大政治报告，在八大会议中间就这个政治报告又作出了决议，全面肯定了新中国的剩余和资源分配重点，劳动力资源利用的方向和目标。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毛泽东就新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剩余分配模式，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述，关于资源的行业分配问题（“农轻重”）、资源的地区分配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不同的目标之间的资源占用关系（“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问题（“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的问题（“积累与消费关系”），一个总的意思是贯彻“平衡发展”的思想和“统筹兼顾”的可能，当然由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强行起飞”性质，决定了剩余和资源分配上的紧张性质，不可能真正达到面面俱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总是要有所取舍，当然平衡发展和“强行起飞”的实际可能，也在于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足以支持各个方面的努力；而充分动员和有效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了中国工业化顺利进行的关键。此后二十余年中国的剩余和资源分配，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人们其实可以温习一下毛泽东的个人认知，是如何进入决策和后来实践的，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政治报告，再到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新中国经济起飞的政策要点，最后是这样表述的，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对于后来的国家发展路径和工农业关系，所做的明确阐述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在工业化优先的目标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国内资源分配要优先集中投向工业部分，不利于农业的资源分配政策就已经确定了，而且决议还预计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无法指望机械和化肥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如何适应工业化进程，决议也作出了正确的估计。从后来20余年的执行情况看，这个方针是落实了的，也实现了以集体化促使农业增产并支持工业进步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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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