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史论之七：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粮食安全投入
作者：老田
由于经济强行起飞政策的启动，基层政权强化过程的完成，劳动力组织和动员能
力上升，多个方面的建设目标一时难有合适的标准加以取舍，对于人力物力资源
的过渡动员问题，成为当时一个最严重的弊病。毛泽东始终反对的“剥夺农民”
的平调问题，一度相当严重。
1958年对地方下放权力，也带来建设规模的“合法失控”。与1957年底相比，1960年
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174万人，工业和城市膨胀的速度由此可见一斑，正是这一年
，中国粮食产量下降了30％。
1950年中国的人口就占据全球的22％，作为一个农业国度，人口超出世界平均水
平一倍多，实际上是在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上的高位上。从人均粮食生产
水平看，在最高峰的1958年也只有303公斤，扣除种子和消耗仅仅够一个“糊口水
平”，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必然要受到粮食生产受气候影响波动带来的重
大威胁。而当时新中国的水利事业才刚刚起步，不足以应付气候的影响。
由于人口膨胀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加速，工业化进程又在短期内加快，城
市人口急剧，在统购统销政策下，最后粮食紧张问题集中表现为国家与农民的关
系，对于农村而言是“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国家还要大量征购”。把困难时期的
问题归结为“公社瞎指挥带来的减产”“浮夸风引发的高征购”，已经成为新中
国历史的主流叙述，其实这个叙述只受个别例证支持，而且今天人们乐于列举的
一些例证大量密集在1958年底，而最严重的缺粮是1960年和1961年，出现在几个
农业生产季节之后，1958年出现的失误案例对最严重减产年份的影响并不那么直
接。其实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人均粮食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工业化强行启动加大了
城市的粮食需求，这个需要之大已经与农民的口粮相矛盾了，在粮食减产的情况
下，农村缺粮肯定要表现为国家征购行为的首要影响，事实是不管有没有浮夸风
，都是要征购到与城市人口需要适应的粮食数量。
1961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经迅速寻求对外购买粮食，进口量的预
列计划是300万吨，最后被毛泽东加码为500万吨。与1956－1958年平均产量相比
，粮食减产的数量高达5000万吨以上，进口数量仅仅相当于1/10，粮食紧张的局
面当然无法得到根本缓解。
和中国传统时期的饥荒影响相比，这一次的危机由于政权强大的提取和平衡行为
，超出了传统饥荒受地域和阶层限制的特点，那些未受气候影响的地区也一样感
到粮食的严重紧张关系（丰收地区也一样受到国家强有力的粮食平调救灾措施的
影响），精英阶层也首次遭遇长期挨饿的黑暗记忆，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影响和历
史记忆，打破了传统时期缺粮与受灾范围严格对应的关系。三年困难时期人均低
水平的粮食产量，决定了饥荒的影响程度，而政权的强大介入则把饥荒的影响，
扩大到全国范围。由于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得全国共同挨饿，大大改善了局
部地区的缺粮程度，最终有助于降低生命损失，按照人均最低口粮水平计算，困
难时期粮食减产30％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周边的几个省区，按照局部地区缺粮
程度和人口分布计算，在没有全国平衡的情况下，饿死人数量的上限是2亿左右，
下限也在1亿以上，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全国性的粮食平调，从而使得局部地区粮食
供应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大大减少了饿死人的数量，代价就是把缺粮的范围和对
饥荒的感受扩大到全国城乡。换言之，救灾的有效性是通过共同挨饿去降低局部
饿死。一般而言，强大和集权的体制总是特别有利于应付战争和饥荒，没有高度
集权的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当时新近成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就很难把实际上并不特
别宽松的“丰产省区”的农民口粮，拿过去救灾。
由于政权的强大介入，使得这一次饥荒与传统时期的饥荒持续时间不同，这一次
由于政权的强大主导作用，结果是迅速走出了危机的影响，快速地实现了灾后的
恢复。由极端气候造成的大饥荒，在历史上常常是呈雪崩式的恶化。通常的程序
是这样：收成不好---粮食匮乏---不能眼看家人饿死---种子耕畜充饥---自然灾
害结束后也无法恢复生产---再继续颗粒无收---灾情更重。饥荒带来的后续效应
，在这一次表现得不是很突出。
这一次饥荒带来的黑暗记忆，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间有两重后果，一是劳动力
资源的运用方向此后集中转向灌溉水利事业，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说
法特别深入人心；第二是在农业上资源分配长期集中于粮食生产，按照当时的说
法是“以粮为纲”。
灌溉水利事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把旱地变为水浇地上，是具有增产效应的，
但是继续投入则仅仅具有保险作用。大量的灌溉保证率提高的水利设施，也仅仅
能够在第一水利失效的情况下，开始发挥作用。黄淮海平原的机井，也是仅仅具
有促进稳产的作用。而江河堤防的修筑，就没有增产的作用，仅仅具有减灾的价
值，是一种没有产出的投入。换言之，自从大饥荒之后，劳动大量投入的水利事
业，主要是具有增进中国粮食安全的价值，大部分投入不具有在正常年份促进增
产的作用，这在GDP数量统计上是显示不出来的。大致上相当于一种保险费支出，
这一部分对于人均粮食数量很少的中国来说，对民众生存状况改善的意义非常重
大，虽然不表现为GDP数字。
在毛泽东时代的尾期，由于北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灌溉设施带来的稳产
作用，最后扭转了持续数百年的“南粮北运”。1978年是新中国50年中间，旱情
最为严重的年份，这一年的粮食反而增产了，与1960年的差别是：大量水利设施
开始发挥作用了。一般而言，只要是有良好的灌溉水源保证，持续的旱情总是意
味着更加充分的日照，这是有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和增产的。
在文革期间，一个曾经被当权派下放八年老干部，把自己参加劳动的情况作了详
细的日记，最近他把日记翻出来作了一个统计。他告诉我，当时他每年平均出工
350天左右，但是真正投入生产队土地上的劳动日只有49天，其他的社员情况也是
差不多，大量的劳动时间都是去参加水利建设或者修筑公路。换言之，在生产队
里“有产出的劳动”，实际上只有1/7左右，大量的劳动是用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
益投入，或者是作为保险费投入的，没有增加当期的产出；但是所有的劳动日都
要按照所取得“工分”数量参与年终分配，因此生产队劳动日分配上的“低效率
”，并不体现当时实际的劳动成就，而是远远低于这一成就。反过来，在分田到
户之后，农民终止了对水利事业的投入，但是还在继续享受过去投入带来的好处
，在单位劳动的分配上，实际上是部分过去的劳动成就，增加了今天的分配。当
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水利事业大量荒废，“靠过去投入的劳动增加今天分配的
份额”会逐年衰减。
在强行起飞模式下的劳动力资源动员策略，决定了单位劳动日分配上的“低效率
”，在这个低效率的背后，是长远利益增加和风险降低，降低了以后的大饥荒的
生命损失和气候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就国民经济的整体而言是粮食安全更有
保障了，这一部分既没有体现在农民个人收入里面，也没有体现在宏观的GDP数字
里。由于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人均粮食产量不高的状况还将继续存在，
粮食安全相对脆弱是必然的，这要求更高的“保险费投入”，换言之，中国需要
一个相当的“无产出投入”水平。从今天的现实看，中国粮食安全的状况是令人
担忧的，由于长期终止水利方面的投入，减灾能力持续下降，1990年代成灾面积
较1970年代上升120％，粮食安全在近20年来持续下降。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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