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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套车

作者:高梁 来源:江南app网址

·中国社会发展路径讨论·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

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套车

文/特约撰稿员 高梁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成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早在1980年代,中央有关文件就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更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过程,因此,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基本的边界条件。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国际视角看制度变革与稳定的关系

从苏联和东欧的变迁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体经历了三种方式:一是渐进式的道路,二是激进式的“推到重来”方式(如苏联),三是通过外部力量进行改造(如东德)。中国学界和政界有些人,有感于本国渐进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常常对俄罗斯“一步到位”实现资本主义不无羡慕。他们认为,“一步到位”解决“旧体制弊端”——政治上实现多党制,经济上彻底资本主义化——就可以真正拥有经济腾飞的体制条件。甚至对苏联东欧由于这种休克疗法,造成了十几年的经济衰退,很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但是,俄罗斯的实践说明,政治架构的大变动极大地干扰了经济联系和工业组织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经济的全面混乱。

这种短痛的结果,使得苏联失去了当年的一流强国地位,只是凭借以往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才支持了经济的基本运转。这种结果对其自身来说,是一种发展战略的失败。而东欧小国,在当年社会主义时期就没有独立性,转型后的今天照样不可能有独立性。脱离华约组织倒进欧盟的怀抱,这些国家原有的国有骨干大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部分落入西方跨国公司囊中。可见,制度的激烈变革所付出的发展代价,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当然,苏联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了一种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它的政治崩溃造成经济衰退是不奇怪的。与苏联相比,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所以,中国的渐进改革有一个得以成功的基础,就是通过多元所有制的经济发展,促进改革过程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国际视角的比较说明,中国的改革战略应该是发挥自身优势,避免休克疗法,通过渐进改革来维持经济发展势头。这是我们考虑改革和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中国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我们经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思路,以及如何处理改革和发展关系?

20多年来,在国家战略发展上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思维逻辑:一个是一度流行的发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场化和全面开放-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另一个思路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到开放程度的可控性,注意产业的升级,强调产业的自主性和安全性。

这后一种思路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也不是要否定比较优势的客观力量。对于中国来说,发挥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中国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必然要求进行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不能永远处于国际的低端加工链上。2005年,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这是十分正确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实现这项任务,就必须在市场化的同时,加强国家对产业升级的引导,推动产学研结合进行自主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完全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首先,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在市场的规范性方面不够完善、产业、技术竞争力等处于弱势地位。举两个例子:中国3大石油公司的营业额总额不如美国xx一家。中国航空工业技术研发的投入还不到波音公司的5%。所以说,后进国家要想在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追赶先进国家,需要尽国家的力量来和国外的公司对抗。如果过分削弱本国的企业实力,过分强调本国微观的市场竞争,而不去注意国际市场的竞争,是要吃苦头的。所以,必须采取“国家适当支持”和“将企业推向市场”并重的政策,正确处理保护-竞争的关系。这样才能帮助民族企业在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环境中,逐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最终实现追赶先进的目标。一味偏重“市场化”和一味强调“国家保护”都是片面的。

其次,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紧张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源的硬约束是客观存在。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能源生产占世界第三,能源消费占世界第二。可是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费只有1.29吨标准媒,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5吨。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能源消费才是世界水平的一半,先进国家的1/4。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工业化模式搞下去,15年后,中国的年石油消费量,按照西方的消费水平,将达到16亿吨。而国内生产只有2亿吨,14亿吨要靠进口。而现在全世界可供出口的原油每年只有15亿吨。其他方面也一样。中国目前的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每年一半以上铁矿要靠进口。

这种资源的硬约束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拉大贫富差距的方法,来实现高速发展。中国必须更多地强调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注意可持续发展。中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必须加强宏观、中观和微观机制的协调。

必须强调指出,单纯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不可能实现强国目标。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世界上大体有4种模式:欧美型、拉美型、苏联型和日韩型。欧美模式是先行的现代化。苏联是通过计划经济手段高强度动员资源,从一个落后国家变为先进工业国。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不比美国短,但市场经济并没有创造出富强的一流国家,相反成为资源输出国和资本技术输入国,成为依附型的经济体。而日本和韩国作为后起的东亚国家则迅速崛起,成为可以和美、欧在很多领域抗衡的先进国家。它们靠的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进取战略和由政府主导的官产学言结合、高强度吸收消化先进技术并形成自主发展的技术能力。这些说明了一个道理:市场化制度是国家经济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微观自由而削弱国家的管理能力,中国就会变为“弱势国家,涣散社会”,最终将被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业的位置,走上拉美国家的依附型发展道路。这决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尽管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但在强大的国际竞争面前,中国仍然处于劣势。

中国目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工业竞争力不足,对外依赖性增强。所以,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具有重大的发展战略意义。我们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但在很多人心目中,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招商引资是硬道理。招不来商,引不来资,就招个开发商来做房地产,拆城市民房,抢农村土地,搞得鸡飞狗跳墙。为了一时的GDP好看,牺牲长远的发展利益。这叫什么发展?这不是硬道理,这是饮鸩止渴。这样的发展观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真正的硬道理是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必须强调产业竞争力,强调整体竞争力。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自主的战略追赶态势,注重发展和安全的统一。

什么叫安全?安全应该是广义的理解,既是国防的安全,也是产业的安全、能源资源的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十分严峻的,绝不是唱“莺歌燕舞”的时候。

以什么样的改革促发展求稳定

我们通常说,改革是发动机,是促进发展的动力。我认为还应该加一句:改革必须服务于经济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改革决不是单向的“市场化、私有化”。

目前理论界存在着一种强烈倾向——否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一些人心目中,所谓的“改革攻坚”、“将改革进行到底”,就是苏联的“休克”疗法。然而如前所述,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苏联“休克”式的资本主义化道路。苏联的改革决不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样板。

中国的改革和以改革促进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基本导向,必须超越GDP目标,把GDP目标转为国家竞争力目标。瑞士洛桑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对“制度”的优势提出了两个基本定义:第一,系统开放性和系统自主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这两个国际公认的指标,也应该是中国的基本原则。

对后进国家来说,尤其是大国,必须解决好“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之间的平衡问题,解决好“市场化”和国家控制关系的问题。须知,开放度和市场化水平是有科学尺度的,并不是越开放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

平衡度怎么掌握?我认为,一个基本标准,就是国家必须对命脉、战略、骨干产业的发展保持控制权,对这些领域不能无原则放开。这是因为,“大跃进式”的私有化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非但不能增强企业活力,反而会造成经济的混乱。因此,在发展多元经济成分时,必须对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有所警惕,对外资对国内关键产业的控制野心有所警惕。国家必须保留民族工业的地位,高度重视经济科技的自主发展。

经济改革决不意味着国家把经济管理和指导的责任都推给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必须审时度势。

国家控制不等于计划经济,而是说,政府要保留对经济宏观控制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产业政策制定贯彻能力;要为科技自主创新提供环境,提供资助,推动产学研合作和知识流动。

去年的“郎顾之争”,引起了全社会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广大网民用网上投票的方式否认了程序非正义的、导致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的企业改革。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对国企改制中黑箱操作、官商勾结等现象普遍不满,这使我们再次看到片面的“产权改革”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从中可以得到的教训是,不论国企改革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不但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这个基本边界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解决好改革发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就讲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说,不是以资本为本,不是以外国老板为本,不是以GDP为本。有学者指出:我们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需要基于规则的改革,需要透明的改革,需要分享式的改革。这是十分正确的,应当引起经济改革的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改革是要建设一个法制的、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对外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对内让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的改革不能改成腐败的、官商勾结的、贫富对立的、对外依附的资本主义。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最近,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了中长期科技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及建设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中心,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制定了配套的政策措施。这标志着,中国决心坚持自主发展的经济路线,通过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来目标。

(《凤凰周刊》总第210期,200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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