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是要率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一个历史人物逆历史潮流而想而言而动，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而想而言而动，那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应当对其持总体否定的态度。

王阳明是明代重要思想家，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既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家。他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明朝封建统治；创立“阳明心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研究评价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前提

研究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是要率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一个历史人物逆历史潮流而想而言而动，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而想而言而动，那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应当对其持总体否定的态度。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不能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是要历史地、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待他的功过，做到实事求是。

认识评价历史人物，不单纯是对他个人的认识评价问题，还有一个为现实服务的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直接影响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判断。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认识，首先要看他的言行是不是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就应当是肯定的或以肯定为主的。在当今中国，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反之，错误地评价历史人物，把进步的说成反动的，或把反动的说成进步的，都会对现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大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要把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历史人物是其所处社会存在的产物，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准确把握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情况，才能建立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

譬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分析德国古典哲学时，首先不是分析德国古典哲学本身，而是从当时德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入手，分析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而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性质与特点。恩格斯认为，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正处于新的生产力冲破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在发展壮大和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时候，英法资本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在英法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的历史掘墓人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登上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舞台。德国资产阶级既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又看到德国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德国封建统治阶级势力又比较强，而德国资产阶级相对比较软弱，资产阶级受到强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激烈反对。以上因素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带有妥协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一开始就暴露出两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害怕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的一面。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其阶级意识——德国古典哲学也具有两重性：一重是革命性，特别是它的革命辩证法；另一重是保守性，体现为唯心主义。因此，我们评价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也要充分考虑王阳明所处的历史条件，才能深刻把握其实质和特点。

二是要用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评价历史人物。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他的思想一定会打上阶级烙印。所以在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人物时，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看他站在怎样的阶级立场，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期，充满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用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否则就无法获得正确认识。

三是要把生产力的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他的思想和活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所以，评价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要看他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

四是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真正的主人。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他是站在多数人立场还是少数人立场，是为多数人利益发声还是为少数人利益发声，是为剥削阶级发声还是为被剥削阶级发声。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内容。但是在任何历史阶段，人民都应该是以劳动人民为主要成分的多数人、绝大多数人。在剥削阶级社会中，人民处于被统治地位，虽然是多数，但是受少数人统治。认识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他的言行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是否有利于多数人利益。

五是要用客观的、一分为二的、全面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罔顾历史、虚无历史或夸大甚至编造历史；要用两分法看待历史人物，既要考察他进步的一面，又要考察他落后的一面，既要考察积极的一面，又要考察消极的一面；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既要看到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又要看到他的局限性。

王阳明及其哲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接下来，笔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评价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

第一，剖析王阳明身处的历史环境及其政治活动，可以看出，他一生为学为政都是为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

王阳明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父王华曾任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从政时间在明朝中叶，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萌发的历史变迁之际，明朝已坐在了火山口上：一是土地兼并剧烈，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二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表现为大官僚、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的矛盾，皇室与藩王之间的内讧，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派系争权越发白热化；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手工业商品经济抬头，产生了封建地主阶级与手工业、商业经营者、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四是明朝统治阶级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阶级的矛盾加深，朝廷腐化引发边防涣散。

王阳明一生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活动，就是站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立场上，维护已经腐朽的明朝封建统治。一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他建立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团练民兵”，先后镇压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镇压广西、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武装暴动。除残酷屠杀之外，他还用诱降和打入奸细等办法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同时采取“恩威并施”政策。二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三是实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如疏通盐法，杜绝商人投机，多收盐税，以减轻农民的军赋负担；他还请求朝廷宽免江西农民租税，赈济灾民等。

应该怎样评价王阳明的政治活动？只要重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刻分析，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了。他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所仅见。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当时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毛泽东对封建社会作出的总体分析，同样适用于明朝中期。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王阳明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他站在农民阶级一边还是地主阶级一边？他的为学为政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是与此相反？可以说，他一生都致力于维护明朝中期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维护皇室以及大官僚大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吞并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这是他最大的历史污点。明中期的农民起义如果成功，可以多多少少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以根本标准来判断，镇压农民起义是阻碍生产力解放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

第二，剖析“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即理”等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学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宋明理学是以唯心主义作为核心理念的儒学形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被奉为官方学派正统思想。宋明理学分成程颢、程颐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称为“理”，作为宇宙本体的最高存在。二者的区别是，程朱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理在心外”；陆王是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心即理”，“理在心中”。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唯心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是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程朱理学在宋明思想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到明朝中叶，程朱理学被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的知识分子当作猎取功名的工具，很难发挥巩固统治的作用了，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理学形态，承接起统治人民思想的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陆王之学日渐壮大。身处明代中期的混乱之世，王阳明看到了社会动乱和矛盾激化，然而他不是归因于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而是认为正是人的道德沦丧才造成社会混乱，并企图通过加强封建道德灌输来解除社会危机。王阳明对程朱之学展开激烈批判，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他认为，人们追名逐利，不利于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以及缓和阶级矛盾，他把社会危机完全归结为人心不好，试图通过整顿人心来维护明朝统治。于是他积极批判朱熹学说，试图用主观唯心主义取代客观唯心主义，从哲学思想上变换一种新的形式，重建封建道德，化解社会危机。王阳明从镇压农民起义中得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认识。因此，他在军事镇压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封建道德灌输，对农民起义采取“恩威并举”的政策。他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说农民起义是大不仁，是违背天理的。

王阳明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批判朱熹的“理在心外”，提出“理在心中”。陆王心学的基本命题是“心即理”。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就是发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王阳明发挥陆九渊的思想，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陆王所说的“心”是指封建伦理道德，他们称之为“理”，也就是意识、思想这些纯主观的东西。所谓“心即理”，“理”不在“心外”，就是说“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等先天存在于人心之中。

王阳明从主观唯心主义角度讨论了物与心的关系问题。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即事物的产生是由于人心所发生的意念的活动。王阳明抓住了意识的能动方面，无限夸大和歪曲，认为只有人的主观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客观事物则只能是意识的体现。这样一来，他就把心、身、意、知、物说成一回事，混淆了身和心、心和物的关系。

王阳明认为客观事物不能脱离人的感觉、知觉而存在。《传习录》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不会因为无人看见，它就不存在。但王阳明却辩解：人要知道花树存在，必须感觉到它，当人看见它时，它的颜色才“明白起来”。当人没看到花时，人没有感觉到它，这时花就与心“同归于寂”，不能认为花是存在的。王阳明的观点类似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巴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我论的命题。列宁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时指出：“如果物体像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

从哲学党性上分析，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坠落到反动阶段的意识形态，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即理”的主张，就是为挽救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形成的。

王阳明把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政治，就形成了“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位”的“明德”、“亲民”主张。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所谓“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就是说要使人人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君臣有义，不使一个人作出违背封建伦理的行为，农民起义则是大不仁。他的学说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表明大地主阶级在面临危机时，需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一种新的手法，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但历史证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仍然不能挽救明朝的覆亡。

第三，剖析王阳明的“致良知”、“致知格物”说可以看出，他宣传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企图向人民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借用孟子关于人先天具有“良知”、“良能”的说法，宣称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为“致良知”。他所说的“心”也叫“良知”，又称“天理”，指先天的道德观念。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里所谓的“良知”就是人人具备的、先天具有的、不教自能的封建道德。他认为，这种“良知”是天地万物发生的源泉，不仅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也是自然界赖以存在的原则。

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人的认识的源泉不在客观世界而在心内，心内的“良知”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且也是认识的对象，是天地造化的根本。“良知”在本体论方面是事物的源泉，在认识论方面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从本体论上来说，它把心内存在的“良知”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体。从认识论上讲，他反对人通过实践去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以“良知”作为事物的天然法则，把天下的事物都纳入“良知”之中，这就是“致知格物”。王阳明的弟子把他的“致知格物”概括为所谓“王门四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告诉人们，“良知”是十全十美的，因此“良知”是无善无恶的，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当人心发生意念活动时，则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良知”本来就有知善知恶的本能，如果顺从“良知”去扩充善念，破除恶念，就能保持“良知”，就不会产生与“良知”相违背的言论行动。“致良知”学说是十足的精神麻醉剂。王阳明对于封建道德“致良知”的信仰主义主张，为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国民党反动派所提倡的力行哲学，就是抄袭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把法西斯主义与封建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用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王阳明把“致良知”的功夫叫作“致知格物”。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由心所生的意志活动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但因为一般人都摆脱不掉私欲的障碍，所以必须用“致知格物”的方法克服私欲，才能恢复“良知”。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致知格物”就是致心之理，格心之物。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他的“致知格物”不是去探求万事万物固有的客观规律，而是要把心之良知、天理贯彻到万事万物中去，使事物与良知、天理相符合。“格物”就是把先天的道德规律颁发给自然界和社会。他认为，万事万物是由意念所生的，事物的善与不善决定于意念的善与不善，“致知格物”就是克服意念中的不善，保存意念中的善。二是“致知格物”实际上是把从物到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颠倒过来变成从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所谓“致知格物”，首先要认识主观意识，然后才能去认识事物，用主观意识去认识事物。“致知格物”说实际上是为实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天理”而服务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加强封建道德修养的一种手段。

第四，“知行合一”不过是“致良知”的一种手段，是“知”决定“行”、统一“行”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是用封建道德统一人民的思想行动，巩固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首先，他所讲的“知”并不是指认识，“行”并不是指行动、实践，他所讲的“知”是先天存在的“良知”，“行”只不过是去实现“致良知”的一种道德行为，是从思想到物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其次，他的“知行合一”是“知”统一“行”。他认为，“知”和“行”都是心所生的，统一存在于心，“知”的时候就是“行”。他把“行”也看作“知”的一种表现形式，以“知”代替“行”，他主张不要分别“知”和“行”，否认“知”来源于“行”，主张“行”来源于“知”。他认为“知行”的差别只是认识的不同层次而已。再次，在他的“知行合一”说中，“知”决定“行”，“行”体现“知”，是对“知”的补充，抹杀“知”和“行”在性质上的区别。最后，他的“知行合一”是以“致良知”为标准，“知”就是知天理，“行”是行天理。实际上他的“知”和“行”都是所谓的道德行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坚持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目的是用道德信仰代替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他的“知行合一”是以“知”代替“行”，把行动当作效果，取消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毛泽东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特点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阳明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就具有这一特征。

辩证看待王阳明及其哲学的历史价值

对于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笔者采取总体否定的态度，同时抱着实事求是的、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其人及其哲学思想有价值的地方给予客观评价。

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脉的重要人物，王阳明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予以评析。列宁指出：“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人的认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非常复杂的“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都有可能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即有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唯心主义也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花朵，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是难以避免的，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是由于它颠倒了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脱离实践，总体上是错误的，不结果实的。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虽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从哲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方面、从强调主体能动性和意识的反作用方面、从道德实践方面、从哲学伦理道德以及认识论研究方面来说，不乏有价值的东西。

第一，王阳明生于皇帝昏庸、奸宦专权、社会分化、危机四伏的明朝中叶。在政治上，王阳明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力求挽救明王朝，维持明王朝的“大一统”。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只用35天便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对于维护“大一统”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主张减免租税、赈济灾民，虽然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救济灾民，也有一定可取之处。

第二，王阳明心学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被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加以批判地吸收改造，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阳明学具有偏重道德践行的倾向，注重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强调道德修养的作用，以及诉求主体性精神的思想品格，开启了一代思想清流，革新了宋明以来的儒学，在明清之际催生出具有一定启蒙性的思想观念。在日本，阳明学一度被奉为“显学”，对推动明治维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有一定价值的思想，更多地受到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只有脱离了这一体系才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王阳明的心学，在客观上是应革新理学、收拾人心、匡时救弊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反对崇拜旧教条的历史价值。至明朝中叶，程朱理学牢笼天下，而且弊端尽现。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他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并提出反对崇拜旧权威、旧教条的言论，具有一定意义。

第四，王阳明为了广泛而有效地推行其学说，还提出根据人们年龄和身心发展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倡导教育方法应灵活简明、易于接受，如启发诱导、学贵自得、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这些也是有价值的。

第五，王阳明把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发展到极致，他提出“心即理”是针对朱熹认为心理为二、在人心之外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理的客观唯心主义说法的，王阳明认为心理为一，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第六，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也是反对朱熹割裂知行内在联系的“知先行后”说，在主观唯心主义视野下讨论知行统一的问题，触碰到了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联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批评并纠正了口讲圣贤之学而实求私欲功利的言行不一的学风和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