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疾病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一历史真实同样洞彻的理解，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的扩张过程天才地视为“疾病”的扩散。或许更为天才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在1853年为美国《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关于鸦片贸易的一系列专栏文献中，将英国输入到中国的鸦片称为一种药物，一种“麻醉剂”。由于马克思将这一药物的奇妙功效比喻为“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将她从麻醉中唤醒似的”，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谓的“药物”不是泛指一般的麻醉剂，因为我们经常能够在马克思信手拈来的莎士比亚的词章和不朽戏剧中看到它，例如：朱丽叶就曾经事先吃下这样的“麻醉剂”，等待着在她的情人罗密欧面前“复活”的那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人们经常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殖民贸易在世界扩张的过程就是一个“疾病”扩散的过程的洞见，看作不过是个对于历史的形象比喻——但这是过于想当然的理解。因为马克思的论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历史的“比喻”，它就是对历史本身的描述，就是历史本身。只不过它作为“令人泄气的历史”而被四处语焉不详地掩盖着。

如果我们留心确切的历史，就会毫不惊讶的发现，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都已经揭示出，旷日持久的现代进程就是一个真实的疾病扩散的过程。例如，当代杰出的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杰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揭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他断言：“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而开始的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

然而贾雷德•戴蒙德在这里所提到的仅仅是千万宗历史真实中的一幕而已。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美国白人殖民者最擅长干的一件美事，就是把染满天花病菌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以答谢后者的好客，这正如1930——1940年代的日本侵略者将鼠疫菌倒在中国老百姓的水井里。病菌的扩散随着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而“全球化”，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早，也是一如既往的“生化武器”。

马克思关于鸦片贸易的天才论断今天依然是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钥匙，这个论断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历史病理学”的天平上，从而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活的理解，因此他永远值得当代中国势力眼的历史学家好好学习。因为根据后者的势力眼逻辑，鸦片战争的历史便是所谓“落后必须挨打”，实际在1840年的世界上，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当时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是英国的10多倍，所谓“经济落后”正不知从何谈起。鸦片贸易仅仅在如下意义上才成为历史的转折，那就是：成千上万箱的“西方药物”——鸦片，竟然能够一变英国对于中国经济、贸易的30年依赖，将这一英国一边倒的贸易依赖，改写为中国人对于“鸦片”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鸦片的的确确是一种“药品”，而它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依赖型药品”，如同胰岛素Ⅱ对于型糖尿病，如同毒品对于吸毒者，英国人不过是将所谓“医学”的方法用于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如此而已。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鸦片这一真实的“药品”在中国的功用，其最后的结果却是英国殖民者始料不及的。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中国对于这一“西方麻醉药品”的依赖将会导致两个前途：一个是永久性的依赖，即使得中国永远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里的附庸和“依赖型”。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一前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的财富和生产力并非是无限的，相反，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白银和产品的无限制的榨取，最可能的是导致中国经济由相对负增长走向绝对负增长，最终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崩溃，其结果则必然是马克思所说的中国内部革命的爆发。因此，“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作为一个英国人始料不及的结果，则导致了中国的第二个前途：就是革命造成了一个新的、革命中国的形成，中国将以这种革命的方式，彻底摆脱和结束对于英国和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西方麻醉药品”市场的依赖。革命为什么能够结束甚至倒转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依赖型”地位呢？马克思认为：革命将推翻封建王朝而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边界”，正是这一新的主权形式、这一“边界”——以“脱钩”的形式反抗、颠覆着殖民主义推动的世界市场，同时也有效的阻挡住殖民主义铁蹄所携带的可恶的“病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谓鸦片这一西方的“药物”奇妙的功效：“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将她从麻醉中唤醒似的”。

对于欧洲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的研究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其中米歇尔•福柯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清楚的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力量的逐渐强大，与控制疾病流传的技术和机制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欧洲国家的“边界”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现代卫生学对于疾病的“隔离”和“集中控制”构想。换句话说，欧洲现代城市国家的兴起和强大，与“卫生学”的兴起和国家化密切相关，现代国家机制的配置与疾病控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偶然的。实际上，是疾病的蔓延和对疾病的恐惧推动了近代卫生学的出现，而正是这一“卫生学”为现代城市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构想和方式。这里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就是，随着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化过程，大批一无所有的农民拥入英国和欧洲城市，居住在肮脏、黑暗，完全没有生活设备、特别是下水设备的贫民窟里。于是，从1830年开始，黑死病和霍乱从这里流行伦敦并席卷欧洲，而在1840年之前，英国正处于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之中，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包括雨果在内的欧洲人道主义者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展开激烈抨击的真正原因；同时，这一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也是英国孤注一掷、对于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所在——而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经济危机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人道危机，恰恰与“英国国家能力”的空前强化相伴随，这一逐步军事化的、最终就是“军商合一”的国家的形成，首先则是与控制国内疾病蔓延、是与划分“伦敦东头”与“伦敦西头”的“城市规划”、人口普查、警察户籍制度、隔离运动密切相关，而审查、登记、化验的机制首先是从“卫生学”中产生，随后成为军商合一的强大国家手中的工具，正是控制疾病的需要使得英国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组织能力。不应该被忘却、掩盖、抹煞的基本历史事实恰恰是——这一获得空前组织能力的国家在殖民贸易中的角色：在1830之前的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是强者的一方，而英国是依附的一方，只是在1840年英国高度组织化的、“军商合一”的国家贸易制度下，而非“自由贸易”制度下，双方的地位才戏剧性的倒转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还有个十分有趣的例子。那就是1996年我曾经在加州大学社会学的博士讨论班上听到一番高论，论者通过福柯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合作化运动中对于粪便的处理”，认为“管理到粪”是国家对于私人领域的最无情的控制。他还引到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前所未有的将“粪”也写进优美的诗歌里的例子，听者一时大笑。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锡瑞教授(《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作者)立即起而纠正这种“学术玩票”，他指出，合作化运动对于“粪”的集中处理，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因此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千村薜荔人遗矢”那首诗就叫《送瘟神》，它歌颂的就是这一壮举。周教授指出：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设定一个边界，没有这个国家推行卫生制度、合作医疗，对于疾病的控制和阻挡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周锡瑞教授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福柯的历史论断。强大的现代国家力量的兴起，从历史上看，显然与控制疾病蔓延的“卫生学”机制关系密切，但是，这一强大的国家力量究竟在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好还是坏，也只能从其具体的、真实的历史作用中去理解。

现代历史进程中疾病的扩散与控制的惊心动魄的进程，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压迫和反抗的正反双方所洞察，它同时也就自然成为双方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对于那些殖民者、压迫者而言，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就是在这个“疾病”的意义上被确立起来的。因此，数以千记的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世界的讲述，都与“疾病的蔓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土著人才是疾病的携带者”的断言，乃是一切殖民计划的正当理由。“病人”、“东亚病夫”就是殖民地人民缺乏“文明”，以及其身体与道德双重堕落的活见证。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殖民主义的世界构想，就建立在文明、纯洁的欧洲，与腐败、野蛮的“它者”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边界”、一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于双方都是需要的。而且，对于压迫与反抗的双方来说，这个世界体系也都是一个矛盾体：对于压迫者来说，获取物质利益和廉价劳动力的渴望，与对于“疾病”、“野蛮”、“传染”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而对于反抗者一方而言，是“独立自主”的梦想与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渴望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