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以物质为核心的结构下，在现代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下，重物质轻精神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政治性与文化、社会脱了钩。对自身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历史中正确性的否定，使得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伤害。如何把政治价值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转化为政治实践，从而在西方中心世界里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否定历史正确性与价值观的被伤害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但在今天的中国，它们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伤害，而这是伴随对历史的正确性的否定而被否定的。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受到伤害？它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是有冲突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了从政治上倡导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要在政治上产生新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否定整个历史、否定历史的正确性。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这些年，什么时候争论得最激烈？尽管存在各个方面的争论，但凡是涉及历史问题的，都是争论最大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要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这些被否定，戊戌变法被否定，辛亥革命也被否定或者说被很大程度地否定，尽管抗日战争还不能被完全否定，但国共斗争被否定了，抗美援朝被否定了。在作出了所有的否定之后，这些历史里所产生的政治价值——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自然也就被模糊了，被否定了。比如，张思德在今天来看，这个人跟傻瓜一样，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更不要说黄继光、罗盛教这些国际主义精神了，因为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民族斗争已经被否定了，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目标也已经被否定了。正因为我们的历史正确性被否定了，历史中积习的价值观自然也就随着政治性的转变而转变了。
二、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1.现代资本主义与物质的核心化
当代国际社会，凸显重物质轻精神现象，并非中国特有。自从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物质就变成了非常核心的内容，可以说，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过去，马克思曾用“拜物教”来说明这个特色。这里的物质主要指经济、科技等。与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的社会也有经济，也有过科学的探求，但传统社会的经济是镶嵌在礼仪、习俗、制度等大的文化背景里面的，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制度和文化条件的影响和支配的，经济的运行主要是在经济的内部来运行的。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简化成了一个经济社会，经济变成了支配性的现象：相比传统社会中经济镶嵌在制度、文化等条件之上才能运作而言，在今天，一切颠倒了过来，制度、文化等都镶嵌在经济关系当中运行，尽管这也不能完全绝对，但现实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现象。像张艺谋、陈凯歌的大片，各种各样的大片，以及文艺表演，都是靠资本推动的，文化已经变成了内在于经济的一部分。
不仅文化如此，政治也是。过去说“政治挂帅”，而今天的政治恰恰是受经济影响的。比方说美国大选，每个候选人都要筹钱，如果没有钱，仅靠个人的能力就没有任何可能。在今天的中国，公共的政策、社会的政策、文化的政策也都受到经济利益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都逐渐地被经济渗透。
除了经济，科学技术也是这样。在过去，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的探索，但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利用的价值就不存在这些探索，以物质利益为中心成了根本性规则。
正是在以上意义上，我说重物质轻精神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工业革命以后，物质主义占了上风；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的多数决定占了上风，个人独特的内在性慢慢受到了排除。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并非仅仅在中国出现。对于这样的转变，一直存在着反对和反抗，包括中国。自明清以来，一些思想家比如梁启超讲“新民”，鲁迅讲“改造国民性”，就是直指这种变化。鲁迅1907年就写文章批评物质，说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可以说，近代以来，不断有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在教育领域、在文化领域，如何避免被物质支配这个现象。“五四”时期，非常重视文化问题，虽然它是反传统的。在当时蔡元培、梁启超对文化的重视里，都有反物质主义这个倾向。
2.文化、精神和政治价值区分下的现代社会危机
现代社会最深刻的危机，突出集中体现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诸多困境和问题中。对于个人的、利己的竞争导致的问题，很多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希望用法制、契约来约束竞争，而不需要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都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如果没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这些价值观，一个社会就难以成型，就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就是一个丛林的法则。只是靠外在的约束，那人也不会有自主性。不管我们对过去的政治历史事件如何评价，那个时代的人物像雷锋等人的奉献精神里面，其实孕育了人的尊严和真正的自主性，他们不是被迫的，不是受外界的规则所强制的，而是自主决定的，这就是尊严。
反过来说，现在的竞争都是为个人的，连竞争的逻辑也都是被别人决定的，这里面没有尊严，只有丛林法则，看起来是个人主义，其实是完全没有自我的。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讨论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文化、精神和政治价值是不可以区分开来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只有把政治疏离于文化和其他领域，才会有这一套完全自主的政治观。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政治本身也是跟传统连接在一起的，不可能有一个单纯的政治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产生出一个自足的政治概念。但是，政治离开了它的传统，怎么运作？
3.价值问题与制度问题相关
我认为今天首先的问题是价值本身的问题，当然也有制度的问题。余英时有个说法，说中国的文化像“游魂”，“游魂”的意思就是已经没有了身体，它是流动的，没有自主，没有精髓。陈寅恪悼念王国维自杀的时候也说，王国维的死是文化象征，因为王国维有一个对文化的认同、体认，现在已经没有文化的纲纪，这个机制没有了，只是空有一个人，所以他没法实现，最后他就自杀了。显然，这里头不仅是文化问题、价值问题，还有制度问题。
比方说传统的价值目标——孝道，在现代这么一个流动的社会里，怎么尽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父母都在扬州，我每年回去一两次，怎么能尽孝呢？不能。这其实也是制度和机制的问题。这里头的问题是，价值目标还在，但实践价值目标的机制却没了。就像孝道，古代有宗法制，家族制，即孝道完全是在那一套制度里面的，但这套机制在今天不存在了。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孝”这个价值就没有了，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要养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之大，都是在这套家庭关系里面的。很明显，我们的困境是：旧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套文化还在。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这种文化变成“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来为这样的一套东西能够落实创造一些条件？我们是不是要像美国一样，人老的时候都要进养老院，子女就不管了？还是我们尽可能地提供一套其他的文化机制？亲情关系和家庭观是我们特殊的传统，这些家庭不是抽象的、完全没用的，在现代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中国人还是比较慎重的。中国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你看看清华附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你就知道，还有就是父母陪着孩子学习，前所未有，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制度畸形造成的。我们用一套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来为这些好的要素提供支撑？这就是制度化建设，使得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人情的社会，不是完全被物质关系支配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三、在西方中心时代，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1.全世界处在“西方中心”的时代
100多年来，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都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都打不过人家。其实，对西方文明，包括它的制度和精神的学习，都是以“打不过”和“打得过”为前提的，这些都是受物质支配的，首先要学“船坚炮利”。
其实，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处在“西方中心”的时代。西方真正的支配地位也只有100多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并不是被西方支配的国家，在全球当中，也并不是只有西方是支配性的。但是在过去的170多年里，西方越来越有支配性，为什么？
这跟西方自己的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西方只是希腊，或者只是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这个能力。它的能力，是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有了政治革命，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方在经济上，包括现代文化上一下就处于了支配地位，它把它的所有方式都传播给我们。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支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支配问题：现代资本主义能使整个世界处在同一个体系之内。过去，中国、印度、非洲相互之间也有交流，比如郑和下西洋，其实我们从宋代开始就有中外之间的大规模贸易，这种交流是相互自主的。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通过全球性的劳动分工来完成的。在近二三百年当中，西方殖民主义使得北美、印度、非洲都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为他们的生产提供原料、劳动力。
今天的世界，当然已经不是昨天那个殖民世界了，但是，有的现象值得反省，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加工工业，等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西方抽去了，还把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了。
正是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重西方轻中华成了一个基本的现象，不仅西方人是这样，我们中国自己也是这样，而且不单是中国的普通人如此，精英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反传统反得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西方是对的，我们自己的传统是错的，只有打破传统，才能赶上西方。结果就是，我们事事学西方。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举一个例子，SARS来的时候，西医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办法，除了隔离之外，连病源都找不到。回顾中国这么多年来的防疫实践，很多都是靠中医来做的，可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排斥中医，排斥自己的文明。
2.在全球化下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传统和文明，要形成自己的认同都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看到今天的变化，年轻人生活的取向、工作的取向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保持中国古老的文明，很多的文明都要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这个自主性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自主性问题，虽然是重新评价传统，继承传统，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它不是简单地回归“东方”，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笼罩在里面了，我们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取新复古，别立新宗”。也就是说，简单地恢复过去是不可能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取新复古，别立新宗”，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问题？因为很难复归。但是，不能简单地复归，并不等同于没有必要学习传统。当我们传承、学习传统的时候，应针对当代整个支配我们的基本关系，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思考，来面对和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现代社会最真实的挑战，抽象地讲传统讲道统，很容易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道统在古代就有争论。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在西方中心的当代世界中，讨论自主性是有必要的：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没有自主性就没有了自我。但是反过来说，这个自主性不是孤立绝缘的，不是封闭的，是在通过跟别人的对话、关联、交流、相互渗透当中形成的，开放和自主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关联。
3.中国社会需要一定的共识
全球化所导致的问题是社会解体，我们看中国这个社会，不仅是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比如说中国有一亿五千万人是流动人口，很多乡村解体了。但是中国传统里面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以温州为例，那么多的人在全世界流动，但向心力很强，他们仍然到家乡来投资，这表明温州人自己的社会认同很强。
正因为向现代社会转型，正因为处在全球化下，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当然，需要共识不是等同于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这些共识还是一些基础性的，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大家还能够指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你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是通过生活方式的不同来看的，有些外国人也能说中文，也能够适应中国的文化，我们就觉得他不像一般的外国人。这个共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共识的另外一方面是对话、辩论、差异。也就是说，共识不是对不同看法、差异的否定，在英文里面，共识这个词一方面表示认同，一方面表示差异，如果没有一个共识，我们就不是一个社会。
我们所说的共识，是多少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地缘、血缘、文化、传统等各种关系里面的，其形成途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文化、传统、各种生活习俗这个基础上的共识；还有一种共识是把人当成现代社会的“原子”，每个人即孤立的个体，按照现在西方的理论即契约关系，形成契约之上的完美共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从婚姻到社会的各种关系都是契约关系、利益关系。由于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共识的取得除了通过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途径外，缔造契约关系，在契约下养成共识，成了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都是契约问题就没有文化了。
4.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政治实践
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如何继承传统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我觉得尤为重要的问题是：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我们的政治实践，而不是简单的讲政治价值。简单的讲政治价值，无非就是民主这些东西。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这个概念很抽象，人们对民主的解释千差万别，而且，民主的政治实践处在相当大的危机里面。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假定我们要将保持民主的价值作为一个价值目标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它，创造性地给它一个理解，对于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很有意义。要重建政治价值，不可避免地要反思整个的文化系统和社会问题，把这个东西完全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种两分法本身就隐藏着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经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可能不考虑社会传统。
我本人是支持民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民主的危机。西方的民主出现了危机，在巴基斯坦、印度、肯尼亚，民主实际上都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最近看到的，哪一个不是民主问题？因为这个政治与它的社会基础、社会传统、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裂痕，它的运行，有时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成为问题之根源。
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民主的价值，而是要重新理解现代的政治价值跟我们自己社会的传统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向前看的，不是复古，不是对民主的思考就要回到专制，不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把政治价值的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个联系的思考，我觉得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四、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寻找联合点
我们讲精神、文化的重建，也离不开社会政治价值的重建，在这一点上，它是相互连接的一个历史；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承担责任。如果说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话，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也已是现代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什么叫知识分子？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对我来说，并不是你学了一点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其实要想找到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所以我常常觉得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个状态，他处在一个独立思考状态的时候，他是知识分子；他在做教授的时候，只是一个教授。
我们不要忘记，包括知识分子也不要忘记，他们这个角色也是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这个社会体制运转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反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思考，创造一个实践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对传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这些关注既是你职业的一部分，又不能够完全是你职业的一部分。这个角色的问题，我认为是很关键的。
19世纪、20世纪，在西方、在中国出现了既不同于传统官僚、也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产物。同时，在20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实践。知识分子实践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最大价值，我们儒家非常重视“知行合一”，实践是一个传统的东西，毛泽东过去就写过《实践论》。
但是今天的难点焦点在哪里？理论的工作、学习的工作、思考的工作也是在实践当中的，但是跟20世纪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有很多社会运动的存在，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实践的洪流里面，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找到关联，使得理论的工作能够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它不仅仅是代表知识分子在说话，也是大众的一部分，社会的一部分。
但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变得很难，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想要超越这个社会阶层来说话的能力，事实上已经很弱，也没有一个社会实践的条件。比如说就让你讲劳工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你还是你，你并不能真正代表劳工说话，也不能代表农民来说话，因为你跟那样的社会运动没有真实的关联，你还是在劳动分工里面。所以你产生的这些知识最终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为他们说话或者代表他们说话，而是被国家等更有利的社会阶层所利用。你看国家的调整或者是资本的调整等。知识分子所处特殊的位置，在今天是面临着和过去两百年来所不一样的条件。
所以，我说的难点是，知识分子一方面需要做学术的学院里面的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在这个工作的同时突破这个分工的氛围，否则的话，哪怕你是真正地为劳工、农民说话，人家也听不见，你也不见得能代表人家。
从这一点来讲，在文化重建、社会重建当中，怎么在我们的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重新找到一个有机的联合点，不是说你自己想做就做得到，这要找一个有机的点。探索这一点，我觉得是重新形成知识分子文化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形成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意味着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作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前《读书》执行主编）
中国到了重建自己文化形态的时候
——30年价值观的变迁与反思
黄纪苏
摘要：1840年前中国的历史是自己的历史，1840年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包括价值观危机等诸多重大问题都与这一根本性变化相关。直到今天，中国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问题。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但在价值观缺乏安全感，民族认同出了危机。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有一次空前的机会，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态的时候。而将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个人的价值与国家利益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是新时代伦理价值观的最优选择。
一、从历史中探寻中国价值观变迁的缘由与答案
要考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价值观变迁轨迹，我们还是要放在中国近、现、当代近170年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因为这30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1840年到今天这近170年，中国历史跟以前截然两样。1840年之前中国是自己的历史：在地理上相对独立、文化上自成一格。以特有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产生了中国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并相互配套。这种社会格局自秦汉基本形成，一直到清末，没有发生过根本变革。在农业文明的简单再生产基础之上，历史就像呼吸一样有节奏地起伏，在王朝更替的节奏中不断地重复自己。
中国的资源条件应该说并不太好，农业文明中基本的耕地都集中在东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要努力维持人跟资源之间非常脆弱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很容易会被打破。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非常强调价值观的民族、中华文明是非常强调价值观的文明的重要原因。强者弱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价值观念，来维持本来就很脆弱的人际关系，否则，天下大乱、易子而食的情况就会出现。
再说伦理。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伦理价值观念，在中国产生得非常早，而且跟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成比例。西方则是在经济基础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才产生了这一套伦理道德。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特别重精神，重精神不是平白无故的。
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以儒家为主。儒家讲究“定分止争”。什么叫“定分”，你就在这儿，他就在那儿，底下的也别太想着上面的，上面的也别太霸着底下的。你们就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别动。但同时，儒家又讲究“济困扶穷”，作为对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平衡，以免社会底层因为长期的困顿揭竿而起。所以我国古代出现了相当发达的社会保障，比如救荒制度。
但儒家就完全是定分止争、济困扶穷么？事实上，儒家也认为，社会需要活力、需要流动，社会经济需要竞争精神，所以儒家也提倡“克勤克俭”、“发家致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也很强调入世的一面，也得让社会有活力，让人有一定的野心，让个人有一定的发展。社会在这种竞争中才能保持一种活力，才能推动社会往富裕的方向、往丰富多彩的方向走，这也是人对于幸福、对于财富最古老的要求，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
但是我们再比较一下，西方有一种东西中国古代没有，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很兴盛，在中国却不太兴盛呢？因为历史上的殖民化运动给西方解决人和资源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这种机会只有西方有。所以中国的伦理价值的确跟我们的文明格局，以及古代的、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文明的基本遭遇是有紧密关系的。因为西方到了近代，向全世界扩张去了，中国到近代，反而走入了困境。中国文明自1840年起陡然改道：中国历史从1840年前我们自己的历史，变成了1840年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被拖入、被打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资源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是一个竞争体系。这是中国历史自近代开始的一个最根本的变化。
当西方的战舰出现在美国东海岸的时候，印地安人说，这就是神仙下凡！当1840年同样的战舰出现在东南沿海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看得非常准确，李鸿章说，这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世界体系本质上就是社会达尔文体系，就是丛林原则、就是适者生存。在这个体系里，我们能够留存得下去么？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这170年，是从置于死地、置于绝境开始的。当时我们提出“图存保种”，中国社会马上开始了激烈的调整。近代以来种种运动，比如维新变法、改良、洋务、立宪、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党北伐、共产党革命，以至后来的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些东西，最根本的都是要解决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问题。
今天是不是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在解决!因为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很多危机。一个大国要崛起，十几亿人要过世界中产阶级的生活，对其他国家就是一种威胁，因为资源有限。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对资源的要求是有一定份额的，你要用这些水、这些阳光、这些石油、这些矿产，那人家还用不用？坦率地说，人家不希望你一个跟头栽下来么？如果机会来了，人家都是乐观其成的。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在一个相当不那么祥和的世界体系里面。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么多年来所遵从的是哪些价值观。
近代以来，我们曾处于民族存亡的大危机中，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种“克己利群”，主张个人要做出牺牲，因为中国这条在风浪里行驶的船，翻不翻船都不一定，这时候船上要是再有几个人特别喜欢追求自己的欲望，那显然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对个人的欲望加以克制，而利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小则是一个社区，大则就是一个国家。这种价值观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就是时代的需要。所以在电影《色·戒》的问题上，希望大家要读懂一些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说得很清楚：像中国这么一个弱国，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靠牺牲。中国要军队没军队、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只能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所谓枯木朽株齐努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得上阵。你王佳芝(电影《色·戒》中的女主角)，对不起，也得上阵；你张爱玲(小说《色·戒》作者)不上阵就得谴责你。家国是虚的么？家国不是虚的，家国就是四万万人，四万万人的利益是一体的。那个时代我们太危险了，所以必须提倡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克制个人欲望，大家都得为大家的事儿多做贡献，要不然大家都得灭亡。
抗日战争年代，有很多国民党部队包括军阀部队，同样克勤克俭：像冯玉祥的部队就非常艰苦朴素，容不得一点搞贪污腐化，因为一旦有了这些东西，士气马上就萎靡，仗就打不了。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就是非常清正廉洁。去延安参观回来的人都说，那里就是另外一个社会，给人一种非常清新、刚健的感觉，就是能够凝聚人心士气。再看国民党那边，总是用军用飞机运自己的猫啊狗啊，那就是用价值观的炸弹在轰炸自己。老百姓当然要把命运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大家需要这样的党，这样的党才能保障大家的利益。共产党取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认同这种克己利群的价值观，能够给中华民族带来最大的利益。
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迅速地搞超英赶美，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拼命地干革命。但是我们站起来了么，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面没有站起来。洋火就没站起来，因为还叫洋火，洋油、洋伞也还没有站起来。世界就是一个竞争体系，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自己发达的经济，还是要落到后头，人家的枪炮还是要打过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能代表大家利益的党，带领大家在世界的丛林里继续往下走。所以解放以后，在价值观上基本还是对个人利益不那么放松，还是提倡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还是得靠英雄。关键的时候得要有人站出来牺牲自己，整个群体才能活下去。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英雄，这是办不到的，但是每个人都要尊重英雄。所以我们说郑萍茹烈士（《色·戒》王桂芝的原型），我们要认同人家是个英雄，不能说英雄跟叛徒人性上都差不多，都追求七情六欲、男欢女爱。这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放弃了七情六欲，赵一曼就放弃了、郑萍茹也放弃了。很多人都放弃了，跟你张爱玲不一样。我们不能被坏的思想绑架，我们要认同好的；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要尊重英雄。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拉着我们的车，大家才能坐在车上往前走。
解放以后，钱学森、邓稼先这些科学家就是秉承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在当时美国的科学体系里，他们已经很有学术地位，但他们坚持要回来。这种放弃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利益的做法，应该得到认同和报答。报答不一定是钱，要使他们获得尊重，这就是价值观。克己利群这种价值观在新中国的前几十年都是存在的，是要让中华民族在这个并不友善的世界里得以生存发展。
有些人认为，解放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价值观单纯讲理想主义，实际上，我们是把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很好地嫁接在一起了。邓稼先们没有个人的追求么，不可能没有，但说到国家民族又会让他们激动，让他们可以放弃个人利益而回来，为祖国奉献一切。邓稼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跟杨振宁是同学。后来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是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他得到了学科传统最高的承认。杨振宁1971年回国访问时曾问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科学家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痛哭流涕。这个痛哭流涕很复杂，因为他明白，邓稼先们是把一个民族给托起来了。个人成功绝对比不了为一个民族而成功，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的一个灯泡发出的光亮，远远比不了中国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光彩。杨振宁获得了个人的成功，他发现邓稼先也是一种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是和民族的成功绑在一起的，这种荣誉感要大得多。在那个时代，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将个人的价值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很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新中国的成就与此密切相关。
可为什么文革又失败了呢？文革失败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件最大的事情。文革搞得太过火了，一下子让很多人有了普遍的幻灭的感觉。1975年开四届人大，周总理重申“四个现代化”，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掌声说明，大家希望回到经济建设的路上去。文革十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了，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回到经济建设的路线上。
这时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价值观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基本上是克己利群，当时的说法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说到底都是为了救国，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完全不顾个人利益，我们推动一件事的动力从哪来？危机感、牺牲精神，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个人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问题是要将个人利益的冲动与群体利益有一个巧妙的结合。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也说“为中华崛起”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个人主义的路。这时候的个人主义就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以往我们靠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是“德”，到这时候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后靠“才”了。靠“才”对不对，当然也对。因为这个时期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来说就是和平时期，你过于强调让大家奉献、牺牲自己，历史就开始反弹了。比如说文革十年，所有的电影里没有谈恋爱的，中国的文学作品里没有谈恋爱的，这就跟《色·戒》这种片子的出现形成了对立统一。当年是一个极端，现在是另一个极端。历史的钟摆当年往那边摆得太高了，所以今天就往另一个方向使劲地摆，今天可以坦率地说：我们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历史的反弹。
要想让钟摆平衡，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特点，把两种价值观都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结合得特别好，特别巧妙。1977年恢复高考，那就是个人命运和自己挂钩，人们一天到晚就在上各种课，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于是你追我赶，大大加强了社会活力竞争力。这时候就开始出现工具理性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强调个人主义、个人欲望。作为过来人看，这确实带来整体的提升，社会的确显得非常有活力，也没有什么歪的斜的，大家就玩儿命干吧！工厂就搞革新，图书馆根本抢不着座儿。但随着城市改革后开始搞商品经济，另外一种价值观就慢慢进来了。王朔的小说里曾经反复描写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些文革中所谓的精英阶级，发现恢复高考后社会经过重新洗牌，自己的社会位置已经排到后面去了。他们首先特别不满，再加上文革把原有的价值观破坏了，他们就成了无拘无束的一帮人，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渐渐地，价值观开始变化了，“利”出来了。“利”的对立面是“义”，“义”就是集体主义，甚至包括正派的、健康向上的个人主义。健康向上的个人主义就是要有他的道，他要取之有道。但是讲“利”的时候，各种手段都可以来，为利所驱动了。
当时的知识精英也还是说我们要走个人主义路线，但我们的个人主义不是不择手段的，对做买卖的还是看不上。但看不上呢，钱还是被做买卖的挣去了。所以当经济变化的时候，社会必然跟着变。我们看欧洲的历史，看巴尔扎克的小说，资本家有了钱，先带着钱到贵族的家里把人家的小姐娶出来。但你看中国的明代、清代社会，的确是经济地位跟社会地位长期的不重合。你再有钱，我进士的闺女不嫁给你商人的儿子，这是中国社会一个传统。但到了这时候，开始变化了，知识分子也感到这种变化将要到来了，非常不满。他们希望呢，经济地位也归我们、社会地位也归我们，但是现在呢，经济地位跟社会地位分离了，经济地位归做买卖的了。
1992年一大批知识精英下海，出现了很多儒商。人只要一做起买卖，只要一唯利是图那就都一样了，都是不择手段了，都是无商不奸了，都是工具理性了。原来还有一半价值理性的影子，就是我也要个人成功，也要弱肉强食，但我得走正门，不能翻墙。现在就是告诉你，你也可以翻墙，走下水道都行。知识精英成为商人挣钱去了，一下子就把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尖锐对立给化解了。人钻到钱眼儿里，谁还管你三权分立不分立、民主不民主？这又是一次价值观的重大转型。这时候知识分子接受了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利”放在第一位了。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主义、弱肉强食的这些价值观，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确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商业文化的进入，逐渐走向极端、失去活力了，弊端也显现出来。这种价值观也就不能继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今天的价值观迫切需要转型。
二、对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发生了危机
关于现状，简单地说：在今天中国的价值观，缺乏安全感。极端精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实际上给中华民族埋下了危机，很多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和这有关系。例子太多了，今天非法小煤窑、黑砖窑等等问题，要追究原因，都跟这些价值观有关。今天，中华民族还没有遇到重大遇到危机，今后如果出现危机，怎么办？如果有一天发生战事了，还有人愿意为了国家上前线么？“9·11”发生的时候，美国人排着队下楼，让有困难的人先走，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么？都是个人主义，不管别人，人跟人之间还有彼此的信任么？所以说中国现在在价值观上，无安全可言。从大家对《色·戒》的反应就看得出来：我为了个人的需求、欲求，国家民族利益完全可以放在一边不管，我自己比什么都重要。那好，发生战事的时候、出现灾难的时候，谁还管集体啊，谁还管国家啊，像这些观点太普遍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过去对个人欲望压制得太厉害了。但再厉害也已经过去30年了，也不能没完没了什么事情都往那30年上追。这么多年对个人利益还是尊重了吧，个人利益上已经得了多少房子、多少钱、多少机会，已经实现得够多了吧，可有些人还要说，“一座城市毁灭了，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爱情。”爱情是好听的，不就是成就了个人的利益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担忧的现状。
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发生危机了。危机从两方面来：一方面是现在有一帮日子过得好的人，说我们干嘛要讲集体主义，我们个人挺合适的，我们还想跟世界接轨呢，我们还有很多个人梦想没实现呢，你凭什么要拿国家这种东西来拦我的路呢？这就是今天很多中产阶级的想法。另一方面来自底层，他们说我们什么东西都被盘剥光了，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爱毁不毁，毁了活该。你打仗，让我当炮灰去，我凭什么去？有钱的人觉得你这民族国家妨碍了人家的利益最大化，倒霉的人看不到好处，觉得你是抢劫他了。这次通过《色·戒》这件事，我有幸跟很多人接触，所看到的东西，同样指向民族国家，都是对民族国家不认同，也就是说对这个大集体不认同，大集体的事儿谁也不想管。所以老百姓十平米的平房，坚持不搬走，我就当钉子户，我凭什么吃亏。如果是在认同的基础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究其原因，那就是精英主义、个人主义、唯利是图，这些东西太泛滥了。我们讲市场经济，现在可不只是市场经济了，整个社会生活全部市场化了。再举一个例子，《色·戒》在汤唯之前，曾经找过四个女演员，这四个人都以各自的理由拒绝了。第一个说，“我已经名利都有了，用不着演脱戏了”，这是工具理性不是价值理性；第二个说，“我以前一直是脱，现在刚刚好不容易转型了，不能再走回头路”，这也是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第三个说，“我一直是清纯路线，我有固定的观众，现在一下子改了观众接受不了，那我还得失败”，这也是工具理性；第四个说，“我不希望将来我女儿看到她妈妈拍过这样的戏”，只有这个是价值理性。加上汤唯五个人，做个简单的统计，4/5是工具理性，1/5是价值理性。
如果一个社会到这种地步，这就有问题了。一个社会完全按照唯利来运转，一旦运转不下去，必然分崩离析。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危机，那大家每人一块自留地，也行。但人类社会不在试管里，不在实验室里，分崩离析根本不行。美国也得宣传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欧洲也在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总之，一句话来概括，价值观上，中国缺乏安全感。
三、以自信重建当代的民族文化形态和价值观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年，有成绩，也有问题。如果用黑格尔的说法，正题、反题，然后走向合题。也就是说，未来的30年我们要走向合题：吸收前30年的利，摈弃前30年的弊，在不断融合、取长补短的情况下，走出一条更好的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点。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现、当代史一路看下来，今天中国起码经济上起来了，虽然人均GDP我们还是落后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了一个总量。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必然有一次空前的机会：中国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态的时候。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过去被我们当垃圾扔掉的东西也许可以盘活，我们不必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今天有这个条件，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试试看。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在今天有机会形成，传统的东西要现代化，西方的东西要民族化，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比如传统的诗词，你要让它能说今天的事儿，还要让今天的人觉得说得挺地道、挺到位，有今天的感觉、有今天的气息，这就得做大量的试验。这样试的结果，可能就出新东西了。样板戏就是用一个传统的东西来写中国革命的题材，而且写得很有精气神儿，这就把传统现代化了。试验的前提是有信心，要是认为这些东西已经不行了、已经死了，那它就是不行了、就是死了。这需要不止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大批的知识分子都得来做试验。
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才能做这样的实验，以前我们有这样的抱负，但缺少今天的实力。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从西方拿来，我们要让它民族化。把这两件事儿办好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就形成了。这种文化形态，既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又是向世界开放的，而且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大的文明体，必须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中国发展不下去。自主创新一方面要为中国带来出路，另一方面，我们摸索出当代中国好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会给人类历史、给世界历史带来机会。这必须要靠中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他们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要有这种气度和抱负。
再谈一点价值观的事儿。好的价值观，我们继续发扬，中国的历史积累非常了不起，这是我们的财富。一个民族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就要有不同的需要。历史积累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仓库，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再说这文明境界，西方的文明境界不如中国，他们历史上有精深的技术，但是境界不高。我们有大同理想、天下为公这种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达，但是在人格塑造上，他们相当简单，就是“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我强你不强”。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也没必要盲目自大，有好多东西我们可以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在未来，首先是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自信，在重建当代中国文明形态和价值观的大目标下，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之下，知道当代世界体系是什么状态，知道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里面是一个什么位置，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具体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我们就能有信心、有步骤地结结实实地走下去。
结语
张文木说过一句话挺好：一个个人的崛起一定是跟一个民族的崛起绑在一块儿的，才能事半功倍。王小东也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中华民族天命所归。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规模、历史积累、文明境界，再加上资本主义本身有着深刻的危机，就可能推动我们摸索出好路子来，给世界带来希望，给人类带来希望。当你有天命的时候，就好像天风骤起，每个人的风筝一下就都能上去。没有这种风的时候，那就相当于我们去了澳大利亚去了美洲，我们都只顾个人的，拿着自己的小风筝猛跑，最后跑出一个相对二级风来，你的风筝也就飞七八十来米。但一个民族，当他要为世界历史做开创性贡献的时候，会把所有人的风筝带上天。所以未来几十年，那些看明白世界大势的、想参与世界历史的、有志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对于我们一直坚持的好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个机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社会科学》副主编）
● 本文在本刊编辑张亮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第二次转变
韩少功
摘要：中国穷怕了，中国人要追求幸福的生活。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时期那种凡私皆恶的极左的、僵化的思想被抛弃，中国的社会风气实现了第一次转变：从精神至上转向发家致富，许多中国人将美国式的生活作为现代幸福生活的目标。自90年代迄今，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起飞，物质欲望得到充分释放，道德淡化：凡公——社会正义、社会公德、社会公平、社会关怀——被视作幼稚而弃。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第二次转变，以寻求：思想和制度同步进行，利己和利他平衡，好的传统在日常行为中身体力行。
一、欲望需要精神上的约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是从80年代开始？这要回溯一下当时的状况，那时的中国已经穷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穷怕了，急切地希望致富，过上现代的幸福生活。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于到底什么才算是幸福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看大家都比较糊涂，没有比较清醒和理性的思考，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把现代的幸福生活直接等同于美国式的生活，而这个美国式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它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种特例。它完全是建立在上世纪50年代独特的条件下的，比方说全球性的低油价，正是这种低油价维持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占全球5%的资源但能耗却占32%，这是一种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再加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少数核心的所谓发达国家，既拥有技术强势，又拥有一种依附体系：全世界广大的地区是其廉价原料的提供基地和其商品倾销的广阔市场空间。显然，美国是个特例，是不可能被全球所有的国家普遍地模仿、复制和照搬的。
对于美国的特殊性，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了解得并不清楚。当时，中国人梦想的幸福生活图景是：开美国那样气派的汽车、住美国那样大的房子。其实，凭中国的资源和人口条件，我们中国人是不可能过上美国式的幸福生活的。
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对物质有所要求，但精神准备不足的弊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日益显现，且很严重。由此，以文化界、知识界为核心，掀起了一些思想的争论和讨论：关于人文精神、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比方说关于欲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就争论得比较厉害。很多人都说，欲望是最神圣的、最伟大的，也是天然合理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没有一定的欲望，那我们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都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动力。但是欲望也是要可控的，它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约束，否则，无限的欲望是很可怕的。对这一点，也是在90年代，即在我们中国吃了很多苦头、遇到很多障碍以后，而且是对国际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然而，在90年代，当文化界、文艺界一部分人发出了反对欲望这样另类的声音时，几乎得不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反被认为是人民公敌：你要坏我们的事儿，我们的幸福生活要受到你们这类人的打击、阻碍。显然，在90年代的时候，少数人对这类问题还持比较情绪化的理解。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物质世界越来越强大，物质与精神的背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继承传统，如何讲道德，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地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二、对西方不要盲从，要实事求是
1.实事求是面对西方
前些年，国内一家民调机构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有一半的中国人都承认自己比较崇洋媚外。这个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有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不太好，社会矛盾也比较多，与西方的技术、经济各方面相比较都有一定差距。奇怪的是，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也是这种态度。其实，作为知识精英应该看得更高一点，不要把自己流于一般的市井小民，来一些瞎起哄。我们要虚心学习人家，这没错，但是不要把人家不太好的东西也当作是特别好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把我们中国一些好的东西骂得一无是处，这也没必要，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这也不是西方的态度。
西方当年意气风发、大步迈进的时候，他们坚持实事求是，好的就说好，不好的就说不好，大家都是一些明白人。西方重视创造精神，并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那种瞎起哄。向西方学习，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那种精神：实事求是。这方面尤其是知识精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般的人他可能不大懂，他没出过国，或者说他就是看看电视、看看广告，就那么来想象西方，因此情有可原。但作为一个稍微有些文化的人，看问题不要那么简单化。比方说，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西方吃得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美国有那么多胖子，体形那么糟糕，身体和健康都有问题，这显然与他们的饮食结构存在问题有关。所以，我们千万别学西方人的饮食方式，他们那样吃肯定是不对的。现在世界上提倡一种地中海饮食，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吃的植物比较多，菜呀、粮食呀，肉相对少一点。其实这不就是中国人的吃法吗？我这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不要盲从西方。
2.西方文明中的特殊性
西方确实有不少优良传统，比方说西方的文明礼貌，且也很让我们中国人仰慕和欣赏。但我们要明白，西方的这些礼仪是有其具体的形成条件的。比方说他的文化传统，如骑士，讲究绅士风度，是怎么来的？他是那种军事贵族，有一套礼节。他有贵族文化，贵族文化就很讲究优雅。还有一个宗教文化，无论是教父也好、牧师也好，他不能嘻皮笑脸，他不像中国人那样坐在一起就是哥们儿来哥们儿去的，然后是攀肩搭背、粗话连篇。他不会这样，他的传统要慢慢形成。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是不能忽略的。现代西方文明，得益于发展得比较早，当全世界都在过穷日子的时候，世界的主要资源、财富、专利所形成的暴利，都掌控在西方人手上。正因为西方有这么充裕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西方人才能过上一种比较优雅的生活，包括优雅的文明礼节。比方说在另外一个民族，他处于连饭都吃不饱、房子也住不上的状态，你要强求他有多么优雅、多么从容，那肯定是强人所难了。所以，既要有一些文化传统的条件，又要有现实的物质资源的条件，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某一种文化现象，而这个现象随着条件的改变，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方说现在他们的物质资源出了问题，经济如果出现衰退，如果一旦不把便宜的粮食和石油都卖给他们了，那他们就可能遇上新的难题，大麻烦就来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这些例子就用上了。
3.我们不要盲从西方
我们以前也有人说像美国人那样天天开车就好，其实那时候石油很便宜。一旦美国人用石油，欧洲人也用石油，甚至连中国人、印度人、巴西人也要用石油了，当全世界都用石油的时候，这个石油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一旦涨价了，不光是我们不一定能过上那种想象当中的幸福生活，连欧美人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大打折扣，这说明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在变化。
所以，对于西方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我们不要盲从西方，但也不要回归到东方，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恰恰相反，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更加开放，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西方，这样的话，我们那些莫名其妙地仇恨西方、崇拜西方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所以我们要更加地开放，而不要封闭。而且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所谓的传统，也在被我们今天所解释、理解、利用、选择，而不是所谓的原原本本的传统。传统，一定是被我们今人所理解和认识的传统，它不是一个被古人所认识和理解的传统。
4.对中国好的传统要在日常行为中身体力行
我举一个小例子。比方说一个搞基因的专家，他特别重视一种原始的物种，这个物种没有经过现代农业的污染和干扰，完全是那种古生物的、原始的种子的基因，但是要找到这种基因必须用现代特别尖端的技术。所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的技术你是没有办法认识和发掘出来的。这里面看起来是两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具体说这个东西是传统的，它是最原始的物种，但它同时也是最现代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最现代的技术，你根本无法识别，连描述你都做不到，就更不要说利用了，因此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传统而言，它不是那么一种简单地回归呀、复兴呀，不是那样的。它是被我们现代人所重新认识、描述、阐释、筛选、利用、组装的，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应该是现代的一部分。
我们一些旧的传统，其实它也是很人性化的，并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很有可能被我们以前一些妖魔化的宣传和理解所扭曲。我举一个例子，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朱熹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其实这个天理人欲都曾被误解了，以前我们好像把天理就当作是一种天道，服从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天理在宋人的解释中，是很人性化的，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像程灏的那些解释：就是吃饭、穿衣、住房子，这些就叫天理。什么叫人欲呢？就是说你过分了。比如说你住了一间房子，你还想要十间。所以，它是很有分寸的。人正当的需求跟过分的私欲是要有一个区分的，而我们后人的理解却把它妖魔化了，就说是人却不讲人情，连人欲都要灭掉，饮食男女都被视为滔天大罪。这完全是一种妖魔化的误解，这把我们古人的智商也低估得太厉害了，古人哪儿那么傻呀！
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要身体力行，来继承我们某些好的传统的话，这不很简单吗？我们到生活中去了解一下，哪些是我们正常的需求？哪些是我们过分的私欲？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周围的一些小范围做起，这就是一种最好的实践。我注意到很多的企业家，凡是优秀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不注意他的企业文化的。只有那些暴发户、赚几个脏钱的那种人，他们可能不注重。若真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的话，他就会非常重视自己的企业文化。什么叫企业文化？就是有一种心灵道德的管理。也就是说他不光是一个赚钱的能手，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楷模，他要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一个企业里，他既要靠他的制度管理，也要靠他的思想教育。不懂得这一点的企业家，他经营的企业一定是短命的，一定是做不起来的。我觉得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就能在我们的办公室、车间、校区、营房等，把这些所谓的道统或者传统美德加以利用。其实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别抽象的、玄奥的真理，然后我们要用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建立大的规划、蓝图在那儿来做，我觉得那个东西说得太空洞了，其实最具体的、最实在的、可靠的，就是每个人的日常行为。
三、谁来承担道德教化的职能
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富裕，离不开物质的发展，也离不开道德。道德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教化，需要养成。
1.儒家的伦理在中国汉区仍在起作用
人类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在欧洲或者除了欧洲以外的其他某些地区，主要是用宗教来约束人的贪婪和欲望。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时候，不光是有人的欲望的解放这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如德国的学者韦博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个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就是宗教伦理，就是基督教革新以后的宗教伦理，对人精神上的很多规范。比方说人不能说假话、人要诚实地劳动、人不要做坏事，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当时平衡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冲动，如果它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话，社会就能健康地向前发展，也能够保持一种稳定。
但是有一些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却不足，像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一点宗教，如在汉区（不包括西藏和新疆），主要是一种儒家的思想伦理在起作用，但后来又有佛教的一点东西，但是主体上还是儒家的伦理在起作用。儒家的伦理有的人认为也是一种准宗教，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都具有道德伦理。这个东西怎样定性并不重要，但是它都起到了一种规范人类社会行为的作用。比方说仁义道德、人不能做坏事、君子与小人是有区别的、大家当君子不能做小人等，这些都是一些伦理规范，它也起到了作用。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该靠什么来作用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宗教传统不是很深厚，尤其是在汉区，我反复地强调是在汉区，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汉区宗教传统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有一些宗教。但是一些宗教的组织却很腐败，也很虚假，甚至是忽悠人，他们的目的是来骗钱、敛财。包括我们的很多信徒，到这样的宗教场所去活动，它不具有西方宗教那种道德自省的要求，我们很多的信徒到寺庙里面是去做生意、求子、求福、求财。比如我给神仙一些好处，神仙给我一点好处，这样一种状态他完全没有我忏悔、我检查、我是不是有道德上的错误等心灵内省，这种宗教活动的性质与西方宗教的性质相比，应该说差别还是很大的。
2.共产党的行政手段承担了道德教化的职能
在中国，宗教传统有限，而儒家伦理那一套老的文化传统，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被大力地破坏、摧毁，甚至颠覆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道德教化上的空白怎么来填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行政手段，就靠政府。比方说我们党的组织、政府的组织在很长时间里就承担了道德教化的职能，这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的部队，有指导员、政委，西方的军队里没有这一套，但有随军牧师，随军牧师是干什么的呢？他就是搞思想政治工作、道德管理这些。但是我们中国是靠党政这样的力量来做的。党政的力量从实际中来看，也有许多的弊端。比如说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进入有时有不恰当的地方。尤其是党政的一些官员，当他自己的道德质量很难保证的时候，他的这种示范效应，他的这个所谓主导作用、教化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起到了一个大的反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这确实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说中国实现现代化有很多难题的话，这可能是头等的大难题。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怎么来管理？用什么样的方式？动用什么样的资源？找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3.传统的有益经验，应作为今天思想文化的资源
传统的东西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这个资源都是可以利用的。比方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儒家的传统，包括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这一些有效的资源都应该被我们重视和利用。如何利用呢？这可能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还有我们在现实实践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经验，包括我们在革命时期，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来推进这种道德教育和道德管理，也不完全说是一无是处。比方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学习一些先进的英模人物等，不是说这些运动具有一些负面的效果和意义，他们在一定的时期也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包括美国的西典军校也学雷锋，也把雷锋当作学习的楷模，他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当作学习的资源。但反过来说，我们也应该把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凡是在道德管理和教育上这样一些有益的经验，都应该作为我们思想文化的资源。包括现在有一些人说，我们把儒家的一些东西找出来加以利用。这当然也不错，因为我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有特别偏激的一面，就是把儒家的某些道统，尤其是宋明以后，儒家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对它们进行合理批判的同时，把儒家某些有益的因素也给丢掉了。正如我们所说的，在泼洗新生儿的脏水时却把新生儿也给泼出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在宋明以前，尤其是在汉唐、先秦的时候，那时候儒家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流派也好，作为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向和文化的建设也好，确实也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尤其在修身、齐家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个翻翻《论语》，翻翻以前的经典，我们青年人也会感到一种会心的认同，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经验我们今天拿来也是有用的，也是不错的。这些东西我当然觉得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走极端，说我们有了儒家就行了，其他的我们一律不要了，有了儒家我们就可以包打天下，这种情况也是很片面的。
四、我们的社会风气需要第二次转变
1.思想和制度建设一定要同步进行
对于儒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我们要合理地继承。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是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关键在于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具体的制度化的机制。在我看来，其实政治制度和思想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它肯定了好的思想的推广，或者运用，但它一定要有制度性的保障，它不光是说一些好话、一些劝诫，虽然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把人性估计得过高，有时候它就需要有法律和制度来加以约束。如果像那样的话，它的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是圣人，每个人都特别懂道理、特别明智、特别理性，只要一把道理说通了，他就会这么干。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在这一点上犯幼稚病，以为人性都是那么高尚。有的人他就是不讲道理，他的利益决定了他就是不讲道理，他之所以不讲道理，因为他是用屁股来指挥脑袋的。并不是说有些人他想学坏，是现实的许多利益条件驱使他变成了一个贪官，或者变成了一个刁民。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手段，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吹吹暖风，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那太天真了，这个问题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同步进行。
像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经验，他们说不要随地吐痰，比方说下雪天把自己家门前的雪要打扫干净等等，都是法律强制下产生的一些习惯。因为法律规定了，如果下雪天一个人在你门前摔倒了的话，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你就要付出巨额的经济赔偿，或者说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言行并罚，这样慢慢的某些生活习惯就养成了，某些道德风尚就形成了。反过来说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好的道德风尚建立起来的法律也是有问题的。有时候为什么说法不治众呢？大家都不这么做的时候，你定了多少法律都是白搭、没用，所以这个一定要双管齐下。一定是硬的约束和软的实力并行，一定要软硬兼施。这样的一种管理，对于管理者来说一定要非常清醒才行。
2.利己和利他需要寻求一种平衡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风气需要转变的话，那现在应该是第二次转变的开始。我们在新世纪，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第一次转变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对文革时期的那种极左的、刻板的、僵化的体制和思想状态进行了转变。比方说以前的“斗私批修”，即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像这个东西当然是过了，于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实行了第一次转变。但是那次转变也带来了一个负作用，许多人误认为利他都是罪恶的、可笑的、无理的，这个东西当然很荒唐、也很幼稚，这是对社会很有危害、对自己也很有危害的一种观念。这一点很多人不一定要摆在桌面上来谈，实际上我们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今后再也不要当傻子了，再也不要考虑到他人、集体，更不要说国家了。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问题了，而且是非常有问题。斗私是不搞了，我们就要来斗公，凡事提到公，那就不对。提到社会正义、社会公德、社会公平、社会关怀，那都是幼稚可笑的，这样一种思潮当然是很有问题的。其实，中国古人和现在的老百姓都很明白，有句老话叫“上半晚要想自己，下半晚要想别人”，这就是说利己和利他要有一个平衡。而在利己和利他平衡的时候，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一种最优化、效益最好的状态。
3.人性并不都是自私的
人性并不是完全都是自私的。西方的科学家做过很多这样的实验，比方说小孩在三岁以前，在完全没有意识或者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他经常会有无意识的利他的动作和行为。比方说一个人的东西丢了，这个小孩儿他可能是下意识地把它捡起来还给这个人，这是一点。第二点，动物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发现，这些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理性的、没有文化的生命体，包括动物，在它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利他行为。比方说母亲对儿子，甚至是兄弟姊妹之间、同类之间，他们都有一些下意识的利他行为。所以说人性只剩下自私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科学上和理论上的根据的。
结语
从我们社会的实践和发展来看，人类从来就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寻找一种不断的平衡、不断的不平衡、又不断的平衡这样一种状态，而且社会发展最好的时候往往是它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那些特别自私自利的人到最后是要栽跟头、吃大亏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对于这些前人的经验，包括人生理学上的一些基本事实，可惜我们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忽视了，从而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为中心，弃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于不顾，由此产生了误导我们思想的一些幻觉，以为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真理。到今天，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继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第二次转变，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任务。
（作者：作家、海南省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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