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晖自称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他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

　　1977年，18岁的汪晖考入扬州师范学院。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建的通州师范学校，如今则改为扬州大学。

　　汪晖这一代大学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汪晖认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些基本的前提和信念，今天还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文革以后，为了总结文革的教训，我们反思社会主义，反思计划经济，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解放。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也开始认识到80年代的思想认识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我们将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传统，而忽略这些问题的现代根源。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当然，当时的汪晖并没有这样的思考。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更多是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尤其喜欢鲁迅。

　　他认为是鲁迅深刻地影响了他，“鲁迅的思想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思考，包含了对现代本身的反思。他是伟大的启蒙者，现代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对现代不断质询的人物。”

　　大学毕业后，汪晖在扬州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84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章石承先生，一位古典词学研究者和30年代一度活跃的诗人。在南京大学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主任是陈瘦竹先生——一位从30年代起就从事创作的作家兼戏剧评论家。

　　1984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25岁的汪晖离开家乡北上，来到了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跟随唐孪壬攻读博士学位。从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正规的招收博士生，就是从1984年开始的。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有20几个博士生，他们不分学科地编在一个班里，汪晖担任学习委员。

　　这个博士班的导师有于光远、宦乡、李泽厚、苏绍智、马洪、蒋一苇、唐隆⒑伧搿⑷渭逃、王明、彭泽益、杨益之等，都是泰斗级的大学者。这个班上的许多人，如今已成为中国学界的核心力量：郭树清，中国建行的董事长；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孔泾源，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黄速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副所长；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等等。

　　“当时都住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讨论也在一起。”汪晖强调这个背景，“我从同学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许卷入后来的争论，跟这个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班上大概有一半是学经济的”。

　　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这些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们每天讨论的热门话题。韦伯、尼采、道教或其他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类重要话题。

　　“1985年，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很多。郭树清发表过许多文章，他是价格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樊纲大概是比较早主张私有化的，我看过他关于灰色经济的论文，但不记得他是否参与过经济改革的具体争论。左大培非常勤奋，他那时研究弗莱堡学派。”汪晖说。

　　他也参加到讨论中来，“天天在一块儿吃饭，总是会讨论这些话题”。今天，当汪晖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感慨“我们班上当年的争论”已经开始比较复杂了，与今天的争论大概也有某种历史联系。

　　“比方左大培跟樊纲，他们两位没有直接的争论，但两人的思路和观点差别很大。”汪晖说，“左大培是做德国经济学研究的，他读了那么多书，很有学问。1986年美国维斯康辛大学教授、哈耶克的学生林毓生到北京来参加鲁迅的讨论会，到我们班上来座谈。那个时候，从海外来的学者以为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他谈起哈耶克，大培跟他滔滔不绝地讲哈耶克，林先生很惊讶。在那个时代了解哈耶克的，据我所知，左大培算一个，崔之元算一个，他们今天都被认为是左派。这事有点意思。”

　　事实上，这个博士班中的一些人不仅参与了经济改革的讨论，还直接参与了改革的设计。

　　汪晖的导师唐孪壬是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汪晖说：“我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做自己的研究，写博士论文，但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也对当代中国的问题感到强烈的兴趣。”

　　三

　　“1989年以后，我也被审查，但没有大的问题。1990年，我被送到陕西去做锻炼，了解国情。”汪晖说。

　　此时，从博士班毕业的汪晖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了。他告别北京，来到陕西省的商洛山区做土地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民间宗教问题等方面的调查，也参与过人口普查的工作。

　　“原以为公社瓦解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的问题都很好了，到了那儿，发现问题其实很严重，除了贫困问题外，乡村组织的解体和犯罪率的高升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旧的组织的瓦解，并不等于就是单纯的解放。”

　　汪晖不认为自己所了解的仅是个案，“我们在陕西走过很多地方，不是那么简单的个案”。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北京参与的改革讨论，与具体的实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990年底，汪晖带着疑惑回到北京，“我觉得我需要再思考”。

　　一年后的秋天，汪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此时邓小平已经发表了南方谈话，“在政治上有了松动，以后慢慢慢慢的，气氛就有点改变了。”

　　在美国的一年多时间，让汪晖第一次对美国社会有了亲身的感受。在他看来，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自由主义仍然是主流，但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也已经开始了，“我自己虽然不是直接的要去对经济问题思考，但是在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也开始重新思考那些已经习惯的前提”。

　　汪晖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听了很多课，也关注各种重要的变化。1993年10月，叶立钦命令军队炮轰议会大厦的电视画面让他极为震动，“就在三个月前，我去过俄罗斯，对当地情况有些了解。我也和几位俄国学者在一起讨论过很长时间。经济的衰败和寡头化的政治与我们原先对俄罗斯改革的想象相差很远。如何理解俄罗斯改革，为什么这场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最终需要用暴力来完成它？”

　　“中国要探索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公平的一个社会，不能重复走这条道路，必须重新思考新的道路。”他说。

　　回国后，汪晖仍然继续自己的思想史研究，偶尔给《读书》杂志写些文章，参加《读书》的一些活动。汪晖与《读书》的缘分就始于给这份杂志写文章，但他根本想不到，与《读书》的这种关系，成为他后来主编《读书》的一个原因之一。

　　1996年，沈昌文面临退休，《读书》选择怎样的新主编，成为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最着急的问题。其间一些知识分子向她反映，新时期的《读书》缺乏了一些科学理性，希望她能够选择学术背景较强的人担任《读书》主编。

　　经学界推荐、陈原面试、社委会批准，董秀玉延请汪晖接任《读书》主编。

四

　　在许多人心目中，《读书》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者。而汪晖接手《读书》后不久，就开始拓展《读书》涉及的领域。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多元文化向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甚至直接介入到这一时期的思想争论之中。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推进，新的社会问题也陆续出现，对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前景，学界、思想界的分歧大大加深，《读书》上的争论也有剑拔弩张之势。

　　1997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分析，认为中国知识界的几种主要话语——启蒙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他的几类话语——均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理论上，这些话语均受治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指向主要指向传统——古代的传统和现代的传统，而很少对新的社会矛盾与现代化过程的关系做出分析。在一些人看来，汪晖对现代性的分析直接挑战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化意识形态。

　　文章震动了思想界。自此，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虽然他一直拒绝这个“帽子”。此后，汪晖又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对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导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等等。这些文章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汪晖主编的《读书》，也被很多人视为了“新左派”的阵营。但汪晖认为，《读书》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立场，他们的目的是要讨论问题，不是区分派别和阵营。“只要看一下《读书》的作者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阵容。”他说，“在中国的媒体领域里面，主流的声音铺天盖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发一些不同的声音，而且让不同的声音更大一点呢？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作者，但这不等同于说我们的杂志就得和媒体的潮流完全一样。”

　　五

　　回首十年的思想讨论，汪晖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96年到2000年是一个理论辩论时期；2000年以后理论性的讨论慢慢退居幕后，话题越来越现实。

　　谈起这十年，汪晖说，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而2000年发生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无疑印象最深。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读书》杂志承办的长江《读书》奖，力图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却因为汪晖的获奖而遭遇到许多批评，最后演化成一百多位学者之间的争论。汪晖说，那是第一拨网络暴力化讨论。

　　尽管批评不绝于耳，汪晖主编的《读书》却不改初衷，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2000年以后，三农问题的讨论、医疗改革问题的讨论、教育改革问题的讨论、私有产权的讨论、劳动产权的讨论，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读书》一直在场，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

　　得知记者要去采访汪晖，一个朋友说：“汪晖这十年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的思想进步来说，绝对是反动。”当记者向汪晖转述这句话时，汪晖笑起来：“我很高兴，能扮演这样的‘反动的角色’。”

　　他坚持认为，如何估价这十年的思想论争，其实谁说了也不算，一切要靠历史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