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主性

——文化、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政治实践

汪晖

摘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以物质为核心的结构下，在现代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下，重物质轻精神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政治性与文化、社会脱了钩。对自身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历史中正确性的否定，使得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伤害。如何把政治价值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转化为政治实践，从而在西方中心世界里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否定历史正确性与价值观的被伤害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但在今天的中国，它们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伤害，而这是伴随对历史的正确性的否定而被否定的。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受到伤害？它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是有冲突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了从政治上倡导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要在政治上产生新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否定整个历史、否定历史的正确性。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这些年，什么时候争论得最激烈？尽管存在各个方面的争论，但凡是涉及历史问题的，都是争论最大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要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这些被否定，戊戌变法被否定，辛亥革命也被否定或者说被很大程度地否定，尽管抗日战争还不能被完全否定，但国共斗争被否定了，抗美援朝被否定了。在作出了所有的否定之后，这些历史里所产生的政治价值——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自然也就被模糊了，被否定了。比如，张思德在今天来看，这个人跟傻瓜一样，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更不要说黄继光、罗盛教这些国际主义精神了，因为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民族斗争已经被否定了，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目标也已经被否定了。正因为我们的历史正确性被否定了，历史中积习的价值观自然也就随着政治性的转变而转变了。

二、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1.现代资本主义与物质的核心化
当代国际社会，凸显重物质轻精神现象，并非中国特有。自从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物质就变成了非常核心的内容，可以说，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过去，马克思曾用“拜物教”来说明这个特色。这里的物质主要指经济、科技等。与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的社会也有经济，也有过科学的探求，但传统社会的经济是镶嵌在礼仪、习俗、制度等大的文化背景里面的，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制度和文化条件的影响和支配的，经济的运行主要是在经济的内部来运行的。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简化成了一个经济社会，经济变成了支配性的现象：相比传统社会中经济镶嵌在制度、文化等条件之上才能运作而言，在今天，一切颠倒了过来，制度、文化等都镶嵌在经济关系当中运行，尽管这也不能完全绝对，但现实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现象。像张艺谋、陈凯歌的大片，各种各样的大片，以及文艺表演，都是靠资本推动的，文化已经变成了内在于经济的一部分。
不仅文化如此，政治也是。过去说“政治挂帅”，而今天的政治恰恰是受经济影响的。比方说美国大选，每个候选人都要筹钱，如果没有钱，仅靠个人的能力就没有任何可能。在今天的中国，公共的政策、社会的政策、文化的政策也都受到经济利益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都逐渐地被经济渗透。
除了经济，科学技术也是这样。在过去，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的探索，但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利用的价值就不存在这些探索，以物质利益为中心成了根本性规则。
正是在以上意义上，我说重物质轻精神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工业革命以后，物质主义占了上风；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的多数决定占了上风，个人独特的内在性慢慢受到了排除。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并非仅仅在中国出现。对于这样的转变，一直存在着反对和反抗，包括中国。自明清以来，一些思想家比如梁启超讲“新民”，鲁迅讲“改造国民性”，就是直指这种变化。鲁迅1907年就写文章批评物质，说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可以说，近代以来，不断有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在教育领域、在文化领域，如何避免被物质支配这个现象。“五四”时期，非常重视文化问题，虽然它是反传统的。在当时蔡元培、梁启超对文化的重视里，都有反物质主义这个倾向。
2.文化、精神和政治价值区分下的现代社会危机
现代社会最深刻的危机，突出集中体现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诸多困境和问题中。对于个人的、利己的竞争导致的问题，很多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希望用法制、契约来约束竞争，而不需要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都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如果没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这些价值观，一个社会就难以成型，就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就是一个丛林的法则。只是靠外在的约束，那人也不会有自主性。不管我们对过去的政治历史事件如何评价，那个时代的人物像雷锋等人的奉献精神里面，其实孕育了人的尊严和真正的自主性，他们不是被迫的，不是受外界的规则所强制的，而是自主决定的，这就是尊严。
反过来说，现在的竞争都是为个人的，连竞争的逻辑也都是被别人决定的，这里面没有尊严，只有丛林法则，看起来是个人主义，其实是完全没有自我的。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讨论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文化、精神和政治价值是不可以区分开来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只有把政治疏离于文化和其他领域，才会有这一套完全自主的政治观。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政治本身也是跟传统连接在一起的，不可能有一个单纯的政治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产生出一个自足的政治概念。但是，政治离开了它的传统，怎么运作？
3.价值问题与制度问题相关
我认为今天首先的问题是价值本身的问题，当然也有制度的问题。余英时有个说法，说中国的文化像“游魂”，“游魂”的意思就是已经没有了身体，它是流动的，没有自主，没有精髓。陈寅恪悼念王国维自杀的时候也说，王国维的死是文化象征，因为王国维有一个对文化的认同、体认，现在已经没有文化的纲纪，这个机制没有了，只是空有一个人，所以他没法实现，最后他就自杀了。显然，这里头不仅是文化问题、价值问题，还有制度问题。
比方说传统的价值目标——孝道，在现代这么一个流动的社会里，怎么尽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父母都在扬州，我每年回去一两次，怎么能尽孝呢？不能。这其实也是制度和机制的问题。这里头的问题是，价值目标还在，但实践价值目标的机制却没了。就像孝道，古代有宗法制，家族制，即孝道完全是在那一套制度里面的，但这套机制在今天不存在了。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孝”这个价值就没有了，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要养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之大，都是在这套家庭关系里面的。很明显，我们的困境是：旧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套文化还在。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这种文化变成“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来为这样的一套东西能够落实创造一些条件？我们是不是要像美国一样，人老的时候都要进养老院，子女就不管了？还是我们尽可能地提供一套其他的文化机制？亲情关系和家庭观是我们特殊的传统，这些家庭不是抽象的、完全没用的，在现代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中国人还是比较慎重的。中国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你看看清华附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你就知道，还有就是父母陪着孩子学习，前所未有，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制度畸形造成的。我们用一套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来为这些好的要素提供支撑？这就是制度化建设，使得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人情的社会，不是完全被物质关系支配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三、在西方中心时代，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1.全世界处在“西方中心”的时代
100多年来，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都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都打不过人家。其实，对西方文明，包括它的制度和精神的学习，都是以“打不过”和“打得过”为前提的，这些都是受物质支配的，首先要学“船坚炮利”。
其实，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处在“西方中心”的时代。西方真正的支配地位也只有100多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并不是被西方支配的国家，在全球当中，也并不是只有西方是支配性的。但是在过去的170多年里，西方越来越有支配性，为什么？
这跟西方自己的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西方只是希腊，或者只是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这个能力。它的能力，是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有了政治革命，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方在经济上，包括现代文化上一下就处于了支配地位，它把它的所有方式都传播给我们。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支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支配问题：现代资本主义能使整个世界处在同一个体系之内。过去，中国、印度、非洲相互之间也有交流，比如郑和下西洋，其实我们从宋代开始就有中外之间的大规模贸易，这种交流是相互自主的。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通过全球性的劳动分工来完成的。在近二三百年当中，西方殖民主义使得北美、印度、非洲都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为他们的生产提供原料、劳动力。
今天的世界，当然已经不是昨天那个殖民世界了，但是，有的现象值得反省，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加工工业，等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西方抽去了，还把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了。
正是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重西方轻中华成了一个基本的现象，不仅西方人是这样，我们中国自己也是这样，而且不单是中国的普通人如此，精英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反传统反得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西方是对的，我们自己的传统是错的，只有打破传统，才能赶上西方。结果就是，我们事事学西方。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举一个例子，SARS来的时候，西医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办法，除了隔离之外，连病源都找不到。回顾中国这么多年来的防疫实践，很多都是靠中医来做的，可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排斥中医，排斥自己的文明。
2.在全球化下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传统和文明，要形成自己的认同都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看到今天的变化，年轻人生活的取向、工作的取向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保持中国古老的文明，很多的文明都要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这个自主性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自主性问题，虽然是重新评价传统，继承传统，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它不是简单地回归“东方”，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笼罩在里面了，我们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取新复古，别立新宗”。也就是说，简单地恢复过去是不可能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取新复古，别立新宗”，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问题？因为很难复归。但是，不能简单地复归，并不等同于没有必要学习传统。当我们传承、学习传统的时候，应针对当代整个支配我们的基本关系，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思考，来面对和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现代社会最真实的挑战，抽象地讲传统讲道统，很容易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道统在古代就有争论。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在西方中心的当代世界中，讨论自主性是有必要的：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没有自主性就没有了自我。但是反过来说，这个自主性不是孤立绝缘的，不是封闭的，是在通过跟别人的对话、关联、交流、相互渗透当中形成的，开放和自主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关联。
3.中国社会需要一定的共识
全球化所导致的问题是社会解体，我们看中国这个社会，不仅是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比如说中国有一亿五千万人是流动人口，很多乡村解体了。但是中国传统里面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以温州为例，那么多的人在全世界流动，但向心力很强，他们仍然到家乡来投资，这表明温州人自己的社会认同很强。
正因为向现代社会转型，正因为处在全球化下，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当然，需要共识不是等同于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这些共识还是一些基础性的，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大家还能够指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你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是通过生活方式的不同来看的，有些外国人也能说中文，也能够适应中国的文化，我们就觉得他不像一般的外国人。这个共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共识的另外一方面是对话、辩论、差异。也就是说，共识不是对不同看法、差异的否定，在英文里面，共识这个词一方面表示认同，一方面表示差异，如果没有一个共识，我们就不是一个社会。
我们所说的共识，是多少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地缘、血缘、文化、传统等各种关系里面的，其形成途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文化、传统、各种生活习俗这个基础上的共识；还有一种共识是把人当成现代社会的“原子”，每个人即孤立的个体，按照现在西方的理论即契约关系，形成契约之上的完美共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从婚姻到社会的各种关系都是契约关系、利益关系。由于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共识的取得除了通过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途径外，缔造契约关系，在契约下养成共识，成了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都是契约问题就没有文化了。
4.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政治实践
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如何继承传统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我觉得尤为重要的问题是：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我们的政治实践，而不是简单的讲政治价值。简单的讲政治价值，无非就是民主这些东西。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这个概念很抽象，人们对民主的解释千差万别，而且，民主的政治实践处在相当大的危机里面。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假定我们要将保持民主的价值作为一个价值目标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它，创造性地给它一个理解，对于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很有意义。要重建政治价值，不可避免地要反思整个的文化系统和社会问题，把这个东西完全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种两分法本身就隐藏着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经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可能不考虑社会传统。
我本人是支持民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民主的危机。西方的民主出现了危机，在巴基斯坦、印度、肯尼亚，民主实际上都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最近看到的，哪一个不是民主问题？因为这个政治与它的社会基础、社会传统、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裂痕，它的运行，有时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成为问题之根源。
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民主的价值，而是要重新理解现代的政治价值跟我们自己社会的传统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向前看的，不是复古，不是对民主的思考就要回到专制，不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把政治价值的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个联系的思考，我觉得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四、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寻找联合点

我们讲精神、文化的重建，也离不开社会政治价值的重建，在这一点上，它是相互连接的一个历史；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承担责任。如果说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话，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也已是现代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什么叫知识分子？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对我来说，并不是你学了一点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其实要想找到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所以我常常觉得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个状态，他处在一个独立思考状态的时候，他是知识分子；他在做教授的时候，只是一个教授。
我们不要忘记，包括知识分子也不要忘记，他们这个角色也是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这个社会体制运转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反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思考，创造一个实践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对传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这些关注既是你职业的一部分，又不能够完全是你职业的一部分。这个角色的问题，我认为是很关键的。
19世纪、20世纪，在西方、在中国出现了既不同于传统官僚、也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产物。同时，在20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实践。知识分子实践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最大价值，我们儒家非常重视“知行合一”，实践是一个传统的东西，毛泽东过去就写过《实践论》。
但是今天的难点焦点在哪里？理论的工作、学习的工作、思考的工作也是在实践当中的，但是跟20世纪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有很多社会运动的存在，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实践的洪流里面，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找到关联，使得理论的工作能够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它不仅仅是代表知识分子在说话，也是大众的一部分，社会的一部分。
但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变得很难，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想要超越这个社会阶层来说话的能力，事实上已经很弱，也没有一个社会实践的条件。比如说就让你讲劳工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你还是你，你并不能真正代表劳工说话，也不能代表农民来说话，因为你跟那样的社会运动没有真实的关联，你还是在劳动分工里面。所以你产生的这些知识最终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为他们说话或者代表他们说话，而是被国家等更有利的社会阶层所利用。你看国家的调整或者是资本的调整等。知识分子所处特殊的位置，在今天是面临着和过去两百年来所不一样的条件。
所以，我说的难点是，知识分子一方面需要做学术的学院里面的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在这个工作的同时突破这个分工的氛围，否则的话，哪怕你是真正地为劳工、农民说话，人家也听不见，你也不见得能代表人家。
从这一点来讲，在文化重建、社会重建当中，怎么在我们的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重新找到一个有机的联合点，不是说你自己想做就做得到，这要找一个有机的点。探索这一点，我觉得是重新形成知识分子文化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形成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意味着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作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前《读书》执行主编）

● 本文在本刊编辑周仕凭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绿叶》杂志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