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月20日的《北京晨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李稻葵：我怀念不争论的年代”，据介绍，这又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位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看来也是一位有“话语权”的，但是，“有话语权”的们最近也开始烦恼起来了，这位李稻葵对记者说，经济学界目前不算健康的争论风气让他开始怀念多年前关于改革细节的争辩，和“不争论”、“多实践”的日子。

李稻葵怀念的“不争论的年代”有什么特征呢，“我所经历过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980年代中期的辩论、国外的学术争论和我们现在的争论。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争论已经十分激烈，不过当时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议，辩论的焦点在于改革的快慢和范围，可是现在却出现了否定‘市场化’的声音，辩论也更情绪化。”，看来李稻葵先生并非真的见到过什么“不争论”的“年代”，只不过“当时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议”，只是限于细节，无关大局，而现在令“有话语权”的们不平静的是“出现了否定‘市场化’的声音”。

就此，人们还应该记得不久前“再出手”的大腕皇甫平先生，其宏文《改革不可动摇》的开篇，就言明“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看来，是所谓的“否定市场化”进而把“否定市场化”和“否定改革”挂钩，让这些“有话语权”的们感到了“危机”。

但是，草民不太明白，在主流媒体平台，能够说得上话的还是这批“有话语权”的们，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每天的新闻门户网站，看看一些所谓“销量较大”的“日报”、“都市报”、“财经”之类的平面媒体，天天连篇累牍地在上面高谈阔论的，主要不都这些“有话语权”的们么，有谁能够在这些媒体上“否定市场化”和“否定改革”呢，没有。就是在被大批主流经济学家捧为“中国企业改革20年榜样”的顾雏军锒铛入狱之后，主流经济学界不过是“集体失语”而已，报刊上的“炒作”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否定市场化”和“否定改革”，倒是有些看客和帮闲的味道。

要说“群情沸腾”者，恐怕网络上还有些气氛，但“有话语权”的们恐怕打心眼儿里没有把网络言论当作对手，虚拟世界，权当看不见。但毕竟李稻葵在“怀念‘不争论’的年代”，而皇甫平则在高喊“不可动摇”了，可能在其们内心，还是有“争论”、和“动摇”之觑的。但是，草民觉得，这些“有话语权”的们内心的“对象”另有所指。

从皇甫平答东方网记者的话语中，草民读到这么一句“国内一些媒体又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国高校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如此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原来症结在于“有人”提出“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皇甫平感到“忧虑”了。但是，草民觉得，在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写入宪法的、一个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执政的国家，“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如果放弃甚至反对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人”指出这么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每年处理的数万贪官污吏，许多都是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发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的，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之流，算不算是“领导权被篡夺了”呢，“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乃至罪行为什么不可以。

草民查阅了一下，发现皇甫平所说的“有人”，就是也被称呼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刘国光先生，刘国光先生的原话是在2005年7月15日的一次谈话，原话如下：“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

草民先不论皇甫平对刘国光先生的话作何解读，就看刘国光先生的经历，恐怕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起码比皇甫平也不在其后，刘国光先生曾经与经济学泰斗吴敬琏一起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在颁奖仪式上，吴敬琏大师发表的谈话中，有一段关于吴国光先生的“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就是说，早在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出来之前，吴敬琏大师与刘国光先生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起“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结果肯定是“市场取向”们取胜，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所以，刘国光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市场化改革”的开路泰斗之一。

但是，就在吴敬琏大师发表感言的同时，刘国光先生的感言却耐人寻味“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和方法也是要坚持的”，尔后，随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的开始，刘国光先生才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导权的谈话，皇甫平才有了所谓“忧虑”。

所以，在草民观察起来，并不是所谓“争论”本身让李稻葵 “怀念‘不争论’的年代”、皇甫平高喊“不可动摇”，而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在西化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把持下，引发愈来愈多的矛盾的态势下，曾经也是“主流”的知识阶层发生了微妙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产生，让李稻葵、皇甫平们感到了“不适应”，因为即便是在如刘国光先生这样的泰斗级学者的眼中，也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主流”们主导下的愈演愈烈的“市场化”下的“私有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了。

李稻葵的“怀念不争论的年代”，恐怕是“怀念”一种一边倒地、一厢情愿地想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舆论环境，把所谓“争论”局限在“学术”层面，大家“有话好好说”，但是，中国的实际，特别是最广大底层劳动阶层的实际，必将引起一部分有良知、有学术道德，不委身于财富、不谄媚于权势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怀念”不“怀念”、“动摇”不“动摇”都无法遏制这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