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迫害”知识分子？——读一则新闻有感
云淡水暖
8月9日的《东方早报》报道了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而辞世的消息，而“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因而报道采用了极富感情的标题“浙大36岁博导过劳死 知识分子寿命10年下降6岁”，这又将年初因为清华大学两个四十岁左右的教授早逝所引起的波澜再次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
潮，一时间热议不断。据草民观察，这里边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有特定范围的，并非简单的上过大学之辈，而是学有所成，业有所立者，即所谓精英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名牌大学的教授、国家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之类。
一般地认为，“过劳”似乎会更多地光临劳作于资本家血汗工厂中的民工之类人群，比如，据大量报道，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外资本家工厂打工的民工们，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到15个小时之间，每月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天，有报道过广州的童工们的睡眠时间也不过4、5个小时，比起 “上海一份专门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68.5％的人每天睡眠时间不足８小
时，”来，民工们的睡眠环境似乎更加严苟。其次，民工“过劳死”的报道，也不断见诸于报端，比如深圳一个女工在马路边猝死的案例。还有，民工们如果遇到恶劣的工作环境，就不单是“过劳”，而且是“过早”死于非命了，比如最近几天沸沸扬扬的广东梅州兴宁矿难中生死未卜的120多名矿工。
目前，高级知识分子也如此普遍地、多发地“过劳”了，令人很是骇然，特别是据上海社科院年初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１０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了２０岁。 在上海，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６７岁，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3.26岁，其
中15.6％的科技人员逝于３５岁－５４岁。
于是，有人出来痛心疾首地呼吁了，新华网报道过，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委员们总结道，“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精神包袱沉，这‘三座大山’让许多知识分子‘不堪重负’，不少人英年早逝”，草民在这里不敢苟同的起码是“生活负担重”，高级知识分子普遍的收入已经大大超出社会平均收入线，医疗卫生保障也在社会上层，难道其生活负担比年收入不足2000元，面临无钱上学、无钱就医、甚至无法温饱的底层劳动阶层还要“重”么。
也有人出来寻找高尚理由了，《广州日报》一篇评论文章总结道“知识分子作为在整个社会中有远见、有头脑的阶层，自然被社会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见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等等。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会规则的底线，而是要达到一种上线，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则的话，他就被视为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为社会所不容。…从古至今，我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股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感驱使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计得失”。
草民倒是觉得所谓“比普通人更有见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等等…而是要达…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则的话，他就被视为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溢美之词有点过了，说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未必准确，这年头，为了一己私利，一阶层的私利，出卖良知、人性泯灭的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起码，目前大多数的贪官污吏已经是“年轻化、知识化”了，被揭露出来的博士、硕士贪官并不在少数，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为奸商的呐喊、大学教授性交易出卖考题、儒学家包六“奶”骗出国护照、大学招生教授收受贿赂、大医院医生收受药扣、红包也不是一桩两桩了。近30年来，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平台的话语者、社会物质生活的上流者的现实，不可能用一句“完人”能够打发掉的。但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又在“过劳死”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964年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低”20岁（？）的现实，又还是“存在”着。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禁会浮现出一段被哭喊了近30年的词语“迫害知识分子”。在一些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的回述中，总离不开一段被“迫害”的经历，如果说现在用“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精神包袱沉，这‘三座大山’”来形容（高级）知识分子的“压力”的话，令某些知识分子们不堪回首的还有“政治歧视多”这一座“大山”。那些个年月，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进下农村“牛棚”、到工厂进车间，接受 “贫下中
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入学校、科研机构参与领导班子，“外行领导内行”，实在有辱斯文，令知识分子蒙羞，“内行”愤愤不平。
但是，偏偏历史又有些反例，就是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精神包袱沉、政治歧视多”“四座大山”的“迫害”下，一些知识分子的寿命却没有那么短暂：
比如长期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无法照顾家庭，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为我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奉献了一生的王淦昌教授，生于1907年，逝世于1998年，享年91岁，算是高寿了。
比如自小家庭贫寒，因病残疾，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靠自学成才并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坚持走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的道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筛选出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以处理生产组织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到工厂、农村去推广。足迹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市县、上千个工矿农村，总计行程100万公里，创造了难以用数字统计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人称“华老”，被国人惋惜不已的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1985年逝世时74岁，
比如数学“怪才”陈景润，被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宣传，感动了当时的亿万国人，人们知道了他被打成“白专道路”典型，倍受冷落，住房只有6平方米，在床板上写字，计算手稿据说积存了几麻袋，生活无人照顾，邓小平曾为其“拍案而起”，怒斥“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等等，因患帕金森氏病去世，时年63岁，也算是“早逝”，为之痛惜。
比如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程不时教授，参加“运十”的研发时，老少3代6口人，挤住在只有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连做饭也在屋内。办公室不够，设计师们就把装大型设备的木箱当“办公室”，上海的夏天极其闷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工程师们怕汗水滴在图纸上，极度小心翼翼，晚上蚊虫叮咬的利害，工程师们只好用报纸裹在腿上、手臂上当“盔甲”抵挡，又经历了“运十”下马后的冷落，而程不时教授目前已经75岁了。
以上诸位的年龄，都超过或者远超过当今知识分子的53.4岁平均数，当然，以上都是自然科学家，有人会理解为内心恐怕不如文学大家、政治人物那么敏感、丰富和容易为道德、理念的痛苦所煎熬，那么，也有证可据：
比如50年代被错误划为“右派”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在“反右”、“文革”中算是历尽坎坷，而费老一生也算是“劳”而不止，1935年就奔波于广西大瑶山的峻岭密林间，开始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之旅。此后，对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细致严密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写出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2001年已经九旬高龄的他，甚至在外调研了170多天。费孝通在很多场合一再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而他表述自己一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逝世时95岁高寿。
比如一位自70年代以来，不断要大家“说真话”，自己也写下据说是“巨著”的《随想录》，据说是在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不断“拷问”着自己的灵魂，大声疾呼要建“博物馆”，为有人搞出的《博物馆画册》放入自己的文章，有人说这么多年来，这位一直在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认为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如此激愤的一个灵魂及躯体，如今已经享年100岁了。
比如，一位一会儿被人誉为“国学大师”、一会儿又被誉为“东方学大师”的，据说本人当过“造反派”，而又被别人“造反”，尔后入“牛棚”，尔后写出《牛棚杂忆》，写下题词，字字血、声声泪哭诉说知识分子的“牛棚岁月”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比日本侵略中国还要黑暗？）”的年代，此大师今年也高寿84岁了。
那国学兼东方学“大师”在1998年的一篇自传中写道“知识分子这一个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都处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会群体，现在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学术界和文艺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势。”，可是，大师没有料到的是，就在其欢呼之后不几年，发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却“10年下降了6岁”，命之何堪，与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的突飞猛进的形态，是何等的反差。
只听到过“迫害”的“事迹”的反而比被“迫害”的命短，应该引起社会的思考。
其一、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王淦昌、陈景润先生那种忘我奉献、无所欲求的语境，据报道，现在的大学、科研机构搞“残酷竞争”，急功近利，非多少“成果”、“论文”、“弟子”不能评级升等，经济待遇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功名利禄之下，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其二、当年华罗庚先生、费孝通新生们奔走于山川河流、穷乡僻壤、工厂田间，调查民生、推广科技，广结工农大众，心胸广阔，全无如今象牙塔中的浮躁不堪，无以自拔。
其三、也许人在“牛棚”的岁月，吃五谷杂粮，新鲜瓜菜，没有如此多的添加剂、吊白块，剧毒农药、黑心食品下肚，也就少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怪病缠身。
然而，有一位接受采访的科学院的所长讲的更为尖刻一些“那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所长对记者的采访提出了批评，他说，‘过劳死’不仅仅是科学家面对的问题，在农村，每年都会有很多青年农民因劳累致死，你们关注了吗？报道了吗？而科学家的生命就比他们珍贵吗？”（《科学时报》）
这恐怕又是问题的另外一个解读，是一种“时代病”在“迫害”知识分子，而且不单是“迫害”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