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群：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见
原载：《人才》杂志1982年6期
〈后来作若干补充后在《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增刊号上转载〉
《宋安群“新生物进化论”专栏网站》：http://sea3000.net/songan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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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文顾问按：
（cheniwan@263.net；http://sea3000.net/cheniwan）
有人提出，孟山都公司及其“转基因”农作物无论存在什么问题，也不能证明中国人“自主”研究的“转基因”主粮、“转基因”农作物一定也有问题。这种看法完全错误。
“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首先是学术基础理论依据问题、科学哲学问题、科学研究方向与科学实践问题，而后才是是社会学问题，当然必须首先从学术基本理论上、科学哲学上、科学研究方向上与科学实践上评判。
限于篇幅，本按语仅涉及“转基因”工程的学术基础理论依据问题，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百度词条介绍：转基因工程又叫重组DNA技术，重组是指在体外将分离到的或合成的目的基因（object gene）,通过与质粒、病毒等载体（vector）重组连接，然后将其导入不含该基因的受体细胞(host cell)，使受体细胞产生新的基因产物或获得新的遗传特性。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2041.htm?fr=ala0_1
有学者用科普语言介绍：“植物转基因技术是指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离到的目的基因，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使之稳定遗传并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如抗虫、抗病、抗逆、高产、优质等。”
http://syfxmcdong.blog.163.com/blog/static/71637597200992654314988/
“转基因”工程的首位关键问题是，“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离到的目的基因，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能否确保仅产生对人类有益的确定性“植物新的农艺性状，如抗虫、抗病、抗逆、高产、优质等”，而不会在转基因第一代以至以后某代产生对当代人类或者其子孙后代有害的其他“性状”？
第二位关键问题是，通过转基因在转基因第一代出现的“植物新的农艺性状，如抗虫、抗病、抗逆、高产、优质等”，是否是代代相传的“稳定遗传”？
但是，这些问题更为基础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稳定遗传性状”由生物DNA某些基因片段造成，还是由生物体包括其各个微小部分及其物质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整体的运动造成？
中国科学院《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年第3期（43-50页）发表陈一文顾问《环境污染尚未遏制何来“极端的环保是很反动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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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强调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提出的“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是“优胜劣汰是基本规律”的依据，殊不知达尔文本人《物种起源》的原著并没有将“物种的变异完全归因于自然选择”，反倒是后来自称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继承者”的某些学者将“物种的变异完全归因于自然选择”绝对化，阻碍并拒绝对“物种的变异”更深层的原因进行任何原始创新的研究。
-- 在人们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200周年之际，人们有必要重温达尔文《物种起源》原著中特别强调的如下一段话：
-- “但是因为我的结论最近曾被严重地歪曲，并且说我把物种的变异完全归因于自然选择，所以请让我指出，在本书的第一版中，以及在以后的几版中，我曾把下面的话放在最显著的地位——即《绪论》的结尾处：‘我相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最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手段。’这话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根深柢固的误解力量是大的；但是科学的历史示明，这种力量幸而不会长久延续。”
-- 自称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继承者”的某些学者有意“忽略”的这一段话证明，达尔文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家，他由衷欢迎（不是“假惺惺欢迎”，更不是反对、阻碍、拒绝）后来科学探索研究者能够发现和证明“自然选择”以外可能存在的“物种的变异”的原因。
[（英）达尔文，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翻译，物种起源:进化与遗传的全面考察与经典阐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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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群研究员1982年发表的《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见》为她创立的《新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之作，不仅揭示了达尔文200年前宣告“我相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最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手段’”之外的原因，而且实际上揭示了达尔文200年前没有能够发现的所有生物“变异的最主要的”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选择”！
宋安群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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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认识生物的运动规律该从哪里去认识？是先从生物个体，还是先从组成它的细胞或是细胞内的分子去认识？生物体是以个体形式存在，以个体形式运动的。虽然个体由细胞组成，细胞由许许多多有机物大分子组成。但个体、细胞、分子，是生物物质组成的不同层次。在不同层次里有本质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们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取代。它们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大包小的包含关系，而是有极严密的制约关系。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不同层次的不同运动规律和彼此的制约关系，而是孤立地研究生物分子，那就必然无法看到生物的运动规律。“现代生物学”之所心会在分子水平内看到遗传物质（基因）的变异是无规律的，其原因就在这里。生物体既然是以个体存在与运动的，那么研究生物的运动规律就应首先研究个体这一层次的运动规律，进而研究个体与细胞与分子之间的制约关系。”
-- “当我们从个体这层次去认识生物的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无数事实清楚地表明，生物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有发展、进化规律。”
-- “每一生物个体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整体的统一运动。这统一运动的功能首先是表现在随时调节体内的平衡、稳定。外界的任何刺激作用于生物体时，都打乱了它内部的平衡、稳定，出现“反抗性”运动，正是调节内部平衡，保持内部稳定所产生的必然运动。”
-- “正由于整体有统一的平衡运动，因而生物体对外界刺激所作的“反抗性”变化也就不是表现在局部，而是表现在整体的有关各部。”
-- “正由于生物体有随时调节体内平衡的能力，才使得生物体有强大的运动能力、工作能力和自我修复（治疗）的能力，使任何机器无可比拟。”
-- “正由于生物个体局部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在整体平衡运动下进行的，是和外界环境作斗争中发展的，因而各个局部不会畸形发展，而是有整体与局部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
-- “生物的这种平衡运动，是极特殊的平衡运动，它在建立新平衡的过程中，有自身物质的发展。”
-- “生物体自身物质上的变化、发展会影响后代。”
-- “引起生物变化、进化的外因是环境的变化对生物的刺激。也就是说，外因是环境刺激作用，而不是环境的什么‘选择’作用。”
-- “如果不看到生物物质的发展与生物运动的关系，不看到个体发展与种系发展的关系，而是把彼此孤立起来，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不仅不能很好地对人类聪明、才智的健康发展进行指导与推促，反而会在生物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上造成一系列的矛盾与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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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优秀的运动员与特种兵必须通过艰巨的有所侧重的整体综合训练培养，不能依靠违反自然生物发展规律外科手术或注射激素方式“创造”，因为这样做将造成运动员违反自然规律的畸形发展。即便某方面一时的“出众表现”，违反自然规律的外科手术或注射激素损害了人体健康余生整体系统的损害，还可能损害下一代。
类似的道理，“转基因”工程实质性的错误在于，它不是从“每一生物个体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整体的统一运动”的正确认识出发寻求“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而企图从违反自然生物发展规律的“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离到的目的基因，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寻求“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
“转基因”农作物至少造成三项恶果：
（1）“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离到的目的基因，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不是稳定的，而是不稳定的。
（2）“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离到的目的基因，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可能产生一时的对人类有益的“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除了通过几十年多代试验外无法确定绝对没有造成对当代人类及其后代有害的其他“性状”！
据《中国经营》报道：“对此，袁隆平也承认，对于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有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虫的转基因品种，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由于虫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长期摄入该物质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116/10597256310.shtml
（3）长期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对于自然界同类农作物的“污染”作用！
但是，上述《中国经营》同时报道：
-- 据袁隆平介绍，水稻的亩产量提升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从理论上讲，太阳晒到地球上的能量，5%能够转化为有机物。按照长沙市的气象记录，据5%的转化估算，长沙市水稻的亩产量理论上可以达到早稻 2000公斤 、晚稻 2300公斤 、中稻 3000公斤 。”
-- “但是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袁隆平坦言，“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除了走明知有问题的“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研究方向外，是否没有更为可靠、安全、经济、有效、适合于推广普及（而非垄断）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发展研究道路？1501-799-9514
大家了解的“航天育种工程”是发挥植物种子“整体系统、整体运动”宇宙射线作用下发生变异的科学研究途径，但是过于昂贵，不适合于推广普及。
宋安群研究员生物学领域杰出贡献之处在于，她不仅实现了生物学基础理论领域的重大革命性突破，而且付诸科学实践另辟蹊径开拓了具有世界科学意义的“定向改造”培养农作物、微生物新品种更为可靠、安全、经济、有效、适合于推广普及的原始创新发展道路。
在另外一篇《“基因”理论具有根本性错误》中，宋安群研究员对其科学实践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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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二十多年的探索，通过收集大量的资料，通过实地考察及多年的试验等等，逐渐看到生物的进化并非由“自然选择”造成。生物本有自身的运动（变化）发展，进化规律，并总结出了十多条生物所共有的基本的运动规律与多条遗传规律。应用这些规律不仅能较好地解释生物的进化，能解释许多重要而复杂的生物现象的形成及其演变（如本能、生物钟，各种动植物各不相同的体型、体色等的形成及其演变），更重要的是遵循其规律能定向改造生物。
-- 如我使试验田小麦增产20-30%；使棉花的植株结棉桃数增加1-2倍；
-- 使辣椒抗病性显著提高：在同一块地里经处理的辣椒全长得很好，未处理的全因病害死光了，两者对比鲜明。
-- 在微生物上尤为显著（因微生物繁殖周期短、发展快），如我在重庆制药五厂，河北省高碑店生化制品厂，大港油田，北京美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对其多种生产上的菌种进行定向改造，在短期内（半月——两个多月内），使其菌种的生产能力（效价）成倍提高，繁殖周期缩短，抗杂菌污染能力显著增强，且改造后的菌种稳定性好等等。
-- 2000年4月我到新疆农科院微生物所，对该所嗜热芽孢杆菌XJT-9503进行定向改造，只用了半月时间，使该菌的产酶率由4000u/ml左右，提高到10000u/ml以上，而且很稳定，多次测量均稳定在10000u/ml以上（此为国家863项目）。
-- 在多种应用微生物上均产生如此快捷稳定显著的效果，是应用传统理论（包括”基因”理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作得出来的。（这些微生物试验结果均有本厂家、单位所开证明。）
-- 通过试验我们清楚看到，作为生物的遗传物质并非细胞内的某一孤立物质，而是细胞本身是一个整体，有整体统一的运动规律，它制约着里面所有物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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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群研究员创立的“新生物进化论”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生物学基础理论领域存在的实质性错误实现了原始创新重大突破，她的“定性改造”农作物与微生物的科学实践对当代风行世界的“转基因”工程形成致命性挑战。
本顾问可以丝毫不夸大的讲，宋安群研究员“新生物进化论”的原始创新理论突破与革命性科学实践一旦获得中国科技界、产业界、新闻界、公众与官方的认识，中国目前投入到“转基因”工程巨额资金的90%必将迅速转向支持发展宋安群研究员“新生物进化论”的原始创新理论突破与革命性科学实践！
坚持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转基因”工程实质性致命错误的学术界理所当然对宋安群研究员“新生物进化论”的原始创新理论突破与革命性科学实践予以排斥、拒绝、压制与扼杀！
2007年11月在成都举行《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暨首届四川省民间科技创新论坛》四天会议期间，有机会全面深入详细了解宋安平研究员的“新生物进化论”理论与科学实验原始创新研究成果。
在笔者一系列领域“科技创新社会学”研究基础上，了解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当代权威学者实际上违背了达尔文的批评僵化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事实，使我对于宋安群老师的“新生物进化论”理论与科学实验原始创新研究成果评价极高。
科技日报记者记录我在成都会议上所做的公开评价如下：
-- 宋安群女士及其“新进化论”对人类的潜在贡献，将超过居里夫人及其对于放射性镭的科学发现，因为宋安群女士的“新进化论”对于人类的贡献涉及更加宽广的多的领域，从微生物（医药工业等）、植物（所有农作物）、动物（所有家禽、畜牧业等）以及人类健康、保健、养生（医学与中医理论）、生命科学等。
宋安群老师1982年发表《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见》，1998年出版《新生物进化论》专著，近十多年在《新疆中医药》等刊物上发表《“基因”理论具有根本性错误》等论证其原始创新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研究成果的了一系列论文，中国科技界与生物界不可谓“不了解”。
中国科技界与生物界至今对宋安群研究员原始创新的杰出成就没有认识丝毫不损害她的杰出成就的世界性科学意义，但是成为中国科技界与生物学界的重大耻辱，推迟中国相关科技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几十年！
笔者清楚，中国科技界需要经历更多的惨痛的教训才可能逐渐认识宋安群研究员及其“新进化论”对人类杰出的潜在贡献。但是，宋安群老师1982年发表的《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见》到2005年发表的《“基因”理论具有根本性错误》及其《宋安群“新生物进化论”专栏网站》上全文转载的1998年出版的《新生物进化论》专著可能让某些有远见的学者有机会对此略见一斑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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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创立进化论，推翻了神造论，为生物学及其它科学的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为了彻底战胜神造论，为了让达尔文所揭示的这一伟大真理能更进一步地造福于人类，让人类能真正主宰生物的进化，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对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问题进行重新探讨、重新认识。
自从达尔文发表《特种起源》到现在，生物学界一直公认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是自然选择。不过，达尔文本人是接受了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理论的。他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并用来帮助论证自己的进化观点。（1983年出版的《简明生物学辞典》中已将“获得性”改称“获得性状”，不过本文还暂用大家已习惯的提法。）“现代生物学”却把“获得性遗传”否定了，只承认“自然选择”。可是，“自然选择”学说不仅对许多生物现象无法解释，对许多问题无法回答，同时这一理论本身，在今天已暴露出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得出了许多荒谬的结论，甚至得出了否定进化论本身的结论。如法国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在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中，称“现代生物学”证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破产了”。罗马教皇庇佑十二世向一个医学遗传学讨论会发表演说时说：“遗传学的事实是肯定的，而进化论则仅仅是假设。”美国分子生物学者斯登特于一九七四年发表论文，更说：“分子生物学的成就是上帝存在的真实证明”等等。
得出这样一些荒谬结论的原因在哪里呢？当我们应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时候就清楚了：承认“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承认生物没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可循，它的变化（变异）是无方向、无规律的。它可能变得有利于生存，也可能不利，最后由自然的所谓选择来决定它的变化方向——将其有利于生存的保存下来，不利的淘汰掉。因而认为自然的选择就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对于生物的变化（变异）到底有无规律，达尔文当时承认他还不了然。只是看到变异的存在是事实。而“现代生物学”却从理论上证明了生物的变异（“能遗传的变异”）无一定规律、一定方向。
生物的变异（“能遗传的变异”）到底有没有规律？有没有方向？实际上这正是生物学中长期争论的问题。拉马克学说与达尔文学说的分歧，米丘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矛盾都表现在这里。因为问题的焦点都是在“获得性遗传”上。承认“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实际上是承认能遗传的变异有其规律性，有其方向性。那么为什么长期争论得不到解决呢？生物到底有没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如果有，有怎样的规律？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只有求助于辩证法。辩证法的威力不在于讲空洞的道理，而在于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问题。
我们先分析，要认识生物的运动规律该从哪里去认识？是先从生物个体，还是先从组成它的细胞或是细胞内的分子去认识？生物体是以个体形式存在，以个体形式运动的。虽然个体由细胞组成，细胞由许许多多有机物大分子组成。但个体、细胞、分子，是生物物质组成的不同层次。在不同层次里有本质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们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取代。它们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大包小的包含关系，而是有极严密的制约关系。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不同层次的不同运动规律和彼此的制约关系，而是孤立地研究生物分子，那就必然无法看到生物的运动规律。“现代生物学”之所心会在分子水平内看到遗传物质（基因）的变异是无规律的，其原因就在这里。生物体既然是以个体存在与运动的，那么研究生物的运动规律就应首先研究个体这一层次的运动规律，进而研究个体与细胞与分子之间的制约关系。
当我们从个体这层次去认识生物的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无数事实清楚地表明，生物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有发展、进化规律。
生物的运动规律是复杂的，生物除有新陈代谢运动外，还有其它许多非生物所没有的运动规律与特点。下面将我初步认识到的，择其要点，提出讨论。
一、生物物质发展的方向性：
生物朝哪一方向运动，就会促进自身物质朝哪一方向发展，不运动（相对来说）就会衰退。我们人人都有体验：若训练（锻炼）人的力气，奔跑速度，反应快慢，柔软性，耐磨耐压性，动作的准确性，以及各种技能技艺等等，就会在这各个方面得到相应发展。不运动就衰退。而非生物，如收音机、电视机却不可能通过它自身的运动（使用）而获得它性能的改善。
附带说一说，这一规律本是拉马克早就看到了的，并提出了“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的理论。但不能不说，他只看到了生物由于“用”的运动而促进其自身发展，即只看到生物发展到有意识支配时才有的运动，因而他无法解释植物、微生物、低等动物等如何通过自向的运动而促进自身发展、进化，更无法解释许多并非由于“用”而出现的生物现象，如生物的颜色、体形，特别是保护色、拟态等。同时他也未能进一步认识到这“用”的运动有其规律性。只有符合它的规律才能获得正常健康的发展，违反了它的规律，反会造成损伤（生病）或死亡。另外，正由于他未能进一步认识其规律性，也就无法指出获得性遗传的规律。这使得他不仅不能全面地论证生物进化。同时也使得以后的生物学界在解释和认识“获得性遗传”时发生混乱，造成长期争论。
二、生物体的“反抗性”
所有生物（无论动物、植物、微生物、还是人）有一共有的运动特点：生物体总是针对环境的变化（外界对自身的刺激）作“反抗性”（“斗争性”）变化，即每当环境变化（受到各种刺激时），生物体内都会及时地产生一系列生理变化，这变化有明确的方向——总是变得更能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总是变得更能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总是增强自身对外界刺激的抵抗力。这变化有许多可以直接从外表上见到，例如，光线增强，动物和人的瞳孔就会收缩，光线减弱，瞳孔会放大；南方动物运到寒冷北方，皮毛会增厚；植物遇到干旱，根系就发达（以吸收更多水分）；植物密植，杆就长高（以获得更充分的阳光）等等。而更多变化是肉眼见不到的，例如，人到高山地区，红细胞就会增多（与缺氧作“斗争”）。各种细菌病毒或其它物质侵入人或动植物机体，机体会产生针对性“抗体”。其它理化刺激，如各种药物、各种射线作用于机会，机会也会产生一系列“抵（反）抗性”变化。微生物也一样，如各种细菌、病毒总是不断地增强对人们所使用的各种药物以及各种理化刺激的抵抗力。从植物与昆虫，微生物与人或与动植物之间的斗争中，还可发现肉眼见不到的更为有趣而奇妙的生物斗争现象：例如一些生物学家看到有些植物会产生毒素对付蚕食它的昆虫，而昆虫则会产生一种解毒物质对付植物，当此解毒物质重新给予植物后，植物又会产生更强烈的毒素；医学家们看到，当人体对流感病毒产生抗体后，流感病毒又会产生新物质对付抗体，因而常使人们“事先准备好的一种疫苗推失去效用。”
生物体对环境的极微小的变化，也都有反映。在研究“生物钟”的实验室里，可以看到1/1000秒的闪光与 1℃ 的温度变化，都会引起生物体产生相应变化。
生物体何以能产生这种“反抗性”变化呢？这是因为每一生物个体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整体的统一运动。这统一运动的功能首先是表现在随时调节体内的平衡、稳定。外界的任何刺激作用于生物体时，都打乱了它内部的平衡、稳定，出现“反抗性”运动，正是调节内部平衡，保持内部稳定所产生的必然运动。由于具有这种运动才使得生物体能同时进行多种运动，而始终可保持体内的相对平衡稳定。如我们人除要接受环境的各种变动与刺激外，还要进行体力、脑力、摄食等运动，但却仍能保持体温、体液、血压、心跳等的相对平衡与稳定。若没有这种体内的平衡运动，生物体将一刻也生存不了。试想，我们跑步时心跳就会加快，跑步结束后，若没有体内的平衡运动使心跳恢复正常，心脏就会以加快的速度作惯性运动，一直快跳下去，这是我们所受不了的。再譬如，我们任何体位的改变都会引起体液的不平衡，我们平时不感觉，正因为我们体内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只有当这种调节功能降低时才清楚感到，如某些病人，只要在地上蹲一会站起来，就会头昏眼花，无法调节因体位的改变而引起的体液的不平衡。
正由于整体有统一的平衡运动，因而生物体对外界刺激所作的“反抗性”变化也就不是表现在局部，而是表现在整体的有关各部。如前面举的植物抗干旱，其实不仅根系起变化，茎叶也会变化，会向减少水份蒸发的方向变化。细菌病毒侵入人体，体内不仅产生抗体，还会见到整体有一系列抵抗“措施”（这从免疫学的研究可以看到）。
正由于生物体有随时调节体内平衡的能力，才使得生物体有强大的运动能力、工作能力和自我修复（治疗）的能力，使任何机器无可比拟。例如，有许多野生动物的奔跑速度比火车还快，但它的腿关节既不发热，也不磨损；人脑约有几百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相当于一个电子管，有人设想，按照现代技术技术水平，如果用几百亿个电子管做成一台机器，那么它每次只工作几分之一秒钟就会有几千个电子管理损环，而无法连续工作。可人脑，只要合理使用，便可健康稳定地工作一生；有人把青蛙的视神经切断（青蛙的视神经约由50万根神经纤维组成），结果，由于青蛙的“自我治疗”，在三个月内，这50万根神经纤维全接通，青蛙的视觉和以往一样好。
正由于生物个体局部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在整体平衡运动下进行的，是和外界环境作斗争中发展的，因而各个局部不会畸形发展，而是有整体与局部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如长劲鹿的长颈与长腿是协调的，这使它从高处的树叶到地上的食物都能方便享受；四脚动物四脚的长短粗细也是和身躯的形状重量相适应的。
生物的这种平衡运动，是极特殊的平衡运动，它在建立新平衡的过程中，有自身物质的发展。在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物质的运动、变化与产生新的物质（如产生抗体、红细胞以及其它各种细胞等等）。这也就是说在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物质的运动变化是受整体的运动，整体平衡发展的需要所控制、所决定。（对于生物平衡运动机理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从认识生物的运动规律探讨人体疾病的本质及其治疗》一文里还要进行。）
顺便说一说，上面举的一些生物“反抗性”例子，在现有的生物学上被称作生物的“适应性”，这“适应性”被认为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认为这是生物体的一种最基本的属性。更不认为这“适应性”会随生物的运动而不断发展，并有其发展规律。
为了便于讨论与叙述，我把所有生物都具有的“反抗性”运动暂叫做生物的“低级运动”或“被动运动”，由意识支配的运动叫做生物的“高级运动”或“主动运动”，但不管哪一种运动，都会带来生物物质变化、发展，并有共有的发展规律、遗传规律。
三、生物物质发展的基本运动形式
生物体通过运动有自身物质的发展，但要获得任何方面的健康发展，都需经过体内两种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运动交替进行才能实现。例如，要使皮肤经过摩擦不断增厚，就必须经过摩擦——休息；再摩擦——再休息，如此反复交替的运动。若一直不停地摩擦，不让休息，反而会糜烂。摩擦的过程可说是局部进行运动，进行“反抗”的过程。休息的过程则是整体进行平衡调整，对摩擦的局部进行物质补充、加强的过程。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把局部进行反抗的过程简称“反抗”，体进行调整的过程简称“调整”。那么，经过一次“反抗——调整”运动后，就会使自身物质有所发展，使下一次“反抗”运动能承受更大一些的刺激。当进行下次更大的刺激后，反过来又促进下一次“调整”运动更进一步。于是经过“反抗——调整”运动的反复交替进行，就会促使自身物质呈波浪式向前发展，其运动能力（抵抗刺激的能力）也跟随着呈波浪式增大。不过，要使其获得最佳的发展，最快的增大，这就需：1）每次的刺激量（运动量）必须是最佳量（这最佳量，即是机体能允许的最大量——它不仅包括刺激强度的大小，也包括刺激时间的长短）。超过了这个量会使机体损伤（生病），不足这一量，又不能促进其最大限度的物质发展。2）每次“调整”的时间必须是最佳时间（“调整”运动是整体进行调整平衡的运动，这运动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时间也有一最佳值，不足这一时间不能使自身物质得到充分的补充、加强，超过这一时间还未进行下一次“反抗”运动，那么加强的物质也会衰退。这最佳“调整”时间的长短，与刺激量有关，与自身的物质基础有关）。
不过，刺激量稍超过了最佳量，造成机体损伤，这轻微损伤可在“调整”运动中得到修复。但若未进行充分“调整”，，就又进行下一次刺激，而且以后连续如此，那么轻微损伤会逐渐累积成严重损伤，形成慢性疾病。
当然，这最佳刺激量，最佳“调整”时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其运动的不断交替进行而呈波浪式发展的，最佳刺激量会越来越大，最佳“调动”时间会越来越短，与此同时，自身物质也呈波浪式发展，并有从量到质的发展。
生物体各方面物质的发展及其运动能力的提高，无论是脑力、体力、各种技能技巧还是抵抗各种理化刺激的能力的提高，即无论高级或低级运动能力的提高，都基本是以上述的基本形式进行运动而实现的。
人被毒蛇咬后会致死，这不是人不具有抵抗蛇毒刺激的能力。而是人没有经过上述“运动”使其获得发展，人体一下子抵抗不了蛇毒的强刺激。如果将其毒性人工减轻（稀释）到人体能耐受（能抵抗）的范围，注入人体，人体就会产生相应“抗体”与之斗争，以后再渐次增强毒性注入，抗毒能力就会渐次增强。美国的鲍尔·海斯德正是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不怕眼镜王蛇咬的。细菌病毒之所以能致病，其道理也一样。打防疫针之所以能免疫，也正是因注入疫苗促使体机体进行上述运动而增强了抵抗力。
四、生物体抵抗外界刺激、发展自身物质的能力与自身物质基础的关系。
生物体所发展的物质是自身“制造”的（并以已有物质为基础，在此之上发展），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是依靠自身整体力量（整体运动）所产生的。因此不同种生物，由于物质基础不同，对各种刺激的抵抗方式、能力大小、反应快慢都不同。然而这“不同种”的生物正是在不同环境里进行不同运动造成的，将随生物的继续运动而继续改变、继续发展。随其发展，物质基础越雄厚，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越强，“手段”、“措施”越多。从生物免疫系统的不断发展可清楚看到，无脊椎动物只有吞噬作用；软骨鱼开始有淋巴细胞特异性反映；爬行类能产生抗体；到了高等动物，才具备更完善的免疫系统。所以，随着生物的进化，总的来说是物质基础越来越雄厚，生命力越来越强，寿命越长，进化越快。
同种内的不同个体，物质基础也有差异，因而抵抗方式、能力大小、反应快慢也不一样。要增强生物体某一方面的抵抗能力（运动能力），除了进行这一方面的锻炼外，还必须从整体的各个侧面尽力进行多种多样的“反抗——调整”运动，使整体得到多方面发展，从而获得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高效的“调整”功能，为某方面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从人们的实践看也证实了这点，香港 何达 先生能炼出在冰天雪地里只穿单短袖衣裤（他以前曾有体弱多病的），正是他除了进行抗寒锻炼外，还进行跑步、游泳、打羽毛球、爬山（爬楼梯）、冷热水浴、刷子擦身等锻炼，若不进行多种运动，仅进行寒冷锻炼，则是难以很快提高的。许多进行多种体育运动或武术气功运动而身体强壮的人，不仅这些方面的运动能力强，而抗寒、抗热、抗病、抗各种理化刺激的能力也都强，同时进行脑力运动的能力也强，（不易得神经官能症）。
五、生物体反抗外界刺激的能力与内部运动状况的关系。
同一生物个体，在不同的时刻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是不同的。由于生物有各种不同的节律运动（生物钟），在不同的时刻其内部的运动状况不同，因此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也不同。例如有人用两组老鼠各二十只进行试验：分别是早、晚接受相同强度的X射线照射，结果早上接受照射的一组在130天后，全部健康地活着，而晚上照射的没有一只活过13天。
在个体的一生中，不同时期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也不同。个体越幼小，虽然物质基础越薄弱，但自身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新的物质的能力却越强，即“调整”能力越强。初生儿在一瞬间，从母体的恒温、恒压、充满羊水，无需自己呼吸与饮食的环境里，突然出生到另一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这没有极强的“调整”能力是无法生存的。平时说幼儿的各种适应性最强、可塑性最大，也正是说明了幼儿自身物质的可变性最大，“调整”功能最强、最迅速。
六、生物的“运动惯性”
生物体朝哪方面运动，不仅促进了自身物质朝哪方面发展，同时还产生了这方面的“运动惯性”，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能重复这方面的运动（我把这种特性暂称作生物的“运动惯性”）。其运动若不断进行，不仅生物体内物质有从量到质的发展，“运动惯性”也有从量到质的发展，并可由此而形成生物的“记忆”、习惯、本能、生物钟等。
可说凡生物都有“记忆”，不仅人有，动物有，植物也有。在研究“生物钟”和实验室内，给植物一短时间的光刺激（或某些其它刺激），那么在叶子运动的昼夜曲线上就出现跳跃，以后无光刺激时，这种跳跃还在每天的同一时刻里出现，长达好几天之久。[i]
不仅人的大脑有记忆，各组织乃至细胞也都有“记忆”，最为明显的是“免疫记忆细胞”。这各种不同“记忆”虽有质的区别，但它们都有其共同点——都由自身的运动形成，由继续运动而继续发展，并有从量到质的发展，不运动则衰退。如果不断地让我们人或动物重复某一动作（或行为），便会逐渐由“记忆”发展形成为一种“习惯”，重复的时候越长，“习惯”越稳定难改。如果世世代代重复下去，那又由“习惯”逐渐发展为“本能”。这从一些人的实验里可以清楚看到。如巴甫洛夫所记述的白鼠条件反射遗传研究实验，实验是使白鼠驯养成按铃声而跑到喂食地点。所得结果：“白鼠的第一代驯养成这样的习惯须经300次训练。即必须将鼠的喂食与铃声结合300次才能使它们驯养成闻铃声而跑到喂食处。第二代得到同样结果只需100次训练就够了。第三代在30次训练后即驯养成了这种习惯。第四代只需10次训练即够。第五代，我在彼得格勒动身前看到，5次重复后即已习惯这种铃声。第六代将在我回来以后进行实验。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经过若干时间以后，鼠的以后的后代可以无须事先训练而能按铃声而跑向喂食处了。[ii]”英国精神病学家麦克·杜戈尔用家鼠也作了类似的实验，得出了相同的结果。[iii]
再从动物一些复杂的本能行为的表现与变化的情况里，还可看出虽经祖辈世代运动逐渐形成了后代的本能，但后代在后天的环境里， 当有了新的“认识”后，还可根据环境的改变而采取新的运动，获得新的发展，原有的本能会因“不用”而衰退。例如，人们曾用十年时间对11000只鸥鸟的迁飞行为作了实验，将它们“在荷兰国土上装上标记后，带到瑞士，在秋天迁移的时候释放。”结果“幼鸟仍然按照祖传的方向迁移，向西南方向飞到了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过冬。”而“大多数成年的鸟都纠正了方向，又飞到原来居住的英国和法国西北部”。再看我们的一些家养动物如牧羊狗、看家狗、向导狗等，它们在很幼小时就具有了“牧羊”、“看家”、“向导”的习性。可以说已成了它们的本能。这本能是它们的野生祖先所没有的，正是人类对它们家养祖先世代训练的结果，而野生祖先的许多本能却由于家养后代的“不用”而退化了。
此外，对于“生物钟”的形成准备另作专题讨论。
七、生物物质的变化、发展与遗传
生物体自身物质上的变化、发展会影响后代。不过生物体由于后天运动而有物质上（性状上）的变化，即所谓“后天的变化”，在生物学上被称作“获得性”，而“获得性”能不能遗传的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先就“获得性遗传”的问题进行讨论。
“获得性遗传”的问题可说是现今遗传学上的关键问题，是被认为决定拉马克学说与达尔文学说胜败的关键问题。
在《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里说得清楚：“选择概念是达尔文学说和拉马克学说的分水岭，两者的区别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是从广泛存在的变异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的。而拉马克学说是从获得性遗传的假说出发的。只要变异是事实，尽管对变异的原因不了然，对于达尔文学说的胜利并不是严重障碍。相反，只要不能论证获得性的遗传，拉马克学说就要失败。
“获得性遗传”问题也是两大学派（米丘林学派、摩尔根学派）长期争论的问题。
摩尔根学派认为，环境的改变或个体进行“用”与“不用”的运动，都只能引起个体表型的变化（体细胞变化），而不能引起生殖细胞内遗传物质改变，因此确认获得性不遗传。
米丘林学派却从米丘林等人多年实践里看到获得性能遗传。米丘林等人通过环境条件的改变引起遗传性改变，从而成功地定向培养出了三百多种果树新品种。把南方果树的栽植范围大大地往北方推进了。
学术上有不同的理论、观点，本是好事，完全可以互相商讨、共同研究，一起寻求客观真理。只是，李森科等人却用了反科学的办法对待科学。给摩尔根学派扣上了一大堆“帽子”，并“煽起讨伐摩尔根学派的浪潮”。致使两学派极其对立，造成互相攻击、互相否定，甚至对彼此所看到的事实也互不承认，给生物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损失。本来，他们从各自的侧面都看到了生物体所共有的特性：米丘林学派看到了生活条件的改变会引起生物体发生变化，并影响后代。而摩尔根学派也在实践中看到了各种理化刺激会引起生物变化，并影响后代。例如对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使用各种理化刺激，结果使青霉素的产量不断提高。但两学派却互相否定，或用各自的理论进行解释。摩尔根学派认为青霉菌的变化是由于强理化刺激直接引起了基因突变（把这叫做“理化诱变”），与个体本身的运动（变化）无关。
两学派长期争论不能统一，这除了两学派采取不应有的对立态度外，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都受了“自然选择”思想的束缚，忽略了对生物自身运动规律的研究，因而未能进一步揭示“获得性遗传”的规律，致使“获得性|”本身的含义也含混不清，这就更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明确“获得性”本身的含义，并进一步探讨“获得性遗传”的规律。我想对获得性遗传的问题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
我们若把生物自身的运动所引起的物质改变（表现为性状改变），叫“获得性”的话，那么它对后代的遗传有它的遗传规律。下面谈谈自己对这规律的初步认识，和大家讨论：
（一）生物物质有不同的量与质的变化，对后代则有不同的影响。
由于“获得性”的物质基础是由生物的运动形成，并随着运动的不断进行，其物质会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运动的时间越长，质变越深刻——“获得性”越深刻、稳定。如果我们所说的获得性是指的一代相对于亲代来说性状上的改变，那么这一代的变化，相对于它祖辈世代累积的变化来说，是极其微弱的。这“微”是说它的量微小，不易觉察；这“弱”是指它容易改变。它可以被个体不断进行新的运动所改变。当遗传给后代后，也可以被后代在新的环境里进行新的运动所改变。同时这一代的获得性也同样有大小之分与量质之别。人偶尔劳动手上打起泡，这起泡的变化对身体的影响极微，休息几天其泡自消，难以影响后代。如果是作长期的重体力劳动，这就会使全身起质的变化，而必影响后代。有人用手上打起泡，皮肤被晒黑等例子来说明获得性不遗传。皮肤晒黑遗不遗传呢？皮肤晒黑同样有量与质的区别，同时影响皮肤颜色的还有多种因素，有父母双方影响，有后天环境影响。而一代影响再大也是极微弱的。如果世世代代男男女女都长期生活在强烈的阳光下，那就会看到对过遗传累积的显著变化。今天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种：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他们的不同肤色正好对应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不同纬度位置上的不同的阳光强度，这能说不与阳光刺激有关？不是遗传累积的结果？这长期遗传累积的肤色，不仅明显且不易改变。至少十几代不会有显著变化。但是否永远不变呢？不会！随着各民族人口的不断增长，居住地不断扩大，在不同的地区肤色已经有了变化。高加索人，从北方地区至赤道两帝都有，而他们的肤色正好随纬度位置相变化：北方的地区肤色很浅，赤道两旁为深棕色。
（二）生物体与环境条件的局限进行斗争而影响后代。
环境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生物物质变化（性状变化），不能简单地称为“获得性”。因生物体必和环境条件的局限作“斗争”，通过“斗争”所引起的性状变化会影响后代。例如肥力（营养）条件的局限。同一样品种，由于肥力条件不同，在生长发育上会出现差异，肥力强的长得快、大、好。但这快、大、好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是遗传。相反，肥力差的个体会努力增强对营养的吸收力和利用力。并把这种“反抗性”遗传给后代。后代若在相同的环境里，反比对照组发育得更好，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十分显著的，如萨哈罗夫的试验：“将普通家蝇所产的卵分成两等份，一份移置于有营养的培养基中；一份移置于无营养的培养基中（已生活活过好几代幼虫的老培养基中，营养成份几乎已没有）。培养在缺乏营养的培养基中的蝇幼虫，化蛹比对照蛹幼虫早、蛹体小，平均体长 4.68毫米 ，体重4~5毫克；培养在有营养的培养基上的蛹体 6.68毫米 ，平均体重14~16毫克。从小蛹羽化出来的小蝇和从喂胖了的蛹羽化出来的大蝇，都得了第一代，它们被饲养在同一个对照的培养基上，结果，喂胖的大蝇所产生的子一代得到了体小的后代，而幼虫挨过饿的小蝇所产生的子一代得到了体大的后代。[iv]
（三）生物体与外伤进行斗争影响后代。
由外力直接改变（外力伤害）生物物质，这种改变也同样不能简单地称为获得性。生物体必和外伤斗争，外伤对后代的影响，是亲代与外伤“斗争”后的综合影响。不过由于生物各自的物质基础不同（抵抗力强弱不同），所受创伤的性质、大小、部位等的不同，其遗传情况也不同。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1）在当代就能战胜外伤并将其“获得性”遗传后代。
卡梅列尔作海鞘试验，海鞘的前端有两条管子（水管），“卡梅列尔将二管切去，以后，二管再生而长出比切去前更长的管子，如此重复地进行切除，海鞘就有了很长的管子，并得到具有长管的后代。”[v]
（2）在当代不能完全战胜外伤，可在第二代战胜。
切掉生物体某一部分（如老鼠尾巴），虽不能在当代完全再生，但可在第二代长出，而在当代也会努力与外伤“斗争”。可说生物体对任何刺激与伤害都会作出“反抗性”的运动，不仅上面举的青蛙与海鞘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从各种外科手术及生物实验里都可看到这一点：切掉生物体某一部分，有的能在切除部位完全再生（如人体的膀胱），有的虽不能再生，但会在相应部分发生所谓“代偿性增大”，例如胫骨折断时，腓骨便发生代偿性增大；一只肾脏切除后，另一只便发生代偿性增大；甲状腺的一部分切除后，其余部分便发生代偿性肥大。等等。这“代偿性增大”正是与残伤作“斗争”的表现。
（3）如果所受外伤严重，在一、二代都抗不过，但可逐代抗过。
切掉老鼠尾巴对老鼠的整体运动影响不大，如果切掉某些重要脏器，或受某些严重的理化刺激，那么所受损伤会影响下一代，甚至第三代。但逐代抗力会增强，到能战胜时，其个体反比对照组生命力更强。斯托卡尔德作过这样的试验，将小豚鼠双亲之一或二用酒精作用：所产的小豚鼠是许多生活力小，有缺陷的柔弱动物。他曾从42次杂交中，得到17只活产新生鼠。其中10只在出生后第一周便死去，7只活的动物中，有5只是有各种各样缺陷的。“幼豚鼠的缺陷主要是体躯矮小，受命不长，抗病力不大。身躯矮小的缺陷能在二代、三代或更多世代保持。但第四代鼠已比对照鼠强壮和长命。”[vi]
（4）如果所受的损伤一代抵抗不过，影响下代，下代又在在同样受损坏境里继续受损，那么后代的损伤可能越来越重。
（四）精、卵细胞间运动差异的大小与状况的不同，将产生不同情况的子代。
由于精、卵细胞都有可能单独发育成完整的个体，也就是说，每一精、卵细胞都有各自统一的运动（发育）规律。当两精、卵细胞结合，要发育成同一个体时，按谁的运动方式运动？这就必须使两者协调统一起来，那么两者能不能协调统一？这就会由于两者运动差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有不同情况的子代）：有能发育成个体或不能达育；有发育良好或发育不良；有表现亲本某一方性状或双方综合性状等等不同情况的子代。又因精、卵细胞都是活体，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影响子代性状变化。以上多种情况我将在《对孟德尔规律及“现代遗传学”若干理论的质疑》一文里还将作进一步讨论（此文以下简称《质疑》）
否定获得性遗传的人们曾举出的例子，总起来看不外乎这样几类：
（1）由环境条件的局限或直接的外力损伤所造成的变化。（2）由于一代的获得性遗传很微弱，后代到了新的环境里引起了新的运动，有了新的变化，原有的获得性无法显现。（3）将物质与物质的运动混为一谈。例如举出人的知识、才干、聪明才智等，这些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与记录。而遗传的是物质，不是前代的运动。后代的聪明才智需后代后天的运动。（一代的运动表现与世代进行同一运动而形成的本能，有本质区别。同时本能形成以后，本能动作与行为的出现，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若从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生物运动与生物物质发展的关系来看，人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却正证实了“获得性”的遗传。因为人的聪明才智是人脑物质运动的表现，有它的物质基础。而“人脑”这一生物物质与其他生物物质一样正是通过运动（脑力运动）产生与发展的。这从动物试验里也可清楚看到，对动物进行智力（脑力）训练，它们不仅会从外表上表现出聪明（如马戏团动物），更能直接见到有大脑物质上的发展。例如，中国科学院曾有研究，在《关于智力发展研究的一些情况》的报道中写到：“用动物作试验，发现经过训练的动物，解剖它的大脑时可以看到它的大脑皮层的纹路加深了。脑的重量也有增加。”只是，人们未能对它们的世代进行连续的智力训练，使其产生更进一步的质变。我们人类，由于世世代代进行脑力运动，通过遗传的累积，不断获得从量到质的发展进化，从而使人的智力能根本区别于其它动物，高于其它动物。这进化的过程，从各个时期的人类头骨化石的演化上，也可直接见到。
不过，人脑虽然具有了能产生人类所特有的聪明才智的物质基础，但是也只有通过脑力运动才能表现出聪明才智，并继续促进它发展。若不进行脑力运动，不仅不能产生与表现聪明才智，反而会使自身物质衰退。这有许多事实可清楚说明。从全世界所发现的五十多例由野兽（狼、虎等）抚养大的人孩里尤可看到。那些“狼孩”，“完全是野兽般的孩子”，有野兽般的习性，却没有人类的智慧、思想、情感、才干。这不是因为他（她）们没有人类大脑的物质基础，而是没有进行人类大脑所进行的运动，特别是是从小没有进行这种运动，这就不仅不能使大脑物质正常发展，表现出聪明才智，而且会使大脑物质严重衰退。因此，当他（她）们再回到人类社会后，帮助（教育与训练）他（她）们进行人类的脑力运动（学习与思考）时，脑力发展极为缓慢。一个重新回到人群生活了七年的“狼孩”，只学会了45个词。当时她约有16岁了，智力只及三、四岁的一般儿童。不过从这方面又说明，他（她）们毕竟还是生物，帮助他（她）们进行脑力运动，虽然发展极为缓慢，便仍能不断发展；他（她）们必竟还是人，他学会人所用的词。
如果不看到生物物质的发展与生物运动的关系，不看到个体发展与种系发展的关系，而是把彼此孤立起来，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不仅不能很好地对人类聪明、才智的健康发展进行指导与推促，反而会在生物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上造成一系列的矛盾与紊乱。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建立有培养“优秀人种”的“精子银行”，据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精子被储存在内，从这种措施看，自然认为聪明才智是可以遗传的，但在否定“获得性遗传”时，又认为是不遗传的，这就在理论上造成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与紊乱。再有，长期存在的“优生学”与“优境学”之争等，也都说明了这点。
不仅从人类所具有的聪明才智看，“获得性遗传”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再从人们早已熟知甚至早已公认的获得性遗传的无数事实看，更有无可否认的。如米丘林，巴甫洛夫等人多年实践的结果，近年来大家所公认的细菌、病毒、害虫、鼠类等抗药性逐代增强的事实等等。对于细菌、病毒抗药性逐代增强的事实，曾有人否认说：“抗菌素并不促使细菌发生抗药性变异，反之，细菌在接触抗菌素之前，可以随机地发生抗药性突变。个别细菌发生了抗药性突变的细菌群体当接触到抗菌素菌素时，其中没有发生突变的细菌全部被杀死，只有已经发生突变的细菌才能繁殖。这样原来对药物敏感的细菌群体终于会变为对药物不敏感的群体。”请问：
1）能说每种细菌、病毒、害虫等都必然早已发生能够忍受人们所用各种药物的基因突变？这只怕与基因突变极稀少性、盲目性理论直接相违背吧？
2）从广大事实看，具有抗药性的“品种”（群体）多是生命力强、发展快的。这样的品种为什么反而最受压抑？在药物使用前竟毫不能发展？
3）为什么它们的抗药性又正好是随药物剂量逐渐增大而增强，若骤然增大则什么也“选”不出？又有人说这是“变异逐渐发生”，那么如何能发生？在极其漫长的“自然突变”过程里都不能逐渐发生，不能累积，偏偏药物使用后却极迅速地发生并累积，这能说药物仅起“选择”作用？
4）如果“选择”真能起作用，那么经过一次一次地“选择”（过筛）理应越筛越少，何以越筛越多？越发展？有人想象这种“选择”作用的促发展原理是：药物杀灭了“没有发生突变”的群体，为“发生了突变”的群体减少了“竞争”的对象，于是能得到发展。可是这想象与事实完全不符，药物不是帮助“发生了突变”的群体减少了“竞争”对象，而是正相反，随着药物的使用，他们的“竞争”者是“反见激增”！种内种间“竞争者”的数量都随药物的使用而不断增加（这样的事实现在是举不胜举的）。
有人说曾有实验“证明”了细菌、病毒的抗药性逐代增强，不是获得性遗传的结果，而是突变加选择的结果。其实，这实验只不过是证明了个体间存在抵抗力强弱的差异而已。当用同一剂量的药物去作用群体时，抵抗力弱的被杀死了，强的被保存（保存的是抵抗力强的，而不是发生了突变的）。但这强弱不是静止不变的，会随着个体的不同运动而不断改变。抵抗力弱的个体，若给予抵剂量药物刺激（使其能得到药物“锻炼”的机会），抵抗力就会逐渐增强（证明其逐渐增强的试验是很多的）。而抵抗力强的个体，若继续给予药物“锻炼”，也同样会增强抗药力，若得不到“锻炼”机会（一下子给予高浓度药物），也同样杀灭，“选”不出任何东西。例如：“黄色葡萄球菌的自然种群对青毒素是敏感的，每一立方厘米培养基里含有0.1单位的青霉素，就足以使绝大部分个体死亡，但个别菌株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进行繁殖。再让这种细菌在0.2单位的培养基里，绝大部分个体又都死亡了，但又有个别菌株存留下来进行繁殖。如此逐渐提高培养基里的青霉素含量，结果得到了一个新品系的黄色葡萄球菌，它能在每一立方厘米含有250单位青霉素的培养基里生存繁殖。但是我们若不是逐渐提高而是骤然加入高浓度（例如50单位/立方厘米）青霉素时，则黄色葡萄球菌全部死亡，培养不出这个新品系。”
而有些实验是明明证明了“获得性”的遗传，但硬要牵强促附会另作解释，这就说不过去了。例如有人作的果蝇实验：“研究者用乙醚的气体来影响果蝇的卵，由此发育出来的果蝇有少数发生这样的变异：平衡棒发育成翅膀。这个一定变异当然不遗传。研究者继续做实验，让那些具有一定变异的个体产卵，又用乙醚气体来影响卵，所产生的果蝇又有一部分能发生一定变异。如此连续选择和处理，发现能够发生一定变异的个体一代代地增加。奇怪的是，经过20代，这一定变异得到了遗传。这就是说，不必再用乙醚处理，也得到一定变异。[vii]”这里不仅清楚地证明了获得性能够遗传，而且也证明了通过世代运动的累积，“获得性”会不断稳定和发展。可是为了否定“获得性”遗传却硬说“这是在选择过程中某些个体发生了有关的突变，从而得到了遗传。”仍旧归功于突变加选择这是说不过去的。
美国《科学文摘》1981年12月1期上，也报道了美国一些科学家通过实验再一次证明了获得性遗传：“安大略癌症研究所的爱德化·斯蒂尔和雷金纳高尔茨 金斯基 博士的初步实验支持了拉马克的论点。他们表明：对疾病得到人工免疫力的老鼠繁殖了具有同样免疫力的小仔。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尼尔·斯科尔尼克同样表明：对疾病具有人工诱发感受性的老鼠，把这种特性遗传下去。”
摩尔根学派认为获得性不遗传，这不仅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遗传物质只存在于生殖细胞内，不受个体运动、环境变化的影响，即不受个体主动与被动运动的影响，这些运动只能影响体细胞变化，认为体细胞与生殖细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细胞，包含有截然不同的物质。可是从实践来看，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事实看，生殖细胞内包含的“全部遗传物质”，在体细胞内也全包含有。从个体内分离出的体细胞经过培养照样可以发育成完整的个体。而生殖细胞——卵细胞，不受精，只需某种刺激，如针刺，也照样可以发育成完整个体。可见两种细胞从遗传角度看，并没有本质差别，它们都是个体（整体）运动的产物，受个体运动影响与控制。
生物的个体运动带来了个体发展，小体通过遗传的“接力”运动带来了种系发展。种系的发展是连续的，是不是断地从量到质地向前发展的。
一部生物的系统发展史，也就是一部生物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从地质学、古生物学上能多么好地看到这部历史：它说明正是地球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生物的运动发展。地球的环境变化大，生物的发展就大；地球的环境变化小，生物的发展也小；环境相对稳定，生物也相对不变。每当地球出现全球性的冷热周期大运动（冰川运动、造山运动）的时候。就正好是生物空前大发展、大进化、大飞跃的时候。如在地球出现第一个冷热周期运动（约在距今34.3亿年）后，出现了单细胞生物（它们兼有动物与植物的生活方式）。第二次冰期出现（距今25.9亿年左右）后，多细胞生物出现，并形成了动植物两大类。植物由一些低等的菌类藻类组成，动物主要是些简单的多细胞生物。而在距今19.3亿年左右的又一次热运动（五台运动）后，不但简单的多细胞生物与单细胞生物大量繁殖，而且产生了双胚层生物，它的细胞有了明确的分工，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器官，并产生了神经细胞。在距今14.1亿年的又一次冰期后，更高级的三胚层动物诞生了。在距今10.1亿年左右的又一热运动后，植物方面，藻类植物个体更大，从形态上看，似乎已有根茎叶的分化（但还不具根茎叶的功能）。动物方面，所有高级的脊索动物都已具备，门类众多。而在距今7亿年左右的这次冰期运动后，生物更出现了大飞跃。植物方面，向陆生植物过渡。动物方面，有腔肠动物、环节运动、节肢动物，并出现了原始的脊椎动物。距今4.5亿年左右的又一次热运动（加里东运动）后，地球陆地扩大，产生了两栖类及裸子植物。距今2.67亿年的第五次冰期后，出现了爬行动物世界。1.18亿年前的燕山运动后，更带来了生物的空前发展，高级的哺乳运动成批出现。高大的被子植物门更占了统治地位。而在第三纪末，第四纪初，随着这最近一次冰期到来后，出现了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祖先——古猿，就是在这次冰期后，同严酷的环境，同恶劣的气候作顽强地搏斗，才逐渐发展诞生了我们人类的。[viii]
正是地球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生物的运动、进化才使在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从化石见到生物似乎是跳跃式的进化，“新的品种似乎是突然出现的”，“以后持续亿万年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因为地球每次全球性的运动，其运动期，相对两运动间的间歇期来说是短暂的，但相对于生物每代的寿命来说，又是漫长的。在这“漫长”的运动期里，地球的面貌、气候、水里、及空气里的成分等等都会出现一定的定向大变化（相对于运动间歇期来说变化要剧烈得多），这就会促进生物获得定向的大发展。因此，从整个地质历史（从整个地层的化石）来看，在短暂的运动期里，生物有了大的进化、大的飞跃，而在极漫长的运动间歇时间里，生物却变化不大。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地球大的运动时期里，地球各处的变化并不会一样，而在运动间歇时间里，也有各种小的或局部的“冷”、“热”运动，各地变化更不可能一样，这就会促使生物朝各种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出现生物的多样性。
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则应出现相反的景象：在地球运动的间歇期，即在极漫长的相对稳定时期，生物的各种变异更有机会得到累积，从而能得到大发展、大改变。而当地球每出现一次运动，对生物就将是一次灾难，就会有大批没有发生“有利变异”的生物被淘汰。地球大的变动将是大的灾难，小的变动将是小的灾难。对过一次一次灾难性的淘汰生物应是越来越少，怎么能出现越来越兴旺发达的景象？怎么能解释从化石上见到的“跳跃式”进化？最近美国一些生物学家也因此而向“达尔文主义”提出了某些质疑。
当然，这极漫长的生物系统发展史——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我们一代人自然无法直接见到。但从繁殖速度极快的微生物，昆虫等因反抗理化刺激而获得发展的情况里，却可以直接见到相似的发展过程。例如：前面说到的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最初是1943年在美国的北方发霉的甜瓜上分离出来的，每一毫升培养液中只有青霉素30—40单位。以后用X线进行照射，得到品系X—1612，每毫升培养液可以生产500单位。之后用紫外线照射，得出品系Q—176，每毫升培养液可得900—2000单位。又用化学药剂——氮芥子气处理，得到品质49—133，产量提高50——100%。再用氮芥子气处理得到51—20，每毫升培养液能提取3000单位。苏联一位学者把51—20与苏联的一个菌种杂交后，再用紫外线处理，得到“杂交种”，每毫升培养液可得5000单位。以后又达到7000单位。青霉菌正是在这各种理化刺激的作用下，促进它发展，使青霉素产量由30单位提高到7000单位。
从害虫的发展情况里也可看出：人们曾使用大量的杀虫剂，如DDT、六六六等等向害虫进攻。害虫虽大批被杀灭（曾使人们觉得害虫已被征服），但没想到少数未被杀灭的害虫却受到了药物锻炼，不仅逐代增强了抗药力，也增强了生命力，因而，发展迅猛。在“DDT示使用前，对农药毒性有抗力的害虫不过十种，但使用后，害虫反见激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对害虫进行的世界调查中说：“1965年发现一百八十二个抗性种类。1968年发现二百二十八个种类，1977年发现三百六十四个种类……”，“许多不同种类的传播疾病的蚊子，现在对DDT、狄氏剂、有机磷酸盐和氨基甲酸酯都有了免疫性了，其结果是，流行疾病又蔓延开来。从1970年以来，这种流行病在有些国家是三十到四十倍地增加……“。从细菌、病毒抗药性不断增强的变化情况里，所反映的也是这种过程。
生物“斗争”这一词本是达尔文提出来的，他的“生存斗争”包括三个方面：生物与环境的斗争，种内斗争，种间斗争。但不能不说，由于他只从“选择”考虑，因此只看到斗争的消极面，只看到决定生物“存”或“亡”的一面（即被自然保存还是被淘汰）。他不仅在生物与环境的斗争中只考虑环境的选择作用，在生物与生物的斗争中也只考虑其选择作用，只看到强食弱，认为生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强种消失弱种的过程。如他在《物种起源》里所写：“新的物种以另外而更普遍的方式变得比它们的前辈更为优越，因为它们在生存斗争中，必须打败一切和它们进行肉搏的旧类型。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世界上的始新世的生物和现在的生物在几乎相似的气候之下进行竞争，则前则必为后者所战败并消灭，正如中生代的生物要被始新世的生物以及古生代的生物要被中生代的生物所战败并消灭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今天就只能有高等生物，没有低等生物，因低等生物早应在漫长的肉搏史上被消灭了。
在生物的斗争中虽有被消灭的消极面；生物与环境的斗争中，当环境变化很剧烈，生物“抵抗”不过，会被消灭；生物与生物斗争中也会有弱者抵抗不了强者而消灭。但更应该看到斗争的积极面，不仅生物与环境的斗争中促进了生物的发展，生物在彼此的斗争（竞争）中也促进了彼此发展。生物的许多高级特性、高级器官（无论是进攻性武器、防御性能力；无论是奔跑速度，反映快慢，思维能力等等），都是在这彼此的斗争中促进其发展的。同时彼此的优劣地位也会在斗争中不断改变，弱者可能变为强者，强者也可以转为弱者（弱小的蚂蚁学会利用集体力量而能战胜巨蟒）。正因生物间的彼此斗争促进了彼此的发展而又不断改变彼此的优劣地位与相互关系，并且，生物在与环境的斗争中，还促进了生物间的“互助”，尤其是种间的斗争中，更促进了种内的“互助”与团结。因此生物界并没有出现一物种被另一物种完全消灭的景况，而始终是相互制约，保持动态平衡的均衡发展局面，形成生态平衡。同时，又由于生物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彼此间的制约关系不同，所进行的运动不同，所发生的变化不同，这才更有今天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生物。若生物间只有食与被食的消极面，生物种类必然是越来越少，个体必然是越来越少，哪有今天生物蓬勃发展的景象？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自然选择”学说的问题。
（一）达尔文是从“人工选择”那里得到启发而建立“自然选择”学说的，那么“人工选择”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看，对于饲养动物、栽培植物，人们总是希望它们的生命力强、疾病少，可是无论经过人们如何精心选种、从长远看总是事与愿违，大家公认家养动植物总是比其野生祖先多病、衰弱。再看，家养品种所产生的其它许多“变异”，也正是家养环境促使它产生和保持的，并不是由于人工选择才产生和保持的，当环境改变后，所有性状都会跟随改变。达尔文也看到：“我们家养变种，当回返到野生状态后，必定渐渐地重现其原始祖先的性状。”
有人说，现在人们的生产与研究都是从“选择”着眼，实践证明“选择”对于农业生产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何能否定“选择”作用？是的，现时人们都从“选择”着眼——选育良种，这对农业生产确实发生了作用，但这作用是极消极的。在一个群体里，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均匀性，必使个体产生不同的运动，出现不同的差异（变异），有些甚至会出现显著差异。在这些变异里，从人的要求来说会有好有坏。人们将其“好的”人为地选择下来，又通过“获得性遗传”，这自然能在后代起到好的作用。但这差异的出现，并不是“盲目的”、无规律的突变，而是有因环境影响而有变化规律性。我们若认识了它的规律性，就可人为地改变环境，让生物朝着我们所需的方向变化，而不是消极的等待。若不认识其规律性，我们常常等待，等待不来，想选，也选不出来（如上面所说的家养动植物的抗病性）。就是选择出来了，没有使其保存与促其发展的外界条件，其“优良性状”也会逐代衰退（这是人们在实践中一再遇到的）。
再说，人工选择所产生的这种良好的“选择”作用，是采用了人为的强制手段，服从了人的意志和目的才有的，大自然也有意志、目的吗？也能产生这种选择作用？如果认为“自然选择”起到了对生物性状的“存优除劣”作用，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生物的性状对生物生存来说，“有利”与“不利”，优与劣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生物的某性状在某种情况下有利，但在另一情况下会属不利；在某一时候有利，在另一时候又为不利。例如，有些动物要冬眠（或夏眠）。这冬眠（夏眠）对减少能量消耗来讲有利，但对逃避天敌来又属不利；有些动物体型很大，这“大”对战胜天敌来讲有利，但在食源不足时，又极为有害；有些动物有硬壳（如龟、蜗牛等），硬壳对躲避天敌有利，但背上硬壳使行动困难，对逃避天敌，寻找食物来说又都不利。再从生物各种性状之间的关系来看，每一生物的每一性状都不是孤立的，在某一情况下的不利性状，常会由其它有利性弥补。例如，视觉差，常可由听觉、嗅觉或其它感觉之灵得到弥补。同时性状之间又常是相互影响的，有些性状甚至是由全身状况决定的。如生长快慢奔跑快慢、力气大小、抗病强弱，等等。“自然选择”何以能将生物的各种性状孤立地分开，绝对地分出利与不利，由此而决定某一生物，经至某一物种的存与亡呢？
再看，如果“自然选择”真能起到“存优除劣”作用，那么那些不利生存的退化性状早应被淘汰，哪能存在并继续退化？例如现今的人类，由于饮食越来越精细，盲肠极为退化（其它消化器官也有退化），消化力大减，原始祖先吃的树皮、草根、生肉、生血等已再难消化。又如家兔，由于少运动心脏严重衰退（野兔心脏约比家兔心脏大三倍），因而生命力大为减弱。这种严重的退化现象，显然不是一代、两代造成的，而是世代退化累积造成的（这里再一次证实了“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的理论）。不过，“自然选择”理论在这里还一种解释：认为这种“退化”现象是一种“节约”，有助于其它有利性状的发展，因此这种“退化”对生存仍有利。可是，这种解释同样与事实不符，生物的退化并没有对其它方面的进化起有利作用，例如家养动物诸方面运动的减少不仅造成了这各相应方面的衰退，更造成了整个的生命力的衰退——无论是体力运动能力（如力气，奔跑速度等），还是抵抗环境变化能力（适应能力）等均减弱，疾病多、寿命短（家养动物比野生的寿命大大缩短，野兔平均活十五年，家兔约四至五岁，野猪比家猪的寿命约高一倍）。只有在人为的促使（刺激）它某一方面（例如产蛋，产乳等方面）发展时，才能在这些方面得到发展，而这方面的发展并非由其它方面的退化节约而成，相反，若增加其它方面的运动，反可促使这方面的发展。如给母鸡或乳牛一些合适的理化刺激：给予适当光照（适当增长日光照或人工光照），或看多种彩色、或听音乐、闻香气（味），或适量增加室外运动、或增加粗食、甚或在鸡食里掺些小石子，均可增加产乳产蛋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前面所说的，生物体所发展的物质是生物体自身制造的，整体物质基础越雄厚，整体运动能力越强，制造所需物质的能力越强。
正由于生物有随时与“不利”环境作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改变与发展自身物质这一基本特性，因此，即使在某种情况下看上去极为明显的不利性状，“自然选择”也无法将它们淘汰掉，这不仅无数个体的生活之中可以清楚看到。从种系的发展之中更能清楚地看到。例如驼鸟与鲸的发展，驼鸟的祖先曾是能飞的。适合飞翔的构造肯定不适奔跑，但当环境改变以后，它们的后代却都以不利的构造继续与环境作斗争，在奔跑中不断发展适合奔跑的性状（如腿脚越变越粗），从而越来越能适应新的环境。鲸也一样，鲸的祖先曾是在陆地上用肺呼吸的，肺呼吸这一特点自然不利水中生活，但“自然选择”也未能把这淘汰掉，而是由其后代的代代努力（运动），使这一特性得到了新的发展。
（二）可以清楚看到，有许多生物现象都无法用“自然选择”解释。例如：生物的节律运动（生物钟）；动物的各种本能行为；杂种优势以及前面说的生物“反抗性”运动等等。
有些现象一直被认为唯有用“自然选择”才能解释，如保护色或生物的各种鲜艳体色、拟态等等。其实，这些现象的产生都有它们的必然原因，必然规律性（这方面另作专题讨论），若用“自然选择”解释，实际上常常作的是所答非所问的解释。例如问：保护色是如何产生的？鲜艳多彩的体色又是如何产生的？回答的不是如何能产生，而为何能保存（至于如何产生的问题，认为无需回答，反正是在乱变之中碰运气产生的，只需回答产生后为何能保存）。而这为何能保存的回答又常常是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的。如对保护色的解释：具有保护色的生物，不易被天敌发现，因此被自然保存；而对鲜艳多彩的体色，一种解释是：因它漂亮，容易吸引配偶，有较多繁殖后代的机会（即所谓的“性择”的关系），于是被保存。另一解释是：因它的颜色鲜艳可怕（具有所谓的“警戒色”），为天敌所畏，所以也被保存。如果美丽的动物是由“性择”的关系保存下来，那么具有“警戒色”、“保护色”（难以被配偶发现）的动物，理应统统淘汰。如果具“保护色”的生物是因不易被天敌发现而保存，那么具醒目色的生物该统统淘汰！哪有它们的共存？ 我们人的主观想法作想当然的解释，有些体色是“想当然”也想不出来的，例如有许多动物的体色只是黑白两色（象企鹅、熊猫等等），这黑白色，既不能称“保护色”、也不可爱、也不可畏，如何解释是好？的确，到现在为止还未见有人想出好的解释出来。
现时有所谓“自然选择万能论”，对一切的生物进化现象，一切的生物性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等问题，都统统用“自然选择”这一概念解答，故称万能。然而这万问一答的解答，实际上是什么也没解释，什么也没回答！
（三）有人说：“自然选择”虽不能称生物进化的内因，但也是进化的外因，同样不能忽视。“自然选择”是不是进化的外因？不是！引起生物变化、进化的外因是环境的变化对生物的刺激。也就是说，外因是环境刺激作用，而不是环境的什么“选择”作用。如果说当环境变化很剧烈，生物抵抗不了，造成生物死亡（被自然“淘汰”），那么这对生物的进化来说起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促退作用。
在一些书籍里，也强调生物进化的内、外因。这内因，指的是“基因突变”，外因是“自然选择”。然而从这内、外因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这样的内外因能成立么？这内因：第一，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第二，不受生物自身运动的影响；第三，本身变化无规律性（基因只有“偶然”、“盲目”的突变），这种不受环境影响，又与自身运动无关的无规律变化，能称做生物进化的内因么？这不成内因的“内因”，就怎么也导不出是生物发展进化的根本原因，故只好把所称的外因“自然选择”当成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了。
（四）我们若对“现代生物学”的“突变加选择”|的理论进行分析与计算，会使问题看得更清楚。
“现代生物学”认为孟德尔所假想的遗传因子（基因）在分子水平内已经找到，它的化学本质就DNA。DNA有忠实的复制功能，这才使得种瓜能得瓜，种豆能得豆。也正由于它的忠实复制性，所以它稳定难变。要变，只能是复制功能发生紊乱，出现复制“差错”（即基因突变）。这复制差错自然是偶然的，无一定方向的。这无一定变化方向的“差错”（突变），通过自然的“选择”认为就有了变化的方向，于是得以进化，（基因突变就是自然选择的原料）。这就形成了“现代生物学”的“突变加选择”的进化理论。
这一理论在事实面前怎样呢？
今天，从分子水平内所出现的事实来看，正好否定了这一理论。因为：“一般发展的突变，几乎都是不利于生活的东西，虽然也有因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成有利的事例。但所知者甚少。”用日本木村资生的话说：“突变本来是有害的占绝大多数，如果以数字表示，有害虫的几乎占90%，中性的约占10%，有利的突变确实微乎其微。”自然选择无东西可选，“自然选择”学说哪能成立？
我们再退一步看。假设这突变不是大部有害、小部中性，而全都是有利生存的，那又怎样呢？“自然选择”学说是不是就能成立呢？下面我们作简单的分析与计算：
按基因突变理论，突变的发生是偶然的并是极稀少的，大多数生物的自然突变频率在 10-4-10 -6，即一个基因复制104-106次以后，可能出现一次“差错”（突变），从群体来说，就某个基因而言，可说在104-106个的个体内，可能出现这个基因发生了突变的个体。但就性状而言，一般一个基因不能决定一个性状，“任何一个销微复杂一点的结构和性状都受到许多不同基因的控制。”假若某个性状是由N个基因控制，要使这个性状发生有利突变，就需N个基因同时发生有利突变。由于所假设的基因突变全是有利的，而只需N个基因同时发生突变即可，其突变频率就应是（10-4）n-（10-6）n。现在，我们就按这个频率范围来具体分析我们人。人从古猿进化而来，照突变理论，是古猿经无数次突变，每次经自然选择，逐渐选出了人。人与古猿相比，各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各种不同的性状从里到外多得难以数计。我们现只分析一个性状的突变，一性状的突变频率是（10-4）n-（10-6）n，我们取高的，取（10-4）n，并假设这个性状只由5个基因控制（即以5代N、5这个数自然是很小的基因数了，同时假设这5个基因的等位基因也跟随变化，即不必考虑它们等位基因。作这种假设实际是加大了突变的频率，使计算简化）。得（10-4）5=10-20。这就是说在1020个古猿里可能有一个发生了突变的个体，我们假设未突变前的古猿个体也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现在全世界人口约40亿，即4×109个（当时古猿自然不会有这么多，作这种假设也是为了加大“选择”的可能）。这在4×109个古猿的当代找不到一个，需延续到后代，需延续多少代呢？若设每代的个体数相等，应为1020÷4×109=¼×1011（代），即需延续到¼×1011代。这需要多少年呢？若以一代20年计算，应是20×¼×1011=5×1011（年）。此数字有多大呢？与地球的年龄相比，地球的年龄约为5×109年，应是5×1011÷5×109=102（倍），这就是说要比地球的年龄大一百倍，才可能出现一个性状发生了有利突变的个体。不！这突变的性状还不一定能满足自然选择的要求，因为，突变的基因虽然都是有利生存的，但5个基因同时突变后，会由于有各种排列组合（基因的组合是自由的），而可能出现各种性状，这就不一定都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
一个性状的突变需这么长时间，许许多多性状变化需多少时间呢？而这许多性状的突变还需要同时都变得有利生存才行，若是部分有利，部分不利，仍难在生物斗争中获胜。不仅人是这样，动植物也都是这样。譬如植物遇干旱，若根发生了有利突变，能吸收更多水分。但叶却发生了不利突变，要散发更多水分，照“选择”理论，这植物仍难保存。还有，环境的变化常是反复无常的，如若出现了耐寒的突变，这在寒冷气候下有利，但当气候一热，这有利突变也将淘汰。再有，当地球环境发生巨大的定向变化时，如陆地变海洋，平原成山地，这就需生物跟随发生巨大定向变异。生物要发生巨大定向变异需世代累积，那么这累积的可能性在哪里呢？要说突变的基因在后代保持，按基因复制理论能说得过去。要说积累，要在原有的突变基础上连续不断地发生有利突变，不发生不利突变，有这种可能性吗？若有，其概率将会是多少呢？能计算、能想象吗？
一些人也看到这突变频率太低难以说得过去。于是设法让人们从多方面看到它的“丰富源泉”，例如让人从一个生殖细胞内包含了极多的基因考虑，从生殖系列中的细胞世代极多、从群体里个体数极多等等考虑。可是这诸多考虑却没有考虑由此而带来的理论上新的矛盾与混乱。比如说，看到高等生物的基因数在万以上，从个体来看，这似乎相当于把突变频率提高了一万倍以上，可是这不仅与这一理论所强调的遗传的稳定性发生了矛盾，而且也忽略了这理论所强调的高等生物的复杂性状与基因的关系。由于复杂的性状由许许多多基因控制，那么要求许许多多基因同时发生有利突变，以实现一个复杂性状的有利突变，那就更难更难了。
更无法解释的是，这无一定变化方向的“突变”，何以能造成生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方向发展进化的事实呢？如果说“自然选择”是有方向的，那么它又何以能造成一种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方向变化的环境，把生物按这样的方向选择下来呢？
有些学者也感到这理论难以叫人接受：“既然突变是随机发生和无方向的，选择又是个盲目的力量，那么就难以看出突变和选择如何有助于形成象人眼睛那样的复杂而又很均衡的器官。批评理论的人会说，这如同相信一只猴子按打字机会偶然地打出但丁之神曲一样。”
“突变加择选”的理论，是从实践到理论分析都证明它难以成立。
那么有人一定会问，如何解释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这一问题我在《质疑》一文里将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现在，应该是让我们站到客观的位置上，重新思考，重新探讨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的时候了。是重新审查我们原有理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仅会严重地影响生物学、农学、医学等等科学的发展，同时还会使“进化论”本身成为问题。
[1] E．比宁：生理钟 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134-135页）
[2] 萨哈罗夫：获得性的遗传，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234、235、166、208、239页）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方宗：生命的进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94页）
[8] 蒋匡仁：地球运动周期性之初探，《地质科学》，1976年，第1期。